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席勒把崇高与艺术联系起来，认为激情的讽刺诗是崇高性格的表现，嬉戏的讽刺诗是优美性格的表现。席勒把崇高与悲剧艺术联系起来，指明了悲剧是崇高的集中表现。这是席勒在艺术史上最大的历史贡献，不仅指明了悲剧艺术的崇高本质，而且突破了西方古典形态的悲剧观，启发了黑格尔等的悲剧矛盾冲突论。
[关键词]崇高；艺术；悲剧艺术
Abstract：Schiller linked the sublime with the art and believed that the passionate satire was the performance of noble temperament and the playful satire was the performance of beautiful temperament. Schiller put the sublimity and the tragedy art together to specify the tragedy wa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noble， of which is Schiller’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art history. In this way， he not only pointed out the sublime nature of the tragedy art， but also broke through the tragic theory of Western classical form and inspired the tragic conflicts theory of Hagel and other people.
Key words：sublime；art；tragic art
席勒不仅关注到自然界中的各种崇高现象和崇高对象，而且把人类的文学艺术与崇高联系起来。一方面，他把诗（文学作品）视为人性的具体表现，而激情的讽刺诗是崇高性格的表现，戏谑的讽刺诗则是优美性格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把悲剧与崇高紧密联系起来，把悲剧看做是崇高的集中表现。
一、崇高与艺术、讽刺诗
在《关于各种审美对象的断想》中，席勒不仅列举了许许多多自然界的崇高对象，也列举了许多艺术中的崇高对象。他说：“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没有比从地狱里出来追捕罪犯时的复仇女神福利亚或爱伦尼更可怕和更丑的形象了。令人厌恶地扭歪的脸，瘦骨嶙峋的躯体，一群蛇代替头发披在头上，既激怒我们的感觉，又伤害我们的审美趣味。但是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这些怪物如何追捕弑母者俄瑞斯特，怎样挥动着火炬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追赶他的时候，看到她们最后使满腔义愤平静下来，消逝在地狱的深渊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一种愉快的恐怖注视着这个表象。除了由福利亚体现出来的罪人良心的苦恼，甚至违反义务的行为，他真正的犯罪行为也能在表现中使我们欢喜。古希腊悲剧的美狄亚，杀死丈夫的克丽特姆涅斯特娜，杀死母亲的俄瑞斯特，使我们体验到一种令人战栗的快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对我们冷漠无情的，甚至使我们苦恼和可怕的事物，只要它一接近成为某种庞然大物或令人恐怖的东西，就开始使我们感兴趣。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只要强烈的激情在最微小的程度上也不提高他的价值，就会使他成为可怕和恐怖的对象；那么，一个平庸的无足轻重的对象，只要我们使它增大到接近超越我们的把握能力，它就成为快感的源泉。一个丑人由于愤怒会变得更丑，但是就在这种激情的爆发中，只要这种激情不是可笑的，而是可怕的，他就可能对我们具有最强烈的吸引力。这种观点甚至也适用于动物。拉犁的牛，套车的马、狗，都是常见的对象；如果我们激起公牛参加战斗，使一匹安静的马激怒，或者我们看见一条疯狗―所有这些动物就会成为审美的对象，我们也开始带着愉快和尊敬的感情观看它们。一切人所共有的对充满激情的事物的爱好，在自然中迫使我们观照痛苦，可怕和恐怖的同情感，在艺术中对我们有那么大的魅力，在剧院中那么吸引我们，使我们那么喜爱对巨大不幸的描写，这一些都证明，除开愉快、善和美之外还存在着快感的第四个源泉。”[1]98-99席勒尤其强调了艺术可以把世界上一切充满激情的事物都转化为崇高的审美对象，特别是悲剧艺术能够把人世间的一切不幸的事件都在剧院里转变为崇高的审美对象，而且，从古希腊神话传说和悲剧艺术开始都那么充满吸引人的永恒魅力。
