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因其巨大的宣传作用，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关注。冷战开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更是盯上了好莱坞。冷战初期好莱坞黑名单的形成与运作，正是这些保守主义势力干涉和打压好莱坞的必然结果，其目的是将好莱坞纳入美国冷战的宣传体系，为美国的冷战目的服务。
一、形成：好莱坞黑名单运作的第一步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二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很快就破裂了，紧接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冷战。冷战为美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好莱坞因其巨大的宣传作用也很快就进入冷战斗士们的视野。冷战初期干涉好莱坞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官方力量主要来自国会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调查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非官方力量主要来自那些民间保守主义组织和个人，如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国际戏剧雇员联盟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官方的两股势力同民间保守势力组成一个铁三角，共同干涉和打压好莱坞，目的是将其纳入冷战体系，为美国的冷战目标服务。它们打压和干涉好莱坞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冷战初期好莱坞黑名单的出台。在最初形成黑名单的过程中，官方的力量发挥了主导性和先驱性的作用。其中调查委员会通过高调举行听证会，来曝光那些好莱坞中的所谓颠覆性组织、个人以及电影作品等。而联邦调查局主要为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提供所需资料、情报等，以确保听证会成功举行。美国文化传统中虽然一直存在着反激进主义(共)的传统，但民间的力量此时显然还没有完全从二战期间美苏联盟的氛围中苏醒过来，它们多是与官方力量合作。一方面为反共产主义呐喊助威，另一方面借助官方的力量恢复自己的势力，为以后成为好莱坞反共产主义的主角而做好准备。
1947年10月，调查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了专门针对好莱坞的公开听证会。在此次听证会结束三个星期后，好莱坞就出台了一份正式的黑名单，将10名出席听证会的、隶属左翼势力的不友好证人解雇，并拒绝给予任何的赔偿，这十人被称为好莱坞不友好证人十人组。其实在一开始，好莱坞方面反对调查委员会的声音很强烈。除了左翼势力外，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好莱坞电影公司，二是好莱坞中的自由主义力量。虽然二者反对调查委员会的出发点不同，但二者都认为调查委员会对好莱坞的调查只会给好莱坞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会令好莱坞集体性沉默。其中好莱坞制片方认为调查委员会针对好莱坞的调查侵犯了他们的王国，而他们一直是这个王国的主人。而自由主义者则是以保护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出发点的。如著名的好莱坞自由主义组织美国进步公民组织和宪法第一修正案委员会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尤其在建立黑名单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方的态度都非常坚决。即使在10月的听证会召开前夕，好莱坞电影公司还一再声称永远不会有黑名单，认为黑名单就意味着取悦那个独裁的委员会。同时，电影公司还认为，黑名单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1947年10月的这次听证会而改变了。听证会结束后，除了左翼势力还在坚守外，自由主义者和好莱坞电影公司方都退却了。自由主义者的退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不友好证人在作证时的激烈表现让他们产生了担忧，担忧美国民众会将他们和共产主义者联系到一起，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进步力量;二是因为以调查委员会为首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利用红色恐怖以失业为武器对他们加以威胁。在巨大的压力下，自由主义者们选择了退缩。电影公司的退却则主要是因为票房的考虑。当时，很多民间组织已经开始抵制好莱坞的电影作品了，尤其是那些有左翼人士参与的电影中。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电影公司选择了退却。面对以调查委员为首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击和迫害，1947年12月3日，由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签署的《华德福声明》正式发布。在这份声明中，十位不友好证人被开除或者暂停工作，公司不支付任何赔偿。而且他们将永不得被雇佣，除非他们洗清了藐视国会的罪名，或者被宣判无罪，或者公开宣称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冷战初期的第一份黑名单就此出台。
