《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下文简称《理查》)是英国第一部人文主义史学作品，也是莫尔唯一一部历史著作，主要讲述了约克王朝格洛斯特公爵篡位夺权的过程，塑造了理查三世的暴君形象。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莫尔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对于《理查》一书以及莫尔的历史观却少有涉猎。《理查》自问世以来在西方学界引起众多争鸣，涉及作品性质归属、原始手稿追溯、真正作者确定、原始资料来源、创作时间、英文版与拉丁文版的关系、后续翻印版本间的偏差、创作中止的原因、历史真实性以及创作动机等。英国都铎王朝史专家AF波拉德教授指出，莫尔创作这本书的初始动机(The motive of its conception)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他问题的解决。目前，西方学界基本同意莫尔写作动机的多元化，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在莫尔的多维动机中存在着一个基本倾向，即二重性特征。现试从《理查》的作品类型、政治倾向和历史垂训观三个角度对莫尔史学创作动因的二重性作简要分析。
一、文学还是史学：莫尔对《理查》的类型定位
历史对莫尔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根据16世纪传记作家托马斯斯泰普尔顿的记载，莫尔极富热情地研究了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历史著作。莫尔认为历史具有垂训功能，既然过去的事情不可能被唤回，对于那些让我们受到深刻伤害的事件，我们应当多多关注其发生的原因，从而使我们不在同一个坑里摔两次跟头。在他看来，人们可以以史为鉴，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作为北方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莫尔对政治史极为关注，政治史是这位政治思想家寄托人文主义政治理想和表达自身政治观点的载体。莫尔的好友、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曾经提及，他总是对暴政有着特殊的憎恨。通过再现都铎王朝建立前夕的政治事件来垂训当政者，用暴君理查的反面形象为后世君主的政治实践提供借鉴。莫尔把这部作品放在了政治史的范畴内，他甚至还计划过写一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他希望通过这些政治史著传达出自己的反暴政思想和对仁慈君主的渴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莫尔对历史创作的强烈兴趣以及他赋予《理查》史学内涵。
但是，《理查》不符合史学写作的严格标准，主要在于莫尔未标明史料出处以及对理查的刻画不完全符合史实，这使人们一度怀疑莫尔的初衷只是撰写一部基于文学设计和丰富想象的散文作品。莫尔的政治地位使他有机会接触当时的档案资料，但事实证明他并未加以利用，莫尔使用的材料多为口耳相传的口碑史料，但一般不注明出自谁之口。
《理查》全书仅一次提及史料的来源，据称是一次偷听而得的对话。莫尔未列出材料出处，一方面是因为迫于现实的压力，书中涉及到的部分人物本人或者其后代还健存于世并且担任要职、权势显赫。另一方面，莫尔热心于模仿古典史家，采用修辞性的历史创作方法(Rhetorical historiography)，这种写作手法主张把历史学看作修辞学的分支，从而提倡掩盖来源，去除引证，以免影响作品的美感。西塞罗在强调文笔优美的同时也指出了史学写作的又一重要标准真实性，但是采取此类手法的作者一般着重突出其文学性，其次才是历史真实性。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对修辞性传统的追求多于对规范性和精确性的遵从，莫尔也不例外，他希望自己的史学作品符合人文主义的史学规范。与莫尔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阿斯卡姆提出过史学创作的六个标准，并且他认为莫尔的作品符合这些标准。另外，16世纪著名史作《克罗兰编年史续编》是记载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统治时期历史的权威性著作，莫尔并没有看过此书，但是《理查》的主体内容却与其基本相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莫尔的记载更为详细，这是单纯的文学创作所难以企及的，从中可以看出莫尔深厚的史学功底，其史学追求也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莫尔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师，在英国文学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莫尔的散文作品是连接英国中世纪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桥梁。莫尔早年便立志于文学的研究与创作，迫于父亲的压力才投身法律。就读于牛津大学时，莫尔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这对他今后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担任律师期间，莫尔仍然把文学事业放到与法律同等的地位。莫尔终其一生文学成就斐然，他的拉丁文讽刺短诗、《理查》和《安慰的对话》等都是英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莫尔才华横溢、文笔隽永，在当时就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伊拉斯谟的学生阿特雷南曾经说过，莫尔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钦佩的，他挥动生花妙笔，其作品是最出色的，译文是最成功的。他的诗句是那么的飘洒俊逸，诗意是那么的粗犷豪放，诗词是那么的字斟句酌。他的拉丁语最纯正。除此之外，一切作品又是多么难得的诙谐幽默，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兴致勃勃地读到过这样的佳作也许，缪斯们把自己的幽默、美感和智慧全部都赐给了莫尔。这种对文学的深度热衷和高超的文学造诣对《理查》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莫尔希望赋予这部史学作品以浓厚的文学色彩。