在《论崇高（II）》中席勒明确地把崇高与艺术联系起来，论述了艺术表现崇高对象具有自然界不可比拟的优势。他说：“像美一样，崇高也源源不断地泛溢于整个自然，一切人都有感受两者的能力。但是这种感受能力的胚芽生长发育并不平衡，而艺术应该促进它的发育生长。自然的意义本来就导致我们首先趋向于美，同时我们就躲避开崇高。因为美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保护者，必定引导我们从粗野的自然状态达到良好的教养。但是，尽管美是我们初恋的情人，我们对美的感受能力也是首先发展起来的，然而，自然仍然关注这种感受能力的逐渐成熟，而且在这种感受能力完全发育成熟之前先培养理智和心灵。假如审美趣味达到完全成熟，比真理和道德更早培植在我们心田中，而且是通过比审美趣味可能实现的更好的方法培植的，那么感性世界就永远始终是我们意向的界限。我们无论在我们的概念中，还是在我们的信念中，都会超越不了感性世界的界限，而且想象力不能表现的东西，就会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现实性。不过，非常幸运，自然早就安排好了，审美趣味虽然最先兴盛起来，但是它毕竟产生于所有精神能力之中。同时在这期间赢得足够的时间，把丰富的概念培植于头脑中并把珍贵的原则培植于胸怀中，然后就从理性中单独发展起对伟大和崇高的感受能力。”[1]189也就是说，艺术应该而且可以把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崇高和崇高感培育壮大，成为人类保持人性自由本质的重要方面或者更有效的手段。席勒说：“现在自然本身虽然本来就提供了大量独一无二的客体，在这些客体上我们对美和崇高的感受能力可以得到训练；但是，人，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比起运用第一手材料更善于运用第二手材料，而且比起从自然的不纯洁源泉中艰难而可怜地汲取材料，他更乐意接受艺术精选和调配的材料。模仿的造型冲动不能忍受不立即使印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且在自然每个美的形式或伟大的形式中都发现与自然争高低的号召，在自然面前就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把自然在追求一种比较切近它的目的时顺便带来的东西―只要自然不把它完全无意地扔掉―作为主要目的和一个独特的整体来对待。如果自然在它美的有机构成物之中，不是由于质料的个性不足，就是由于异类力量的影响而忍受暴力，或者如果它在自己伟大和激情的场景中施行暴力并作为一种威力对人发生作用，这时它又仍然可以仅仅作为自由观照的客体而成为审美客体，那么，它的模仿者，造型艺术就完全是自由的，因为这种艺术使偶然性的限制与它的对象隔绝开来。而且这种艺术也允许观照者的精神是自由的，因为艺术只模仿外观而不模仿实在（die Wirklichkeit）。再者，因为崇高和美的全部魅力仅仅在于外观，而不在于内容，所以艺术共享自然的一切优点，却不分担自然的束缚。”[1]193-194这就是说，艺术不仅可以像大自然一样培育起人类的崇高和崇高感的幼苗，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艺术是人类想象力的创造，所以它能够充分利用审美对象的外观形象性、情感感染性、超越功利性的优势，让人更加有利地对崇高对象采取“同情”的态度，从而比起大自然的崇高对象会更加有效地成为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手段和途径。
恰恰是注意到崇高的艺术表现必须是在人类的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的矛盾冲突中充分显现出来，而且必须是以想象性、可能性的形象表现出来，所以，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把崇高与诗的艺术联系起来，认为激情的讽刺诗是崇高性格的表现，嬉戏的讽刺诗是优美性格的表现。他说：“如果激情的讽刺只是适合于崇高的心灵，那么嬉戏的讽刺只能由一颗优美的心来完成。因为前者早已借助他的严肃的题材而避免了轻浮；但是后者只能处理道德上无关紧要的题材，如果在这里不使内容的处理高尚化，如果诗人的主体不能代替他的客体，那就必然会陷入轻浮，就会丧失任何诗的尊严。