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 丝线缝韶华，红尘千帐灯……这首《蜀绣》是一首很红的歌曲，演唱者为李宇春，作词郭敬明。2015年，李宇春在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让“蜀绣”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成为大江南北的时尚。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隐喻：成都作为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和古代丝织业重镇，在当代获得了长足发展，而蜀绣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因缘巧合，由传统而现代，由国内而国际，获得了重生。
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丝都”经历了一次现代转换：传统的手工作坊最终被工业革命所淘汰，像里昂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成为了新的国际丝都，而像南京这样的传统丝都，则陷入衰落。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也是中国这一古老文明国度艰难的现代转型。
里昂
从手工业到大罢工
在相当漫长的时期，瓷器和丝绸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净输出产品，在西方国家，只有贵族才穿得起丝绸做的衣服。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先进文化的输出之路，丝绸作为商品，当然有实用价值，但是其文化价值却是更重要的，由于其技术先进，又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因此穿丝绸成为身份的象征。
但是，西方国家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体现在纺织业上，就是机器的大量应用，让丝绸和布匹产量激增。世界上三次著名的大罢工，有两次都是纺织工人所为，分别是法国的里昂和德国的西里西亚，罢工的激烈程度可以用“起义”来形容。这样的罢工，也被视为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要的工人大为减少，不少人面临失业的威胁，纺织工人的处境确实悲惨。
里昂是法国著名的工业城市，纺织业在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中占据过十分重要的地位。丝绸为里昂带来了财富和声誉，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本地的丝织业发展史，里昂把昔日的市政府建筑辟为丝绸博物馆（musée des tissus），一进入馆内，一种属于丝的辉煌光泽立刻映入眼帘。这里有路易十六的王后用过的布帘，它是用116种色彩的丝线细织成的，还有拿破仑的皇后所用的壁布，高雅精美之处，使人不得不同意，丝向来具有皇族的气息。馆内的另一边，同时也收藏了法国大革命前一般人的服饰，从鞋子、帽子到衣服，都说明了人类对于丝织品的爱好，是不分贵族和平民的。当然，馆内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生动地反映了1831年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两次反抗压迫的武装起义。
自从16世纪起，丝绸生产就是里昂最重要的手工业，丝绸生产给城市带来了最早的一大批财富，经营丝绸的富人也拥有了越来越高的政治地位，甚至里昂这座城市，在法国的地位也因此而提高。16世纪之前，欧洲最大的丝绸产地是意大利，法国王室和贵族们所用的丝绸及丝绒全部都是从那里进来的。1536年，里昂设置了第一个丝绸纺织作坊，在此工作的所有熟练工匠都是专门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聘请来的。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发展本国丝绸纺织业抱有极大热情，到了1544年，里昂的丝织工人人数一跃达到了一万二千多人，这样，它名正言顺地成了法国的丝绸之都。到了17世纪，里昂变成了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是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的唯一源泉，这里出产的产品不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帏幔、窗帘、壁布、家具镶料都用它，里昂的丝绸一时遍布全法最大的城堡和宫殿，它们包括枫丹白露堡、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罗浮宫。
里昂从一个传统的丝都到纺织城的转变，关键人物是里昂人贾卡，他是纹板提花织机的积极改革创新者。1777年，他制成了配置整套纹板传动机的脚踏式提花织机，只需一个人操作便能够织出六百针以上的大型花纹织物，许多式样较为简单的花纹由此达到了自动成形的程度。后来，这种织机发展成了全自动织机，在纺织业上被称为贾卡机。
贾卡1752年出生于里昂，一成年便在丝绸工坊打工，并且很快成为一个有创意的、技艺娴熟的工匠。他的改革计划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多次中断，但1805年，一大批改革后的半自动织机终于在这里运转了起来。新织机不但缩短了产品的成形时间，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劳动量、减少了工作人数，这必然引起了大批工人的恐慌和随之而来的抵制及破坏。因为使用贾卡织机后，原来需要六名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一名，这就意味着大批工人的失业。贾卡多次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有人对他以死相逼，更严重的是，工坊里的新型织机不断被损坏和焚烧。尽管如此，革新的成果还是遍及全国。1812年，整个法国已装置了一万一千多台贾卡自动织机。
