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图以《红高粱》中莫言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原型，探讨在男性视角下女性的行为和话语，揭示文本中体现出的男权话语和微弱的女性自我意识，并试图通过莫言的叙述展现男性写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是不能摆脱男性意识，无法超越男权文化和男权话语的。
关键词： 男性视角 《红高粱》 亵渎 崇拜 女性意识
《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是莫言的成名作。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述“我爷爷”与“我奶奶”带领群众伏击日军汽车队的故事及他们俩的爱情传奇。小说以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塑造了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人物形象，表达了莫言的女性意识。本文将从男性视角出发来审视《红高粱》，揭示作品所体现的男权文化和女性意识。
男性视角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一个分支，“男性视角正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它的主要文化特征就是将女性的价值置于男性的价值观中来衡量，它所遵循的是男性指定的标准和尺度，用一整套严格的道德和伦理体系来规范女性的思想和行为。”①下面将运用这种方法对《红高粱》进行解读。
一、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亵渎”
《红高粱》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来叙事，“我”在小说中不参与故事活动，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个叙述者和凝视者来观看并叙述人物形象及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红高粱》中包含两个叙述者。首先，“我”是最为显现的男性叙述者。其次，莫言作为男性作家是隐性的叙述者和故事的操众者。以男性的视角和身份来讲述故事，无意中会带有男权意识，会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叙述。
《红高粱》的整个叙事过程和故事情节都是男性站在主导的位置观看女性。小说主要塑造了两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女性形象――“我奶奶”和“玲子”。这些女性形象主要是通过“我”的叙述让读者明晰的，她们的行为、动作都处在“我”的视野中，是“我”观看的对象。整个作品女性处于男性的审视下，是男性观看的对象和他者心目中的形象，自然而然女性就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
在男性视角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意愿虚构出来的。由于性别差异及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理念的影响，女性形象成为男性作家变形、加工后的产物。在男性心目中，女性应该年轻、漂亮、温柔、顺从，应该具有观赏性并给他们带来审美愉悦。《红高粱》中的女主人公大都容颜姣好、温柔腼腆。“我奶奶在秋千架旁与一些尖足长辫的大闺女耍笑游戏，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人面桃花，女儿解放。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②“十六岁那年，奶奶已经出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飓的杨柳。单廷秀那天撅着粪筐子到我外曾祖父村里转圈，从众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我奶奶。三个月后，一乘花轿就把我奶奶抬走了。”③ 由于“我奶奶”长得貌美如花、与众不同，是最好看的姑娘，符合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期待，才被高密东北乡富甲一方的单家看上，嫁给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从“十七岁的玲子姑娘，当时是‘我们’村第一号美女”④可以看出，作为“被塑造者”，《红高粱》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符合男性潜意识的期待和审美欲望，她们是男性按照自己的心愿精心创造出来的“被观赏物”，在她们的身上，无不体现着创作者的审美追求和内心欲望。
“我奶奶能嫁给单扁郎，是我外曾祖父的荣耀。当时，多少人家都渴望着和单家攀亲，尽管风传着单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风病。”⑤容颜姣好、健康壮实的“我奶奶”在他父亲私心的驱使下被迫嫁给患有麻风病的单扁郎，这体现了男权制社会下对女性赤裸裸的摧残和迫害。“我奶奶”隐约知道单扁郎患有麻风病，她却还是顺从了父亲给她包办的婚姻，这里把以“单家”为代表的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和期待表现了出来。从人性的本质看，这种欲望是不符合人的道德标准和女性意愿的，而是体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男权话语。
《红高粱》中的女性温柔、顺从，比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更有魅力，她们是被美化了的人物形象。对女性形象的美化实质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男权话语，这种男权话语体现出男性占据着话语权而女性却丧失了话语权。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他认为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权力通过话语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占据着话语权就意味着掌握着主动权。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性占有着话语权，而女性在丧失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社会地位。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染下，男性对女性的心理期待与价值判断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那就是温顺忍让、无欲顺从。“在男性话语权威的支配之下，被降为‘第二性’的女人一切行为必须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则由男人来塑造。她们要遵守男权社会为女人制定的种种律令，还不能发出痛苦的声音，更不用说是反抗的声音了。”⑥对男性而言，女性的服从能使他们产生巨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下，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是男性的消费品，她们从小被教导要想方设法来取悦男性，包括展示自己的身体。在《红高粱》中，“我外曾祖父是个打造银器的小匠人。外曾祖母是个破落地主的女儿，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外曾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的母亲也是小脚，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奶奶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三寸金莲。”⑦“三寸金莲”是人为地将自然天成的大脚缠成三寸长的小脚，它迎合了男权制社会下男性的审美趣味，是社会共同的审美对象。“我奶奶”和“我母亲”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长的逼迫下勒断脚骨、折断脚趾裹出一双小脚，就是为了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这体现了男性占据主体性地位，而女性则被视为“第二性”或“他者”。女性为了男性而活，她们沦为了男性的附庸和工具。