二、完全铺开：好莱坞黑名单运作的第二步
虽然好莱坞设立了黑名单并解雇了10名不友好证人，但这并不能令反共产主义势力满意。联邦调查局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将所有的关于听证会的报告进行综合评定后，联邦调查局认为调查委员会对好莱坞的调查不是很认真，只是个象征性的动作。联邦调查局还表达了对好莱坞电影公司方面的不满。它认为好莱坞电影公司方面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太过于软弱，认为除了华纳兄弟外，电影公司在清除其内部的颠覆主义者时，大都是敷衍了事的。鉴于此，联邦调查局得出的结论认为：电影公司没有积极地清除那些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家，但却在惩罚那些好莱坞中反共的人士。而调查委员会对此次听证会的效果也不是很满意。听证会结束后，主席帕内尔托马斯一再强调说听证会远没有结束：我想强调的是委员会不会永远休会，我们将尽可能早地继续听证会，以将这些人公布于众。 11月中旬，托马斯在一次广播讲话中重新声明说，这次听证会仅仅是个开始：我们正在曝光好莱坞的共产主义者，我们还将继续曝光他们他们可能会认为听证会和调查结束了，我们会很快重开听证会的。
这些论调都为黑名单的进一步铺开奠定了基础，而此时推动黑名单发展的力量，由官方主导转变为由民间反共保守主义势力主导。随着国际冷战氛围的加剧，民间反共保守主义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开始独立地登上了反共产主义的舞台。
早在好莱坞不友好证人十人组四处上诉的过程中，各种保守势力就逐渐成为好莱坞中反共产主义的主导力量，开始了对好莱坞的猛烈攻击。其中成立于1944年初的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是主导性的力量。1950年5月，该联盟要求电影公司彻底清除自身的虱子。它警告说，调查委员会已经编纂了一份好莱坞共产主义颠覆者的名单，有100多人，并 打算在来年的某个时刻重新开始听证会。9月，该联盟主席约翰韦恩又对好莱坞发起了攻击：不是我们将好莱坞和赤色分子等同起来，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跟随者以及被他们欺骗的人将好莱坞和赤色分子等同起来。我们已经预见了这个结果，并且竭尽全力的劝说我们的同事们清理干净自己的房间。但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危害，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该联盟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支持的正是时任国会议员、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最终，自由主义者再次败北，尼克松胜出。除此外，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还帮助好莱坞其他协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如1950年10月，电影演员协会就是在该联盟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忠诚宣言，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共立场。
此时其他的民间反共保守主义势力也不甘示弱。如1950年秋天，好莱坞的保守主义者塞西尔B戴米尔在电影导演协会中推行忠诚宣誓;演员权益协会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本协会认为，所有参与针对我们国家的那些共产主义阴谋的人，都应当遭到曝光，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是我们政府的敌人。 电影剧作家协会也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该协会不但没有在忠诚宣言这件事情上费什么周折，而且授权其主席向调查委员会上交所有该协会的记录，这个行为对该组织的成员来说比忠诚调查更加致命。在过去长达20年的时间中，协会中的激进分子可以在组织的各种会议上畅所欲言，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所说的话将来有一天会上交到调查委员会接受全面的检查。
这些民间反共保守主义势力不但在好莱坞掀起了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同时还促进了官方反共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调查委员会于1951年春天重新召开针对好莱坞的听证会就是因为其种种活动导致的。
