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分配问题关注度这么高，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应该确立“收入分配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呢？这个提法涉及一个原则问题：在经济生活中分配处于什么位置？怎样研究分配问题？西方经济学往往把研究经济问题的注意力集中在分配上，成天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打圈子。仿佛只要调整分配政策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保证资本主义健康长寿。他们不愿意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愿意研究生产领域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这是符合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我们不能这样干。
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配不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它是从属于生产的，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因而是第二位的。从再生产的几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关系来看，是生产决定分配。只有生产出来东西，才能进行分配。没有生产，就不会有分配。不仅从实物形态来看是这样，而且从分配方式来看，也是这样。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如果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工人一无所有，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资本家雇佣，在生产过程中受资本家驱使，那么在分配上必然是工人获得工资（劳动力价值），资本家获得利润（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收入）。这是客观的必然性，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尽管具体的分配办法可以改变，但这个本质是不会变的。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3页）
所以，研究分配问题，首先要研究生产方式。从事情的本质来说，离开生产方式，是搞不清楚分配问题的。不同社会制度下，分配方式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撇开生产方式抽象地研究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是另一回事;私有制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是一回事（当然私有制不同形式基础上的分配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企图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寻找分配的共同点，那么除了一些最一般的规定（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以及若干具体操作性的表面现象（例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都发工资）外，恐怕会一无所获。
二
从经济关系来看，分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它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任何物质生产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都是社会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5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喜欢把单个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然而像鲁滨逊那一类的故事，只是文学家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由多种关系组成的一个系统，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经济关系的基础，它是决定性的关系，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就占有优势，他就可以统治、剥削丧失生产资料的人。分配关系则是从属的，由所有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即资本家获得利润（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获得工资（劳动力价值），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即按劳分配，只能凭借劳动参与分配，排除了生产资料参与分配，不能不劳而获。离开所有制，是说不清楚分配问题的。
列宁在给阶级下定义的时候，特地指出了分配关系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11页）他主要不是根据收入来划分阶级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经常是这样干的），而主要是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阶级的，他认为分配“方式和多寡”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研究阶级关系，把所有制看作是决定性的，还是以收入分配为中心，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重大区别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他们始终把所有制看作是经济关系的根本，看作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页）
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一基本原理。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他批评教科书中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的有关论述，指出：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极大的错误。他还指出，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不讲公有制，只讲涨工资，那是错误的。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毛泽东这些论断对研究当前分配问题是有指导意义的。
三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研究分配问题，有一种倾向是离开所有制，就分配谈分配。这倒有点像马克思批判过的拉萨尔主义：围绕着分配打圈子，好像社会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马克思批评说，这是庸俗社会主义。这种在讨论分配问题时，不讲所有制只讲具体的分配政策、措施的倾向，在当前我国学术界是随处可见的。例如，谈论贫富差距，不分析其产生的根源。许多研究贫富差距的学术著作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只要调整一下分配政策，而且主要是在再分配问题上做点文章，其问题就可以消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积极作用，我们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我们还不能完全消除贫富差距，只能通过发展公有制，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能扩散到全社会，并在再分配领域通过适当的措施来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影响。
又如，有的经济学家在谈论共同富裕时，不提公有制，仿佛私有制基础上，多搞些社会福利，也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似的。于是他们把瑞典当作是共同富裕的典型，这也是某些人鼓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条理由。他们把共同富裕仅仅看作是大家都改善生活了，没有看到共同富裕是一种分配关系，即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分配（而不是有人凭资本获得收入，有人凭劳动获得收入），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普遍提高生活水平。这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私有制只能导致两极分化，决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有的经济学家，一面讲共同富裕，一面却鼓吹私有化，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