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战结束时期杰出的美国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欲望号街车》是一部伟大的当代精神悲剧。《欲望号街车》的电影版本对原著的创作内涵作了截然不同的诠释。本文从比较两个电影版本入手,应用接受美学理论、知觉概念,对文本的叙述结构、人物性格与心理特征进行了分析,从而解构作品的二重性。
关键词: 《欲望号街车》 剧作 电影版本 二重性
《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是美国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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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享盛名的剧作,已连续50多年在世界各地上演。作为一部复杂且内涵深刻、充满不朽魅力的作品,它不断地激发评论家从各个角度解读它。1951年,著名导演埃利雅·卡赞将其搬上银幕。当时的电影业正由于影片类型题材形式陈旧、运营机制不合理,因而受到新兴电视传媒的冲击,处于一片萧条状态。《欲望号街车》的上映创造了当年票房收入的奇迹,扭转了电影业低迷困顿的形势,获得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该片获得奥斯卡10项大奖的提名,夺取了最佳女主角、女配角、男配角3项大奖。此后的电影制作对《欲望号街车》争相效仿,田纳西·威廉斯也成为好莱坞最耀眼的名字,“他似乎命中注定在银幕上获得与在舞台上同样的成功”。
一、电影版本的演绎
《欲望号街车》描写来投靠妹妹的大姐布兰奇·杜波依斯和妹夫斯坦利·考沃斯基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憎恨的故事,最后布兰奇·杜波依斯进了精神病院。作者力求通过剖析一些底层人物的精神痛苦来揭示当代美国的社会病态。1984年,导演约翰·鄂尔曼对该剧重新演绎,在剧情处理上与老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在1951年的版本中,迫害布兰奇·杜波依斯的原凶斯坦利·考沃斯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的妻子,布兰奇·杜波依斯的妹妹史蒂娜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而1984年的版本中则是载着布兰奇·杜波依斯的汽车绕过一座教堂,沿着公路缓缓远去,镜头掠过教堂的尖顶,伴随着远处传来的钟声、淅淅沥沥的小雨,在一片烛光摇曳中渐渐淡去,而斯坦利·考沃斯基似乎与布兰奇·杜波依斯走向疯人院毫无干系了。
显然两个电影版本对原著的诠释迥然不同。究竟哪个版本的结局更符合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哪个版本能准确地把握原著的脉络,体现了作者的本意?无论是马隆·白兰度(饰斯坦利·考沃斯基)那野性张扬的男性魅力令人倾倒,还是费雯·丽(饰布兰奇·杜波依斯)那娇柔秀美的女性气质博得观众的同情,都不足以作为依据。我们必须抛开来自影片的视觉印象,静下心来,翻开原著,到文本中去寻求答案。在分析《欲望号街车》的过程中,在解读田纳西·威廉斯这颗伟大而丰富的心灵的努力中,我们会发现两个结局各异的电影版本对原著的创作内涵都作了忠实、合理的再现——因为原著确确实实无时无刻不透射出两层涵义,引领读者去思索、去探究。本文分析文本的叙述手法、主人公性格与心理,解构《欲望号街车》的二重性,从而解释银幕演绎的两个不同版本因何得以呈现。
二、性格的二重性
想象一只美丽而弱小的“白蛾”扇动着一对薄薄的翅膀扑向一堆将尽的灰烬,这就是布兰奇·杜波依斯初到“人堂福地”投奔妹妹史蒂娜时给读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布兰奇·杜波依斯那代表旧南方的温文尔雅到了物欲横流的北方显得那样格格不入。田纳西·威廉斯多次声称他的创作受到过俄国作家契诃夫的重大影响,他的《欲望号街车》如同契诃夫的《樱桃果园》一样“关注受到正在上升的粗鲁的势力摧残的旧文明”。然而与此同时,正如“这个街区里开来开去的那辆破街车”的名字一样,布兰奇·杜波依斯认为“欲望是对生命的肯定”,她一直在无休止地追逐着欲望。田纳西·威廉斯擅长描写“表面上是无法沟通,实际上是内心涌动的潜流导致生命在旋转动荡中失去控制的人物”。从以上两个角度审视剧中人物的性格,读者无时无刻不感到布兰奇·杜波依斯性格的二重性。如同作者的出生地那样,布兰奇·杜波依斯来自妇女需奉行贞洁、虔诚和顺从观念的南方,她谈吐高雅,追求着“美丽的心灵,丰富的精神,温柔的性情”。对于那些视布兰奇·杜波依斯为文明的忠实卫士的读者而言,她扮演着作为弱势的旧南方一去不复返的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布兰奇·杜波依斯与斯坦利·考沃斯基的冲突,实为南方的敏感、纤弱的文明与强悍、粗野残酷的北方文明的冲突。布兰奇·杜波依斯这一人物所具有的悲剧力量,正是她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赋予她的,为她赢得了读者。然而读者细心阅读又不难发现,布兰奇·杜波依斯似乎被旧南方的掘墓人斯坦利·考沃斯基深深吸引,在第2幕她与斯坦利·考沃斯基调情时说:“我妹妹嫁给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当她得知妹妹史蒂娜有了身孕后真情告白:“虽然他不是适合茉莉花香水的那种人,但既然我们己经失去了‘美梦’庄园的保护,也许他正是我们需要混合血液的那种人。”显然这是对斯坦利·考沃斯基的一种认可——布兰奇·杜波依斯在为自己衰败的家族寻找最后的出路,因为病态的旧南方若不注入新鲜血液,将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而斯坦利·考沃斯基正是她们需要的那种血液。布兰奇·杜波依斯感受到来自斯坦利·考沃斯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大大削弱了她作为南方文化捍卫者的力量,读者在失望之余,平添了一分惆怅。
