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关中的唐朝十八座帝陵中，高宗乾陵、睿宗桥陵形制最为规整，设施最为崇厚，气势最为宏伟。睿宗桥陵之所以冠绝诸陵，是由众多因素综合促成的。唐睿宗为君为人的美德风范，足以让嗣君、儿子李隆基修建等级最高的陵墓来感念和缅怀;李隆基天性忠孝仁厚，重情重义，孝父爱兄，为其父营建设施崇厚的陵墓，是其忠孝仁义的天性使然。同时，唐玄宗为其父营建形制规整的陵墓，也是其奉行社会教化治国理政思维，弘扬儒家孝道思想，促进社会和谐有序、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开元时期国势鼎盛，物资丰裕，为建造规模宏大的桥陵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
关键词：唐睿宗;桥陵;唐玄宗;社会教化;开元盛世
作者简介：刘树友（1963-），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笔者以为要得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妨以考察陵主以及决策建陵者其德其行为切入点，即君临天下的陵主唐睿宗李旦为君为父的道行涵养，是否值得后人花费巨额财力为其建陵;同样君临天下决策建陵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君为子的品性德行，有无孝心举全国之力为其父建造天下无二的陵墓。当然，充沛的财力储备，也是建造所费不赀的帝陵之重要前提。笔者将循着这一思路，试图揭开睿宗桥陵冠绝唐陵的奥秘。
一、唐睿宗淡泊无为、致虚守静的志向人格，明于识人、适时禅位的高风亮节，使嗣君唐玄宗有足够的理由为其营建设施崇厚的陵墓，以感念缅怀先帝、乃父的懿德风范
尤为难得的是，唐睿宗长于明察形势，关键节点上头脑清楚，选定英姿勃发、鹤立鸡群的三子李隆基为太子，并适时禅位退居太上皇，防止了强势跋扈、咄咄逼人的太平公主图谋许久的宫廷政变，为结束持久动荡纷乱的政局，进而为李隆基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唐朝全盛时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病危之际发布的“遗诰”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后事的安排上，也可看得出唐睿宗确系一位开明君主：
朕闻古之建皇极承大序者，虽创业垂统，则至公之器，固不可违;而居常侍终，则必至之期，固不可易。况朕以薄德，累承圣绪，常愿致虚守静，用遂其真志。於崇高富贵，本非所重，故三为天子，三以天下让。盖从人之欲，方御於万邦，知子既明，复传於七庙。爰命皇帝，寄之司牧，观其体自舜禹，以成厥政，则朕然汾阳，无负於时。何尝不问寝以侍膳，候颜而顺色？孝已达於神明，爱已兼於君父，成朕之志，何庆如斯？然朕顷感旧病，焉大渐。圣贤共尔，修短其分，古无不殁，同谓之归。付得人，夫复何恨，属纩之后，三日便殡，以日易月，行之自久。厚葬伤生，可以深诫。其丧纪及山陵制度，一依汉制故事。社稷务重，皇帝不可谅自居，小殓之后，宜即别处视事。军将及岳牧等，所在发哀，并不须来赴。百辟卿士，孝子忠臣，送往事居，无违朕意，主者施行。[2]228
不言而喻，唐睿宗“恭俭退让”“致虚守静”“温厚柔巽”的美德风范，足以让儿子李隆基发自内心要修造气势磅礴的陵墓，来永久感念和缅怀先帝、其父的懿德风范。
二、唐玄宗李隆基，天性忠孝仁义，事父以孝，待兄以悌。为父营建等级最高、设施崇厚的陵墓，是其忠孝仁义的天性使然，也是在其孝心驱使下做出的自然选择
薛王隆业以“孝友”闻，玄宗“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疗，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原鸟再飞。’”[8]85开元十四（726）年岐王隆范病故，“上哭之甚恸，辍朝三日，为之追福手写《老子经》，膳累旬，百僚上表劝谕，然后复常。”[6]3017
李隆基如此友爱兄弟，可称古今少见，所谓“天子友悌，近古无比”，[6]3011“近世帝王莫能及”。[3]6700
上述事实表明，李隆基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上已完全撇开了君臣礼节，在事父、事兄方面一如家人，堪为典范。兼有至高至尊身份的皇帝与为人之子双重角色的唐玄宗，为父营造规模浩大的陵墓，实在是其忠孝仁义的天性使然和与生具有的孝心的自然流露，也是对其孝心、孝举的生动诠释。