1951年的听证会与1947年的听证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听证会召开过程中，没有任何来自电影方面的人包括电影公司的头头们、行业组织的领导人或者工会组织、自由主义者等站出来反对国会的调查。这一轮传票让很多组织、个体都噤声了。这次好莱坞电影公司毫无例外的都选择了同调查委员会合作。如美国电影协会公开与出席听证会的不友好证人们拉开距离。它承诺，对于那些援引第五修正案的证人，会对其采用1947年通过的《华福德声明》;它还高度赞扬了委员会的种种行为，并认为委员会可以根除政府、学校、报纸行业、广播电视行业以及国防企业中的共产党员。
这轮针对好莱坞的听证会是马拉松式的，从1951年春天开始，直到1952年11月13日结束，历时近两年的时间。遭受传讯的人包括那些前共产党员和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出钱出力的人，另外还包括那些在听证会开始后不断被指证的人。在听证会上，一个人只要拒绝与调查委员会合作，即援引第五修正案或者在被指证后拒绝出席听证会，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黑名单上。据统计，因为这个原因而登上黑名单的好莱坞人士大概有200多人。但这也只是调查委员会手中所据有名字的一小部分。委员会的名单非常庞大，大约有60000个名字，这也成了很多民间保守主义组织制定黑名单的重要理论依据。1951年听证会前后，这些组织利用调查委员会和坦尼委员会的报告、附录、听证会记录、《工人日报》期刊以及一些已经不存在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信头等等，来编纂自己的黑名单，一个非常完备的黑名单机制开始运行了。其中比较著名的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
美国商业咨询公司成立于1947 年，在1950年6月出版了专刊《红色频道》，涉及151个表演行业的人士，书中列出其与一些共产主义掩护组织的联系及活动。《红色频道》中提到的一些人很快就得到了惩罚，很多人莫名其妙地被解雇了。此外，美国商业咨询公司也会替广播电视公司的监制们来调查那些背景有嫌疑的演员，当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厄维尔公司成立于1953年12月，它会定期出版杂志《秘密笔记》，并经常出版一些类似《红色频道》一样的增刊，上面罗列了大量的名字，形成自己的黑名单体系。厄维尔公司还为各个企业提供政治背景检查的服务，每个人的政治背景检查收费标准是20美元。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出版的杂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杂志》，一直在攻击那些有颠覆性质的个人、组织以及企业等等，该杂志上也罗列着自己的黑名单。1952年4月，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司令官、出版协会的主席以及八家主要电影公司的头头们在首都举行会谈。电影公司方面要求退伍军人协会用名单的方式，将各公司中那些有共产主义倾向雇员的情况交给电影公司。他们还同意说，任何出现在退伍军人协会名单上的人都必须写信为自己辩护，并解释清楚其政治信仰和政治行为的含义。每封信都将通过电影公司转交给退伍军人协会，然后该协会将会决定哪封信是合格的，哪封不是。5月，退伍军人协会就提供了一份包含300多人的名单。针对这个名单，《综艺杂志》报道说：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在检查其雇员的忠诚度，其依据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提供的名单和档案(电影公司要求)档案必须客观，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将其公布于众。
这些民间保守主义组织不但自己设立黑名单，而且主动监督好莱坞对黑名单的执行情况。其主要手段是通过设立警戒线来反对电影院播放有嫌疑的电影，以影响电影的票房，从而迫使电影行业实施黑名单。
如宗教性质的天主教老兵组织，针对电影《绛帐海棠春》(1950)在纽约设立过警戒线;电影《推销员之死》(1951)则遭到工资委员会的抗议。这次抗议活动提到，电影制片人斯坦利克莱默与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打成一片的经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地方分部经常设立警戒线来抗议一些电影院如果这些电影院播放了带有颠覆性内容的电影，或者说这些电影中的创作人员中包含有一些不体面的人员的话。该组织在1951年11月通过一份决议，要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州总部安排设立警戒线来针对某些电影院，因为这些电影院播放的电影给了那些不与调查委员会合作的人以署名权。很明显，这些抵制行为对好莱坞电影产生了极大影响。《综艺杂志》的基恩阿尼尔曾经说过：只要电影院外面出现警戒线，就会对票房产生巨大的威胁。在华盛顿如果那些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携带着标语牌对某部电影举行抗议活动，几乎没有政府雇员会去买电影票。这样，电影都必定会在票房上惨败而归除了在电影院设立警戒线外，对好莱坞电影进行各种攻击也是这些民间保守组织经常采用的手段。如成立于1951年10月的工资委员会，出版杂志《国家工资》，上面列出了92部含有颠覆性质的电影，并就这些电影发表了诸多伤害性评论的小册子。而其中最为活跃的组织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其每月出版的、号称有3600000份发行量的杂志总会刊登一些文章，来告诉读者如何预防共产主义的渗透。