和这些新式生产线相比，那些手工作坊就很不幸了。尤其是里面的工人，受到极为残酷的剥削，每天要工作15到16个小时，而每天所得到的工资，仅仅能买到一磅面包，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至于女工和童工的处境，就更加悲惨凄凉。
1831年10月和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发动了两次大罢工，最终都发展为武装斗争，工人们拿着武器，一度占领了整个里昂城，但是，正如同教科书所写，这两次工人大罢工最终都被镇压了。从根本上说，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新的生产力必然会带来更深的社会变革。
南京
丝织衰落与民族荣辱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是先进的中国文化向西方辐射的话，鸦片贸易则是西方文化向东方的辐射。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和平的方式，而后者则充满了血腥与罪恶，并发展为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对西方全面入侵的，是民族工业的兴起。纺织业，因为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后来被称为典型的轻工业），同时也由于其方便继承传统的工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度给民族资本家以希望。但是，即使在江南这样的“开放”地区，人们的认识也是相当落后的――南京的丝织业，采用西方新式技术的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的手工作坊。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面对西方“洋布”的倾销，很难有抵抗的资本。
清代，南京堪称全国丝织业中心，以至于“南京布”一度成为出口国外的高级男装布料的代名词。事实上在明朝，政府就在南京、苏州、杭州3处，设置提督织造官，设厂监造。后来清承明制，在底定江南后便立即恢复了3处织局，改称织造。所谓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指的就是这一带的纺织业。 3处织造所织品种各有侧重，从清代典制和现存档案来看，江宁织造主要生产各种制帛、诰敕、驾衣、彩绸和线罗及大红蟒缎、大红缎、金拆缨等项。据史料记载，乾隆、嘉庆年间，江宁织造平均每年就需织造各色缎匹近4000匹，实际动用白银在6万两以上。那时南京丝织业的具体从业人数，各方记载不一，但人数都不少。清末文献追溯其全盛时称：“城厢内外缎机总数常五万有奇，以此为生产者达二十万人。”南京堪称清代的全国丝织业中心。
晚清开始，中国逐渐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太平天国时期，清廷的官办织造系统被摧毁殆尽，南京原有的手工业产销体系也遭到破坏，当时城内外织造业者“半逃亡于江北之如皋、通、泰及江南之苏松等处”，私营手工业织机则被全部收归公有，织工也被编入织锦衙，实行军事化管理。由于工作繁重，又没有相应的薪酬等级，严重挫伤了熟练工人的积极性，加上战争升级，不断征调工人上前线，织匠们纷纷逃亡，不过一年时间，“所存只四分之一”。
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派人至各地招集机户等回来。1865年，复立江宁织造，并设置隶属于织造的织局。局内东西两边各设有六堂（排）机房，每堂又分内外二堂。内置织机共129台，由织机选择熟练匠人充作“领机”向织局领取原料，雇工生产，机工工资按照工作量来计算。
同年，江宁知府蜃阱还在南京设立桑棉局，鼓励、资助贫民种桑。在这些措施下，南京桑蚕事业逐步复兴，“附郭内外，比户业蚕”，丝织业也恢复到有七八千台织机、男女织工5万余人、每年出缎20余万匹的水平。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如火如荼，资本的扩张要求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几乎每一次战争，都会强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便成为这些条约的“标配”，其目的就是倾销其本土生产的大量商品。1899年，南京开埠，洋货可直达下关，在南京销售。1900年进口的货物，除鸦片外，其余系布匹。在近代工业规模化生产的洋布、人造丝等外洋廉价纺织的竞争下，工艺繁琐、价格昂贵的南京丝织品市场进一步萎缩。
外患同时还有内忧。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后，南京丝绸在北方基本滞销，当年运出的数量减至七成有余，“是时机户率多闭歇，织匠失业者甚多”。据金陵关统计，至此南京的织机已仅剩5000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原有的官办丝织业解体，此后南京礼仪性丝织品的生产趋于停顿，其他丝织品的需求也锐减，出现了“机户停机、工人分散”的局面。