性格的二重性同时也体现在斯坦利·考沃斯基身上。这个北方工业化革命的产物还未出场,就让读者听到他对史蒂娜的咆哮,随即一块带血丝的肉从他的手上甩到厨房,一个活脱脱的屠夫形象立即跃然银幕上。此后剧情发展的每一步都印证了斯坦利·考沃斯基属于“不同的物种”。他肆无忌惮地砸毁正播放华尔兹的收音机,他清理餐桌的方式就是把餐具一律推到地上,他的性格特征就是追求物质享受与残酷。然而在第3幕,当史蒂娜在布兰奇·杜波依斯的唆使下对斯坦利·考沃斯基萌生了厌恶之情,躲进房东家拒不出来时,酒醒后的斯坦利·考沃斯基在夜色中像婴儿般不住地抽泣。这一表现可被视为他人性中温柔软弱的一面。甚至在第10幕的高潮中,读者也会宽容地觉得强攀布兰奇·杜波依斯非他蓄谋己久,这一令人发指的场面完全可以避免,布兰奇·杜波依斯不久就会离去,斯坦利·考沃斯基的妻子在医院里等待分娩,即将作父亲的他心情喜悦,他向布兰奇·杜波依斯提议“双方偃旗急鼓,为了友爱干杯”,他似乎没有理由以强攀的方式毁灭布兰奇·杜波依斯。回溯一下布兰奇·杜波依斯以往的一再表现,她的被强攀似乎倒有几分必然性,她曾往斯坦利·考沃斯基身上喷香水,让他帮她系纽扣,以至于斯坦利·考沃斯基说:“你要不是我妻子的姐姐,我该打你的主意了。”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读者该考虑了:究竟是受欲望驭使的女人成了欲望的牺牲品,还是残酷成性的斯坦利·考沃斯基因突然嗅到了猎物的气味而实施了残暴?
三、心理的二重性
除了作者的叙事角度和作品中人物性格的二重性以外,人物心理活动的差异同样导致了解读作品的两难。许多评论家从现实与虚幻的角度解释《欲望号街车》的主要冲突。他们将斯坦利·考沃斯基定义为“无情而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化身”,他那咄咄逼人的“事实的世界”与布兰奇·杜波依斯代表的脆弱的白蛾般陶醉于虚幻的梦游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斯坦利·考沃斯基从肉体上践踏布兰奇·杜波依斯事实上是迫使布兰奇·杜波依斯不得不面对不可逃避的现实的原因。然而从心理学角度看,《欲望号街车》所展示的冲突不是现实与虚幻的冲突,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现实的知觉的冲突。读者通过分析剧中主要人物心理可以推测故事发展的方向、人物将承受的命运以及如何结局。 对布兰奇·杜波依斯来说,“美梦”庄园象征着她曾经拥有但己完全失去的全部;对斯坦利·考沃斯基而言,那只是乡下的一个地方、一张褪色的旧照片而己。在现实生活中,人也有各自的知觉。史蒂娜与斯坦利·考沃斯基彼此存在着真爱,但布兰奇·杜波依斯视把妹妹从不幸的婚姻中解救出来为己任,激情声讨:“他就像动物,有着动物的习惯!吃饭像个动物,行动像个动物,说话也像个动物!有一种非人类的东西——不是人应该有的东西!他有点像猿猴,像我们上人类学课时见过的图片!千百年已经过去了,可他就站在那里——斯坦利·考沃斯基——石器时代的幸存者。”而同时举目无亲的布兰奇·杜波依斯在斯坦利·考沃斯基眼里却是个骚扰自己家庭、阴谋破坏自己与史蒂娜真挚爱情的闯入者,所以斯坦利·考沃斯基最终的目的是把她赶出去,“弥补回失去的一个夏天”。在斯坦利·考沃斯基的知觉系统里,种种事实都表明布兰奇·杜波依斯是个不折不扣的妓女。最终的效果是斯坦利·考沃斯基强迫布兰奇·杜波依斯意识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他对她的“知觉”是恰当而精确的。
当布兰奇·杜波依斯已经把手挎在医生的臂弯里走向疯人院的时候,斯坦利·考沃斯基揭掉了布兰奇·杜波依斯用以营造自我世界的灯罩,彻底地打碎了布兰奇·杜波依斯对现实的认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人对现实的认知决定着他的自我归类——个体的一些知识是关于他持久属于某一社会团体,以及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他而言是具有感情和价值的东西。作为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布兰奇·杜波依斯自幼受到旧南方传统的熏陶,力图成为矜持体面的淑女。当婚姻受挫、家境败落后,她被无情地抛入男权社会自谋出路。她自恃天生丽质,把取悦于男性作为自己生存方式的唯一选择。她的成就感和自尊心完全来源于男性的认可,受到男性的认可是其现实生活的全部,甚至被强暴前的最后一刻还拼命打电话给一个子虚乌有的南方绅士,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Adler,Thomas P.A Streetcar Named Desire:The Moth and the Lantern[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0. [3]汪义群.当代美国喜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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