莫尔在《理查》中寄托了自己的文学志趣，有学者把《理查》看作是莫尔在文学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如波拉德就认为《理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作品，而更像是戏剧艺术。莫尔在红衣主教莫顿家中担任仆从期间，与当时著名剧作家亨利梅德沃尔交好，因而对戏剧情有独钟，常常参与到戏剧表演之中，有时甚至是即兴表演。《理查》一书，语言有雄辩力量，富于戏剧化、多样化，精雕细刻、近乎绮丽。莫尔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写成一部历史，他希望《理查》体现出戏剧的特征，也就是说，莫尔以戏剧为模板去创作《理查》。莫尔在叙述理查篡位过程中采用了五幕结构，赋予其完美的舞台效应，作品中三分之一的文本是对话内容，并且极富感染性与文艺性，如爱德华四世在弥留之际的演讲，便是一篇精彩绝伦的戏剧独白范本。这种基于文学的设计，戏剧式的叙述模式，以及一波三折的情节安排可以让我们窥探出莫尔写作之初的文学动机，莫尔把追求精致的文艺风格作为撰写《理查》的出发点之一。莫尔用娴熟的技艺为《理查》塑造一套文学的外观，并向其内核渗透，以致于在人们看来，这俨然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在《理查》的类型定位上，莫尔的初衷是双向性的，兼顾了文学与史学两重特性。莫尔重视历史的垂训功能，希望通过撰写一部史学著作以教化世人，尤其是为当时及后世的政治参与者提供一本行动指南。另一方面，莫尔也热衷于文学事业，他期望写出风雅之作以完成自身的艺术使命。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动机使莫尔为自己的作品选择了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类型定位。事实上，《理查》既是一本可以称作文学作品的英国史书，也是一部基本符合史实的文学作品。这种动机二重性造就了《理查》文史兼备的文本形式，使其内容更为丰富，富于多样化，但是对文学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历史真实性。
二、两难境地：秉笔直书与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根据兰克如实直书的观点，史学家必须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绝不可掺杂个人的主观偏见。但进入20世纪后，这种说法逐渐受到质疑，如历史不是别人，恰恰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编纂历史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9]99合格的历史学家都会尽力避免个人的主观思想对历史写作的影响，但个体倾向性因素是难以彻底排除的。就像后现代主义者怀特认为的那样，即使历史学家尽量去摆脱政治、宗教等主观因素，他们还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是先验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语言风格和修饰形式总之，历史客观性与主观目的性始终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莫尔就深处这一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希望以铁面无私的态度如实复原理查和这段历史，另一方面，莫尔的写作动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他要为都铎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提供历史证据。
从客观结果上看，《理查》起到了丑化理查三世和美化都铎统治者的作用，但莫尔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逢迎当权者。他的最初动机是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再现理查，给统治者以警醒，给后人以真实的道德与政治教化，这符合莫尔的高贵秉性与一贯作风。众所周知，莫尔表里如一、刚正不阿。根据莫尔的女婿罗珀的记载，1504年，亨利七世为筹办子女的婚姻向议会索要一笔封建性的巨额补助金，几乎整个下院都支持国王的要求，只有莫尔义正言辞地对亨利的无理要求予以否决，使得国王勃然大怒，莫尔的仕途因此受到严重影响;1535年，他因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而丧命，亨利八世起初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极力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莫尔也积极追随并支持亨利。但在与凯瑟琳的离婚纠纷的促发下，亨利转而推行宗教改革，而莫尔却不变初衷，最终被亨利以叛国罪的罪名处死。另外，他在拉丁文诗篇中对都铎王朝专横暴戾的讽刺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为了遵循内心意志宁愿赴死也不愿向统治者低头的人，绝不会以取悦当权者为创作目的，秉笔直书才是他的原先动机。事实上，莫尔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以及对于理查的描述与评价基本上符合于莫尔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记述。近年来，学者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考证与深入研究也证实了《理查》的基本可靠性。尽管在不少细节上与史实有所出入，这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莫尔没有迫于统治者的压力而刻意为之。反之，莫尔把秉笔直书作为创作的初始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理查的蛮横形象是对都铎君主专制的影射。
