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难，是当前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很多人仅是简单地从资金的供给方，即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待，得出的解决方法多是放松融资阀门、多建金融机构、增加资金供给和放宽融资条件等。因而，融资难也往往容易被片面归结为一个金融问题。但是，如果更为理性和全面地分析，特别是从资金的需求方，即急需进行融资的非金融企业来探究其诉求背后的机制问题，融资难更折射出实体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紧迫性。
首先，从经济学角度看，企业和消费者都受到预算的约束，不能无限度地获得外部资源。但只要他们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剩余被充分开发和利用，预算约束并不妨碍资源配置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
企业融资困难是否对投资和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关键不在于这种外部融资约束本身，而在于企业能否通过短期内更多开发和利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剩余，即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并通过利润再投资这种内源融资方式来弥补外部融资的不足。反之，非金融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越高，越说明企业开发和利用其主营业务方面机会的能力不强，也反映出企业的竞争力低下。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非金融企业普遍存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大的现象，则说明该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不够强。
其次，融资难问题反映的是企业的资金需求大于银行资金供给问题。从经济规模来看，我国已在很短时间内跃升到离全球第一不远的位置。与此同时，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量均在快速增加，前年二者之和已大大超过GDP，分别达1倍和约0.3倍的水平。伴随着货币和实体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结果之一，是产能过剩、能源资源的超负荷运转以及PPI连续31个月的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贷款继续发放给那些盲目扩大产能、依赖低技术和低价薄利多销的低效率企业，并可能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的话，那么当下的融资难问题可能反倒是一件好事。
长期以来，我国有相当一批企业不是依靠内部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来做大做强，而主要依赖外部融资的借新还旧来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背后折射的问题就是政府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始终存在。长此以往，道德风险问题很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政府更要保持定力，让市场供求发挥更关键的作用，应相信企业家的智慧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