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40年代的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乡土抒情小说”，以《长河》《雪晴》为代表；二是“文体实验”类作品，以《看虹摘星录》《烛虚》《七色魇》三部集子为代表；三是文论和杂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见诸笔端，延续了他感怀时局、关心民瘼的人文情怀。沈从文1940年代的“乡土抒情小说”，在延续他1930年代的抒情笔调的同时，融入了对湘西儿女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因此呈现出了“写实”的风貌，对以往的“牧歌情调”有所消解。对湘西儿女命运的深切关怀，一方面加深了沈从文作品的现实感，另一方面也使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走向了衰竭。一个作家，特别是像沈从文这样的有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当然不会在一种文体上原地踏步，短暂的停歇可能只是为再次的腾空积蓄能量。果不其然，随着《烛虚》《看虹摘星录》《七色魇》等颇具文体实验色彩的作品集的发表，一个有着形式创新抱负和思想建构雄心的作家沈从文再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两部集子延续了沈从文的“情欲”抒写，具有自叙色彩和文类杂糅风格。在1930年代的“乡土抒情小说”中，沈从文是将“情欲”转喻到湘西世界中的，湘西世界既包含想象的虚构性、记忆的重构性，也包含具体性、实在性，这也许就是沈从文的“希腊小庙”的坚实地基；在1940年代的“情欲”抒写中，沈从文徘徊于抽象与具象、梦幻与现实之间，并有意无意地将个人的情欲经验贯穿其中，以隐喻的形式传达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审美效果。总体来说，沈从文1940年代的“爱欲”抒写是向早期自叙体小说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更具探索意义的回归。然而，沈从文1940年代的“爱欲”抒写并没有为他带来更高的声誉，《新文学》编辑、许杰、郭沫若等人众口一词，指责《看虹录》是“色情文学”，为日后《看虹录》的研究工作定下了一个灰色的基调；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沈从文研究中，《看虹录》逐渐被“解冻”，并被投以人文主义的目光；最近几年，随着《摘星录・绿的梦》的出土，沈从文1930-1940年代的“情事”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一现象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生活经历本来就是一个作家斩不断的精神脐带，特别是沈从文这种善于从“人事”上获取经验和智慧的作家更是这样，所以对1930-1940年代沈从文“情事”的考证，有利于更“人性”地理解他的复杂性；其次，对具体历史情境的还原和对“当事人”的考证不能代替文学和思想研究本身，文学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有同样生活经历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写出在思想含量、艺术水准方面相齐平的文学作品，这其中，作家的感受能力、思想深度、写作才华的个体性差距占了主因。所以，了解作家的创作和思想，一方面固然要结合作家的生活经历，另一方面更要贴合文本，从作家对经验碎片的粘贴组合中，从文本所提供的若隐若现的情感和逻辑的线索中，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式对照中，找出属于作家个人的审美志趣和思维机制。所以，仅凭对沈从文“情事”的考证，便得出沈从文有“泛性论”思想倾向的结论，并对他的思想深度、审美趣味做出看似平情实则矮化式的重估，也是一种学术意气的表现。
“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人”的发现又包括人的本能原欲的发现。由于人的本能原欲的压抑而造成的“生的苦闷”，是“五四”新文学所开启的一大叙事资源，从郁达夫的《沉沦》到沈从文的《看虹录》，从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到张贤亮的《绿化树》再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表现“性”，并把“性”与国家民族、现代文明、革命逻辑并置，用“性”来解构那些冠冕堂皇、正襟危坐、义正词严的“秩序”，正是这一叙事传统所提供给我们的精神资源、思维基点、方法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不是不能表现“性”，关键用怎样的态度去表现“性”、表现“性”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供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这个标准就是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还是“游戏”。研读沈从文的《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我发现作品中有多处女性身体的细节描写，甚至有套用古典情色小说细节描写的痕迹，也许这就是沈从文的这些作品饱受诟病的原因。但情色小说的审美效果往往止于感官的享受，并在这份轻松的享受中躲藏着一个“文人狎妓”的游戏心态，而《看虹录》这类作品却有着浓郁的生命意识的流注。这种生命意识的流淌，不仅仅局限于这类作品，在建国后所写的《抽象的抒情》中，沈从文这样写道：“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形式，某一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①沈从文对生命意识在文学中的作用，以及“爱欲”在生命意识中的分量，都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和认识。在他看来，在文学中表现“爱欲”，使生命不朽，这不仅是一个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法，也是文学和艺术的永恒法则。将“爱欲”与文学的发生学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本身就足以与那些“色情”文学划清界限了。沈从文对“情欲”的抒写是以“身体”为载体的，但却能超越“身体”，对人的存在作出形而上的思考，这种思考以抛弃“道德名词”为起点，以到达至真至美的境界为终点，有着强烈的“泛神论”的印记。沈从文在这个阶段还提出了“爱”与“美”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与生命的“神性”紧密相关：“爱”有生的一切，就会发现“美”，发现“美”也就发现了“神性”，因为“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②，理解了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沈从文在《看虹录》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的“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深刻含义。“爱”和“美”的境界就其实质来讲，就是一种艺术的境界，只有在艺术的境界中，人才能摆脱物质欲望、道德名分的束缚，使自然本性得到释放，使生命原有的完整性得到恢复，最终达至生命的最高形式――“神性”。沈从文在《烛虚》《水云》 《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中曾多次对生命的“神性”状态进行描绘，对音乐、美术在构建生命“神性”中所起的作用有多次的阐述。概括来讲，沈从文所理解的生命的“神性”是一种以线条、声音、色彩、身体为依托，又摆脱了实物身体的束缚，并朝着至幻至美境界迸发的生命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的生命是敞开的，人的生命力是满溢的。
对“人”的生命力的找寻和重造，一直是沈从文文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前期和中期的具象层面的找寻到这个时期抽象层面的探寻，沈从文实现了从经验到体验的腾挪，他在这个时期有意从文化上、思想上为抽象意义被抽离、英雄维度被消解、庸俗主义大行其道的民族肌体重构一种形而上的参照系；他力图通过隐喻构造一个寓言，在整体性坍塌之际，保留一片文明的碎片和标本。换句话来说，就是沈从文要在“神的解体”的年代重造生命的“神性”，用这种“神性 ”来结束无光无热的生命状态，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所以，研究“爱欲”抒写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就必须结合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动态，并将他在这个时期的所有作品进行互文式的对照，才能发现“常”中的“变”，理清“变”中的“常”。
注释：
①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②沈从文：《爱与美》，《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