莫尔在主观上并没有歪曲史实、抹黑理查的动机，但《理查》一书却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比如，莫尔把爱德华四世统治后期的稳定与繁荣景象作为理查篡位的背景，这显然是在模仿塔西陀的《编年史》，塔西陀在写提贝利乌斯暴政之前先描绘了奥古斯都统治后期的安定和谐的局面。但事实上，爱德华四世统治后期政局动荡，并不是莫尔所描绘的太平盛世，爱德华本人也并不像莫尔刻画的那般圣明与仁慈，实际上爱德华也是一位暴君。对理查的负面描绘可能只是基于史实的文学延伸，但是莫尔刻意美化爱德华，便与其倾向性的政治态度有关。莫尔希望自己刻画的理查肖像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同时也能够符合都铎王朝的统治需要，他的创作目的未能摆脱都铎意识形态的影响。
首先，都铎王朝建立伊始，社会整体环境及民众舆论不利于前朝君主，而倾向于为本朝统治者及其亲族歌功颂德。而莫尔的材料又主要来源于传言，因此他的主观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与其关系紧密的人。以红衣主教约翰莫顿(John Morton)为例，莫顿是《理查》的材料来源之一，他甚至一度被怀疑是此书的真正作者，后来虽被证明不是，但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即莫尔在创作《理查》时可能参考了莫顿关于理查的记载。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莫顿的思想倾向对这部著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莫尔幼年时期曾在莫顿家中担任侍从，并师从于莫顿，二人交往密切。莫顿对幼年莫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帮助其进入牛津大学，莫尔也十分敬重莫顿，在著作中对其进行高度赞扬。但是，作为开国元勋的红衣主教莫顿又是理查三世的死敌，理查在篡位时曾囚禁莫顿，后来莫顿诱使白金汉公爵背叛理查，在击败理查的过程中，莫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莫顿对于理查的看法是极为负面的，而莫尔在与莫顿的长期相处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这使得理查的恶毒及丑陋形象先入为主式的在莫尔心中扎根，为之后的创作动机埋下伏笔。
其次，我们在考察莫尔的写作目的时不能忽略他的政治背景。莫尔为官尽职尽责，忠于君主和国家，莫尔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忠于君主的人。亨利八世即位之时，莫尔创作拉丁文长诗以表达喜悦与祝贺之情，这个纪念日是奴隶制的末日，这个纪念日是自由的序幕如今威严的法律重新伸张光明的未来将弥补过去啊，多么欢欣鼓舞的形势。莫尔虽然不满亨利的蛮横专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君主的忠诚，毫不懈怠地为都铎政府服务。德国宗教改革时期，他曾代表亨利八世与路德展开论战，对敢于破坏教会和社会传统基础并严重侮辱开明君主的狂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
伊拉斯谟也提到莫尔为王室服务，成为都铎王朝的御用文人。莫尔忠君爱国，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君主形象为己任，他的政治身份及其恪尽职守的政治态度无疑会渗透到他的价值判断中。
莫尔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都铎意识形态的影响，《理查》一书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如实再现了理查的丑恶形象，并且准确反映了同时代人对理查的看法，正如西尔维斯特所言，仿佛后者嘱咐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莫尔去描写似的。另一方面，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历史学家让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作为都铎王朝重臣的莫尔当然要对相关史实有所选择，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莫尔所理解的理查三世的历史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都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如果莫尔将其创作目的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完全割断，那这样的著作必然是毫无生机的，对莫尔本人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
三、从道德到政治：两种历史垂训观
根据传统的道德垂训体系，作恶与自我灭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二者之间不需要严密的演绎过程，其中的因果关联浑然天成。与莫尔同时代的史学家约翰梅杰就曾做过这样的记载：威廉鲁弗斯在狩猎时被杀，原因在于他摧毁宗教建筑以扩大猎场，这是他应得的惩罚，因为他亵渎了神灵。在约翰看来，威廉的悲惨下场是注定无法避免的，因为他违背了宗教道德。这是一种中世纪式的悲剧模式，即用已预定结局的悲剧正义去传达千篇一律的道德说辞。正如法纳姆教授所言，不耐烦的道德家们热切渴望并四处寻求罪人们应有的报应。