如1950年1月，该协会出版了杂志《警告》，这期杂志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当时出品的电影《火海浴血战》。该杂志评论说：这部电影给了作家迈克尔布兰克福特和导演路易斯梅尔斯通以署名权，而这两个人既参与共产主义掩护组织，又为共产主义事业出谋出力。杂志中列举了这两人参与的共产主义掩护组织的名称以及参与的种种共产主义活动，并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停播该电影的话，协会将马上采取措施。1950年12月，该协会的杂志重点推荐了一篇题为《电影界真的清理干净自己的房子了吗?》的文章。该文章列出了50多部电影，说这些电影仍然雇佣那些被曝光的共产主义者以及那些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人员等。这份名单中的电影一直在增加，从《两傻大战隐形人》(1951)到《雨中曲》(1952)等，都收入其中。退伍军人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各个州以及地方层面上，一直监管着电影工业，这种做法贯穿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当黑名单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极近崩溃时，它还依然给好莱坞电影工业的领导者们施加压力来强化其黑名单体系。
这些负责并监管黑名单的民间保守组织对所谓的社会现实主义电影也特别敏感和憎恨。杂志《火线》就警告其读者说，要反对电影《推销员之死》，因为它肯定会受到全世界范围斯大林分子的欢迎。《火线》还警告读者说要留意其他那些与众不同的、但是又带有明确自己特点的电影，如《萨巴达传》(1952)、《周末英雄》(1951)、卓别林即将发行的电影《舞台生涯》(1952)，以及自由主义倾向的科幻电影《地球停转日》(1951)等。这种行为会迫使好莱坞的老板们在拍摄进步社会问题电影时要三思而后行。这样，在民间保守势力的作用下，1951年前后，一个完备的黑名单体系在好莱坞全面铺开。
三、清洗：好莱坞黑名单运行的第三步
对民间反共保守势力来说，仅仅建立一个黑名单体系来曝光那些进步人士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在制定黑名单后，又设立了一种为那些上了黑名单的人进行清洗(clearance)的服务。这个过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屈辱的过程。同时，还让那些急于从这个环境和氛围中获取利益的人得到了极佳的机会，让他们既可以打击自己的敌人，也可以从中获利。
这些清洗机构包括：罗伊布鲁尔的电影行业委员会、马丁甘的私人公司、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办公室等。其中，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无疑发挥了最大作用。
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的清洗机构是由罗伊布鲁尔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建立起来的电影行业委员会。布鲁尔认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且经过授权的清洗组织将有助于那些共产主义者忏悔，并有助于保护电影行业免受来自外部的攻击，并可进一步保护电影工业免受共产党、统一战线组织以及进步主义政治组织的玷污。整个清洗过程包括以下步骤：1.去和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好好谈谈，并告诉这位探员所有的自己知道的有关激进政治的信息;2.向调查委员会申请一次完全公开的改变自身信仰的仪式听证会，其中包括谴责自己以前的同事;3.如果这个人非常有名(如迪米特里克、卡赞和爱德华G罗宾逊等)，那么他们就要在报纸或杂志上刊登一篇文章，谴责自己过去的种种激进政治行为。这些步骤完成后，这个人就会得到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的支持，而该联盟的支持足以为接受清洗的人挽回工作。这样，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在好莱坞的地位越来越高。