不过，自清末日渐衰微的南京丝织业，在1912年到1918年间，曾经一度出现“起死回生”的迹象。首先是清中后期以来，南京手工丝织品已在上层社会及富裕阶层中相当普及，有一定的销路。第二，是因为民国临时政府在此阶段推行以黑色作为服饰主要色彩，而元缎恰好以黑色为主，故而“金陵元缎花素盛行，销路最旺”，大有供不应求之势，“凡购货客人，皆先为付款定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时一战正兴，列强无暇再东顾倾销，对中国特产的需求量反而增加，于是南京织缎业得以迅速发展，高峰时有织机万余张、织工约5万人，每年织缎达20余万匹，年产值达1200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列强逐渐恢复与扩大对华输出商品，而同时，国内服装款式和衣着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欧风输入，西装日渐流行，学生装与中山装亦日见普及。而这些服装的原料，大多采用外来之毛织物，中国传统的绸缎不能适用。就算是做传统袍褂，不少人亦倾向于改用西式面料，“故京缎销路，受重大打击”。再加上日本在朝鲜、法国在越南均加重关税，严重妨碍南京缎品出口。
于是，南京的缎业再度萧条，至1929年，南京织机已减至3100张。到上世纪30年代，南京丝织业已是一派萧条：1931年，丝织品全年出口仅8担。而至1948年，全城仅存织机百余台，其中能使用的竟然还不足七八台。南京作为丝都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等到新中国成立，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像无锡这样的城市，成为新的纺织业中心，则是这个故事的续篇了。
成都
古老丝都的国际化重生
作为一个国际丝都，成都的故事与南京有很大不同。或许是因为地处西部的缘故，成都的丝织业一直到上世纪，都还是在自主地发展。1915年，蜀绣作品还荣获巴拿马金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三十年代，蜀绣制品畅销大江南北，仅成都一地就有专业绣工一千多人，店铺六十多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重视和保护蜀绣技艺、发掘民间工艺，并于1961年组建了成都蜀绣厂，使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焕发生机和光彩。但是，和很多行业一样，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到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会经历痛苦的转型。2005年12月，成都蜀绣厂倒闭了。
但仅仅过去半年，新的篇章开始了。2006年5月20日，蜀绣正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都蜀绣厂倒闭后，当了26年绣工的孟德芝在抚琴东北路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下一个小门面，招收愿意学习蜀绣的学生。“开始只有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学，学费500元包教会。”孟德芝回忆说，后来在金牛区政府的支持下，自己成立了现在的蜀绣公司。
2006年6月，首届非遗节在成都开幕，孟德芝和学生在非遗节上现场绣制“太阳神鸟”，吸引了众多关注。同年10月，文殊坊开街，在招商部的邀请下，孟德芝将工作室搬到了现在的地址。在这个巨大的玻璃房中，16位绣工连续7个月绣制了一幅面积55平方米的老成都地图，拉近了蜀绣和普通老百姓的距离。
精湛的技艺，加上政府的支持和游客的喜爱，孟德芝的公司很快发展得风生水起，很多以前蜀绣厂的老同事也纷纷加入进来，重新拿起绣针干起了老本行。到成都旅游的很多外国人，被精美的蜀绣所吸引，成为孟德芝的客户。从当初没有一分钱积蓄到如今买车买房，孟德芝的人生轨迹因蜀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丝都的重生不可能靠一个人，而是要一个产业的勃兴，才能让更多人接近蜀绣。郫县人找到了办法。明末清初之时，是郫县安靖的蜀绣绣娘最忙的时代。如果将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的安靖，很多妇女都在家忙着绣各种生活用品，安靖的蜀绣底蕴也可见一斑。2012年6月，“成都・安靖第二届蜀绣文化艺术节”在郫县安靖镇蜀绣公园广场开幕。舞台上，一场新颖的蜀绣时装秀，则颠覆了现场成千上万的游客对蜀绣产品的传统认识。
现在，一双普通的高跟鞋，如经安靖镇蜀绣绣娘们的巧手加工后，这双鞋的价值可能会暴涨十倍，卖到3000元。如果在一双女靴上绣上精美的蜀绣，这双原本售价千元左右的普通女靴，即使价格后面再加个零也不夸张。
现在的郫县，长期从业的绣娘就有1500余人。为了让蜀绣走上产业化、集群化的道路，增强其核心竞争力，郫县县委县政府还投资41.2亿元，在郫县198功能区内府河与东风渠环绕的核心位置，大手笔规划和兴建了天府蜀绣文化创意产业园。这座占地约1400亩的产业园，将被打造成以蜀绣研发、培训、生产、展示、交流、交易为主，配套文化创意、旅游、商业金融、信息交流等服务功能的综合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当然，蜀绣的精彩，必须在更大的宏图上才能绘就，这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成都。非常有意思的是，地处南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都，通过国际化，让蜀绣找到了传统的光荣：蜀绣，再次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再次作为一种品位的象征而走向全世界。现在的蜀绣，既可以通过蓉欧快铁运往欧洲，也可以通过数十条国际航线轻松到达全世界。
有着辉煌历史的丝都，重生了。郭敬明和李宇春合作的《蜀绣》，说明年轻一代必将接过前人的针和丝，蜀绣，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未来和世界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