道德垂训是莫尔创作《理查》的重要目的之一。莫尔先刻画理查的恶毒与残暴及其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再为他设定罪有应得的惩罚，莫尔在英文版《理查》中预言理查战死沙场，身首异处，这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莫尔并不想超出传统基督教史家赏善罚恶的治史范畴以魔鬼般的邪恶警示世人，再用报复性的惩处给予人们以希望，从而完成道德教化的目标。但是莫尔在遵循传统模式的同时又不愿完全依照陈旧见解，在道德垂训的表述方式上，他竭力避免落入俗套，寻求方法创新以突破传统。具体而言，他反对传统垂训体系只强调道德结论而忽视基本事实的做法，他在树立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反例的同时，又建构了促成这一结果的现实过程。正如培根所说，历史学家应追随马基雅维利，写下人们所做的，而不是他们应该做的。莫尔没有像中世纪史家那样夸大基于道德罪(Sin)的悲剧性结局，并赋予其神学色彩，而是着重于追溯历史的细节，用详细的历史演绎得出最终结论，这是一种接近现代的历史表述方式。莫尔关注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单一的悲剧性结论转向了促成这一结论的客观历史过程。莫尔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详尽地写出了理查的种种罪行，而不是空洞宣称此人罪大恶极，更没有为了终极目标去删减部分内容或者篡改相关事实。为了论证理查的涛涛罪行，莫尔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如理查为了否定他兄弟的王位继承权，便污蔑他是自己母亲与他人通奸所生，因而不具备王室血统，为了顺利获得王位，他指使杀手谋杀了自己的两个侄子。莫尔把对最终结局的预言安插在情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用一个个具体而又鲜活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暴君理查的形象及其施暴过程，从而使道德结论显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史学的垂训功能上，莫尔并未止步于道德层面，他要为都铎王朝的统治者规划出一整套理想的行为规范，从而以间接的笔法从英国历史中构建出一部莫尔君主论，实现政治垂训的终极目标。莫尔的出发点是使君主的行为变得公正不偏，借助理想君主的反面形象，力图确立一位好国王应该遵循的道德标准，从对立的角度为自己心目中的圣主明君构建出一系列理想的道德准则。这种基于道德判断的政治立场完全是传统性的，而莫尔的政治动机却在此基础上有所延伸。
结合《乌托邦》和莫尔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莫尔憎恨非道德的、实用主义的政治行为，而推崇爱德华四世式的仁君形象，极度厌恶无恶不作的暴君理查及其帮凶白金汉公爵，正是白金汉的狡黠善辩、威逼利诱之下，理查才从威斯敏斯特带走爱德华的次子并将其残忍杀害。理查与白金汉二人与马基雅维利描绘的理想君主形象如出一辙如狐狸般狡猾，如狮子般凶残。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角色莫尔的授业恩师、时任伊利主教的约翰莫顿，莫顿在推翻理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莫顿在唆使白金汉背叛理查时也使用了欺诈与诡计，却依旧得到了莫尔的赞扬与肯定。可见在莫尔看来，从政者在处理计谋与道德的关系时是可以见机行事的，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实用主义的政治行为也是可以适当考虑的。在莫尔的设定中，优秀的国王既要以正义与德性为行动依据，又要擅于运用种种手段去维护正义与道德，这些手段有时可以是非道德的。
另外，尽管莫尔对暴君理查恨之入骨，但也充分肯定了他的英勇果敢和卓越的政治才能。综上所述，莫尔已经开始以近代的视角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在完成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垂训的同时，也开启了具有人文主义眼光的政治垂训，在评价政治事件时已经开始寻求摆脱道德和宗教的限制。莫尔的二重垂训动机既以宣扬政治道德为目的，又着眼于现实的政治实践，不仅要在道德层面上以不拘泥于传统的方式实现善恶因果的基本构建，也要为现实政治提供可以借鉴的范本。
都铎王朝是英国历史的分水岭，也是英国文艺复兴的重要发展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史学创作动机的二重性特征是其自身复杂思想的一个方面，也是时代变革与进步的反映。第一，莫尔用文学的写作手段描述历史事实，以古典的修辞手法记载当代的政治事件，崇尚古典主义与研究当代历史相结合，这种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类型定位以及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宽广视野恰恰是人文主义史学眼光的体现，也是近代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第二，都铎王朝是近代英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统治权威加速扩张，专制主义日益形成，莫尔虽竭力坚持史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客观态度，又不得不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君主国保驾护航，如实直书与政治偏向的两难境地实质上是遵从内心意志与顺应时代潮流的冲突，莫尔最终选择了顺潮流而行，其忠君爱国的态度也与北方人文主义的爱国主义情怀一脉相承;第三，莫尔既重崇尚中世纪式的道德垂训，又注重历史的现实政治意义，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史学从寓言式的政治道德说教向现实的政治指导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