三、唐玄宗注重社会教化，重视用儒家典籍、佛教、道教教义教化臣民，移风易俗，导人向真向善，明理守法。而为父营造设施崇厚的陵墓，无疑也是唐玄宗注重社会教化、弘扬儒家力倡的孝道文化的具体体现
注重社会教化，实现社会和谐有序，长治久安，是唐玄宗治国理政的基本思维。开元十年（722）九月，唐玄宗宣示天下：“朕君临宇内，子育黎元。内修睦亲，以叙九族;外协庶政，以济兆人。勋戚加优厚之恩，兄弟尽友于之至。务崇敦本，克慎明德。”[6]184为此采取了诸多努力。
二是抬高孔子社会地位，“美政教，移风俗”，使人人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
玄宗以为“宏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故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陵并旧宅庙，量加人洒扫，用展诚敬”。[2]347开元十三年（724）十一月，玄宗又驾临曲阜，“幸孔子宅致祭”。[3]6767
四、开元时期国势鼎盛，物资丰裕，为唐玄宗给其父建造形制规整、气势超群、冠绝诸陵的陵墓，成全唐玄宗的一片孝心，提供了强大的财力基础
当武后去世后，宫变接踵，政局纷乱，时势凶险，宗戚人人自危，李隆基也不例外，《大唐新语》卷2载：“龙（李隆基）潜藩邸，备历艰危。”[8]27面对韦后、武三思、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党人专权乱政、买官鬻爵、祸国殃民，李隆基联袂太平公主，“仗义行诛，一夕之间，戡定祸难”，[2]221使局势转危为安。然好景不长，继而太平公主又专权跋扈，横行无忌，培植党羽，伺机政变，行废立之举，势如千钧一发，李隆基先发制人，将太平公主党人一网打尽，结束了持续动荡纷乱八个年头的政局。
李隆基即位后，“励精为治”，[3]6690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深沉的使命感，大刀阔斧改革唐朝近百年来社会积累的各种弊端。一是刷新政治，任贤使能，如姚崇、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李元、杜暹、韩休、毕构、李杰等，“皆一时之选”，[9]47尽得重任，各就其长。特别是名臣姚崇、宋，全力辅佐唐玄宗，强势推进改革，“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面对富庶祥和的盛世景象，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不禁发出了“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的慨叹。[4]759
不言而喻，开元年间的强盛国势、雄厚财力及充裕的物资储备，为李隆基决策建造规模气势、形制设施冠绝唐朝帝陵的桥陵、成全自己的一片孝心，提供了强大的国力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气势磅礴、冠绝唐朝帝陵的睿宗桥陵的成功建造，绝非偶然，是众多因素综合促成的必然结果。唐睿宗淡泊无为，超然物外的赋性，一意追求闲适清静，绝弃俗务生活的志向，洞明世事、适时退位的美德，足以让嗣君、儿子李隆基修建等级最高的陵墓来感念和缅怀先君、其父的懿德风范;素怀忠孝仁义禀赋的李隆基，重情重义，孝敬父亲，友爱兄弟，为父营建设施崇厚的陵墓，是其忠孝仁义天性驱使下做出的符合逻辑的正常选择;一向把注重社会教化，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长治久安，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思维的唐玄宗，为父营建形制规整的陵墓，也是其弘扬儒家孝道思想，推崇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开元年间国势鼎盛，财力雄厚，物资丰裕，使得为唐睿宗建造规模宏大，冠绝唐朝诸帝陵的桥陵，成全唐玄宗的一片孝心，完全有了可能。这四个因素的合力作用，最终造就了中国帝陵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桥陵的横空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