正如波伏娃所认为的，无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还是文学创作中人类都以男性为中心，女人从来没有和男人平等地共享过这个世界。因此，《红高粱》中的女性处于被观看的客体地位，被当作“第二性”，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和话语权，这体现了男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亵渎。
二、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崇拜”
“我奶奶”不仅漂亮、温柔，更是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时候，她走出家庭，加入男人队伍，参加抗日。在日本部队进入高密东北乡后，冷支队长找“我爷爷”要求他带领人马加入共产党的队伍，而“我爷爷”却希望保持双方独立共同抗日。为此两人谈僵了，“我奶奶”站在他们二人当中，左手按着冷支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余占鳌的勃郎宁手枪，劝说两人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并且脸色陡变，将带有罗汉大叔的血的酒倒了三大碗，“‘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奶奶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⑧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奶奶”作为女性勇敢地站出来，消解了冷支队长和余占鳌的个人恩怨，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可见，“我奶奶”具有勇敢、智慧的女性特质。
故事的叙述者“我”说：“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⑨在“我”心目中，“我奶奶”是和花木兰、穆桂英一样英勇的女中豪杰。“我奶奶”敢作敢为、果断勇敢的性格和举动是传统女性所没有的，她是新女性的先锋代表。在这里，“我奶奶”已从传统的女性形象中抽离出来，具有男性的魅力。从话语到行为“我奶奶”表现出男人的气质与魄力，她的形象已被男性化了。
在伏击日军汽车队时，“我奶奶”成为了第一个被射击的目标，倒在了哺育她的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她是为和她一样遭受侵犯的同胞而牺牲，是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牺牲，她用平凡铸就了伟大！塑造这样的情节，莫言也许是有意渲染“我奶奶”的英雄形象，也许是无意的。无论有意与否，都体现了莫言的女性意识。“我奶奶”的形象接近现代女性的精神世界和心理诉求，能引起当时社会女性的共鸣。这也是莫言试图重新认识和展现的新的女性世界。
在“我”的视野中，“我奶奶”是抗日英雄、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令“我”心生“崇拜”。莫言作为小说的创作者和操纵者，塑造出“我奶奶”的这种英雄形象，透露出他对女性的“崇拜”意识。这种男性视角下的“崇拜”归根结底是男性对女性的意愿和期待。
三、莫言女性意识的体现
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开始，男性就主导着社会文化的创造权，控制着文学的叙述权及文学作品的阐释权。“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男性用他们的叙述来创造出无数个‘故事’和‘人物’，用无数的故事勾勒出他们的人生屐痕，用无数的男权和女性人物来承载他们的希望。”⑩同样，莫言在《红高粱》中用以“我奶奶”为代表的女性人物表达了他对女性的期待和愿望。故事叙述者“我”与小说作者莫言在本质上形成了一种虚构的“我”与真实的“我”的融合。所以，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包含了以他为代表的男性的女性意识。
对“女性”的“亵渎”是由于莫言从小受传统男权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浸染，他也和其他男性一样希望女性年轻漂亮、温柔顺从，希望女性符合自己的审美意愿。莫言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性，我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我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可见，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承载着他对女性的想象与期待。
从《红高粱》可以看出，莫言对妇女自由独立是持肯定态度的。莫言将他自己所期待的女性意识投射到了“我奶奶”身上。《红高粱》表现了“我奶奶”出众的才智及处事方法。“我奶奶”拥有“男人万不及一”的才智，这样她就难以对男人采用“仰视”的姿态，而是有着男女生而平等的渴望。莫言坚信，女人需要一个努力的场地来施展她们自己的才能。“我奶奶”多次在高密东北乡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正是莫言对女性生命力的肯定，对女性独立意识的赞扬。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我奶奶”的个性是敢作敢为、行事果断、言语犀利，决断力丝毫不差于男性，成为了一个“偶像”。女权主义批评家说：“在把妇女拔高为偶像的同时，它仅仅把她们表现为男人所渴望的无言而不动情的对象。”？？？“我奶奶”的这种偶像形象是男性思维的体现。
在《红高粱》中，以莫言为代表的男性表现出一种对“女性”的“崇拜”，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父亲严厉暴躁，爷爷奶奶也不喜欢他。他和母亲关系最好，他还常常讲故事给母亲听。莫言从小对母亲有一种崇拜和依赖情怀。对“女性”的“崇拜”意识，也是莫言在小说创作观念中对女性的想象和期待。《红高粱》中对女性的“亵渎”与“崇拜”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实质上却同时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双重心理和欲望，都体现了莫言的女性意识。
莫言的《红高粱》反映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解放之路。就像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说的：“男人的一支笔既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莫言以男性视角、男性叙述和男性话语塑造了女性形象，他对女性的态度和当时社会男性对女性的看法是一致的。女性生活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使她们处于一种“第二性”的地位。可见，莫言是不能摆脱男权意识下对女性人物的创作模式，也不能超越男权文化和主流意识。同时他又赋予“我奶奶”反叛精神，使她具有女性独立意识，体现了他的女性主义思想。可见，莫言在《红高粱》中对女性的阐释是站在男性立场上的。
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第19页。
鲁斯文：《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参考文献：
[1]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4] 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