与罗伊布鲁尔不同的是，马丁甘则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律师，这使得他更受那些前共产党员的欢迎。他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保护更多的无辜者免受不必要的伤害。甘的清洗步骤如下：首先调查导致顾客上黑名单或灰色名单的原因，然后再告诉顾客。一旦确定顾客愿意忏悔的话，甘就会启动清洗程序。如果这位顾客在调查委员会上被人指证过的话，甘就会安排这位顾客做一次正式的声明，放弃原来的信仰，然后在华盛顿安排举行一次听证会。如果这位顾客的名字出现在某个激进组织的名单上的话，在甘的指导下，这位顾客就要准备好一封信或者宣誓词，来回答所有的控诉，并承诺将会对任何接下来的控诉予以回答等等。在这些事情做完后，甘还要确保这位顾客要求重新获得工作的愿望能传到电影公司那里，这就要通过罗伊布鲁尔办公室或者那些来自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的那些人士。甘之所以需要布鲁尔和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避免重复清洗，节省花费和时间;二是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保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引起的。
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相比，布鲁尔和甘只是一个零售商而已。拥有众多会员和分部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全国的影响十分大。退伍军人协会的清洗方式主要是通过写信来进行。该协会先利用各种档案资料来建立其黑名单，再将这些名单交给其所属单位，要求有嫌疑的人员通过写信的方式来为自己正名。被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列出来的很多人都选择了写清洗信。在信中，写信者必须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指证别人。一般情况下写信的人都会被原谅，并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如果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就要写第二封甚至更多的信。乔尼格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林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自由主义者，在米高扬公司里，他也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音乐导演，但为了挽救自己的职业，他不得不先后写了三封信以洗清自己。格林在公司的地位很高，公司的高级官员如多尔沙里、路易斯K西德尼以及尼古拉斯申克等都是他的老朋友，他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为了让一些人才继续为公司赚钱或出于其他别的目的，电影公司也会敦促他们采取清洗程序。如米高扬公司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和哥伦比亚公司的女演员朱迪郝乐迪等就属于这个范畴。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清洗自己是个屈辱的过程。
四、黑名单的影响
黑名单的存在不仅给个人带来了深刻影响，而且也令好莱坞电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那些曾经的政治积极分子来说，黑名单就像是一场瘟疫，沾上的人就会被视为贱民。不仅人人纷纷避而不见，而且也被好莱坞所拒绝。如好莱坞著名的剧作家卡尔福尔曼是电影《正午》的编剧，当他受到黑名单威胁的时候，其朋友和熟人都开始躲着他，甚至是在面对面碰到他时装作不认识。而莱斯特科尔上了黑名单后，就被米高扬公司解雇，最后只能在一家仓库工作;埃尔文贝西被理查德柯林斯指控而上了黑名单后，也离开了好莱坞，在旧金山的一家夜总会里担任灯光师;西德尼布希曼上了黑名单后不得不靠经营一家汽车公园谋生;罗伯特李斯、弗莱德李纳尔多、阿尔弗莱德莱维特以及爱德华休比斯等亦是同样的遭遇，他们离开好莱坞后为生计而到处奔波，有的卖过报纸，有的做过摄影师，有的做过电视修理工。而好莱坞不友好证人十人组自上了黑名单之后，好莱坞就拒绝采用他们任何一个人创作的或者改编的作品。
失去工作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结了，上了黑名单的人还无时无刻地受到行政部门的监控和迫害中。他们的电话被窃听，邻居和朋友都被问过话，还会受到那些穿戴整齐的探员们的定期拜访，来询问他们在干什么、在哪里工作、都同谁见面了等。几乎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与那些探员们一起生活了。西尔维亚贾里科，曾因为拒绝签署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忠诚宣誓而被从《好莱坞季刊》编辑的位置上解雇。她说：我们总是感到生活被骚扰。杰夫劳森经常能透过栅栏看到在他们家对面的街上，一个人坐在车里。除了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外，他们还时刻担心自己会失去人身自由。1950年9月通过的《迈凯伦国内安全法》第103条规定：无论何时，只要出现国内安全紧急状况，司法部长代表总统可以有权逮捕、拘留那些有充足理由相信从事或者阴谋从事颠覆活动的任何人。1952年9月，联邦监狱局的局长詹姆斯V本纳特宣布说，已经拨款775000美元来建造六个重新安置所，这六个安置所可以容纳超过60000名共产党员。
很多上了黑名单的人不仅失去了工作、地位、朋友，而且失去了丈夫或妻子，他们因为这些折磨而遭受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巨大创伤，一些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甚至彻底崩溃。如曾经登上黑名单的J爱德华布洛姆博格、玛丽克里斯蒂安，加拿大李以及菲利普罗布等很多人，都没有机会看到黑名单的结束。其中布洛姆博格在遭受调查委员会刨根问底的盘问后去了英国，因为心脏病死于1951年12月;克里斯蒂安在被诬蔑参与所谓的共产主义掩护组织的很多活动(如帮助来自西班牙内战的难民等)之后再也找不到工作了，1951年10月，因过度紧张导致大脑出血去世;李上了黑名单后，在好莱坞再也找不到工作，悲惨死去时年仅45岁;罗布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就被从电视台隔离出去，1955年自杀于一家旅馆;还有一个受害者即作家利奥波德亚提拉斯，他在1953年3月作为友好证人出席听证会，但调查委员会从1949年就盯上他了。原因是亚拉提斯与盖伊 恩多尔和菲利普斯蒂文森一道在1946年因为电影《大兵乔的故事》(1945)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剧本奖，斯蒂文森和恩多尔都上了黑名单。1954年底，亚提拉斯因心脏病发而死亡，时年47岁。受到影响的不只是那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好莱坞的电影作品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多重压力令电影公司开始只关注爱国主义情怀和娱乐精神的作品，那些有争议性的或者社会性的主题在大的电影公司中基本得不到支持了，此时期的好莱坞已经完全成为调查委员会及其帮凶的牺牲品。
1947年时，好莱坞出品的电影中有1/3都带有社会问题意识，但到了1948年下半年，正如《综艺杂志》在8月所写的那样：电影公司继续像甩开烫手山芋一样放弃拍摄那些问题意识电影。多萝西 琼斯统计说，从1947 年到1954年，好莱坞出品的社会问题电影从28%下降到9.2%。琼斯指出，调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减少好莱坞社会问题电影的出品，调查委员会之所以攻击好莱坞是源于一种恐惧，这种恐惧认为，电影当时最为流行的媒介，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拍摄我们时代的一些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方面的问题上了。此时好莱坞几乎完全从高质量的社会问题电影退却。一位调查委员会的线人指出：现在电影拍摄的趋势是偏离了社会问题电影以及社会冷酷现状的电影。这位线人继续说道，电影公司主要集中精力于娱乐电影的拍摄，尽管之前拍摄的一些电影如《交火》和《绅士协议》代表了共产主义者对少数民族包括犹太人的要求的关注，但这位线人相信好莱坞将不会再拍摄类似的电影了。罗伯特斯科拉撰写的《电影制造出的美国》一书中认为，电影公司的老板们害怕受怀疑的电影会导致观影人数下降，同时还因为他们不愿意冒犯那些有话语权的少数人，所以不敢拍摄这类电影。他暗示说，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之所以听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目的是避免票房的惨败。
还有一类特殊的社会问题电影不得不提，那就是灰色电影，灰色电影是黑名单的直接牺牲品。
汤姆安德森1985年的文章认为，好莱坞左翼人士在1947年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题材灰色电影(Film Gris)。安德森认为，灰色电影是黑色电影的一个分支，是左翼人士用来批评美国社会的一种题材形式。这些灰色电影除了得到媒体的关注和评论外，还得到调查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的关注。如联邦调查局在好莱坞执行的监控项目中包括了三部灰色电影，并把它们列为颠覆性质的电影：《灵与肉》、《原始的力量》，以及《邪恶力量》。据统计，在灰色电影的制作人中，约11个导演和9个作家上了黑名单。其他名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从银幕上消失，可能也是上了黑名单。如电影《邪恶力量》的制作者中，编剧兼导演亚伯拉罕博林斯基、制片人鲍勃罗伯茨，以及演员罗兰德张伯伦、保罗麦克维、斯坦利普拉格、乔治巴克斯和希曼罗斯金等都上了黑名单;参与编剧的小说家伊拉沃福特被列为有颠覆企图的人员;作曲家大卫拉斯金被迫指证别人;还有10个次要演员虽然出现在电影中，但名字却没有出现在银幕上。在这样的打击下，灰色电影这个题材在1951年后基本消失了。
1960年，在多种因素以及很多人的努力下，冷战初期形成的好莱坞黑名单被正式终结了。终结标志是柯克道格拉斯公开表明达尔顿特朗博是电影《斯巴达克斯》的编剧。随后，当这部电影上映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率人到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以自己的行动反对好莱坞的黑名单。但黑名单的正式终结并不意味着那些受害者能马上得到补偿，实际上很多受害者还在黑名单上继续呆了10到20年的时间。
总之，在这段历史中，美国的国家身份不得不为了冷战需要而做出调整。在这个特殊时期，关于阶级、平民主义，以及社会批评的话语等都变成了令人怀疑的东西。此时黑名单就是一条鞭子，无论什么东西只要碰到它，甚至包括整个美国，就会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