然而只有优美的心才能不依赖于它的活动的对象，在它的任何表现中显示出它自己的完美形象。崇高的性格只有在对感官抵抗的个别胜利中，只有在情感激昂的片刻和瞬间的紧张之中，才能表现出自己。相反，在优美的心灵中，理想作为天性发生作用，即始终如一地发生作用，因而可以在一种宁静的状态中把自己表现出来。深深的海洋在波涛汹涌的时候显得是最崇高的，清澈的小溪在平静流淌的时候显得是最优美的。”[1]318在这里，席勒不仅把崇高与诗的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把诗的艺术与人类的人性特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崇高、艺术、人性三位一体的统一，充分地显示出席勒人性美学思想体系的独特特征。这种崇高、艺术、人性“三位一体”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席勒把悲剧与崇高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深入研究中。
二、崇高与悲剧
席勒在一系列与崇高相关的论文中多次论述和阐发了崇高与悲剧的关系。席勒把崇高与悲剧艺术联系起来，指明了悲剧是崇高的集中表现。这是席勒在艺术史上最大的历史贡献，不仅指明了悲剧艺术的崇高本质，而且突破了西方古典形态的悲剧观，启发了黑格尔等的悲剧矛盾冲突论。
席勒正是在这种崇高的分类和艺术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敏锐地抓住了崇高与悲剧（悲剧性的艺术形式）的必然联系。他在《论崇高（Ⅰ）》一文的最后，再一次归纳了激情的崇高的两个主要条件：第一，一个生动的痛苦表象，以便引起适当强度的同情的情感激动；第二，反抗痛苦的表象，以便在意识中唤起内在的精神自由。只有通过前者，对象才成为激情的；只有通过后者，激情的对象才同时成为崇高的。从这条原理中产生出一切悲剧艺术的两条基本法则，这就是，第一，表现受苦的自然；第二，表现在痛苦时的道德的主动性[1]183。这样，席勒一方面把悲剧与激情的崇高联系起来，使悲剧的本质在美学上得到了肯定，实质上是谢林关于悲剧（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和黑格尔关于悲剧冲突论的论述的前奏和先声。另一方面，把二者联系起来，就使美学范畴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完整体系，崇高与悲剧性相关，美与喜剧性相关，美又有优美、秀美等的区分，因而以往各自只具有松散关系的美学范畴，在经过康德的初步综合以后，在席勒这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美学范畴体系。
三、崇高艺术的审美功能
崇高的艺术对于人性的完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可以使得阴柔的人在矛盾冲突中变得坚强，从而形成人性完整的人。
在《论崇高（II）》中，席勒指出：“崇高努力使我们找到超越感性世界的出口，而美倒乐意让我们永远停留在感性世界之内。崇高不是逐渐地（因为没有从依赖性到自由的转化），却是骤然通过震惊从精细的感性用来缠绕住独立自主精神的罗网中解放出独立自主的精神，而这张罗网编织得越明显，它就缠缚得越牢固。如果精细的感性借助柔弱审美趣味的不易觉察的影响取得对人的无论多大的支配，―如果它能够用精神美的迷人外表渗透到道德立法的最深处，并在那里毒化道德准则的神圣源泉，那么单独一种崇高感往往就足以撕破欺骗的面纱，同时把全部弹力归还给被缠缚的精神，给精神启示它真正的使命，并且至少在一瞬间把尊严感强加于精神。女神卡莉普索形体的美迷住了乌里斯的勇敢的儿子，并且她以自己的魅惑的力量长期地使他迷恋在自己的岛上。他长期认为自己崇拜着不朽的女神，实际上是沉溺于淫欲；但是崇高的印象以门托尔的形象突然对他显现，感动他，他就回忆起自己更高的使命，扑向波浪，他也就成为自由的了。”[1]188-189战神和智慧之神雅典娜化为崇高的对象，巨人门托尔陪伴和保护忒勒玛科斯去寻找父亲奥德修斯，突然出现在小岛上，惊醒了被女神卡利普索迷惑而沉溺于淫欲的奥德修斯，使他战胜了自己的感性本能，恢复了理智和自由，回到家乡。席勒用这个荷马史诗的传说故事，彰显了崇高艺术形象的拯救人性的伟大力量。
的确，诚如席勒所说，艺术的崇高比起自然的崇高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因为第一，艺术的崇高可以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更加有力地表现出人的精神自由和理性力量；第二，艺术的崇高能够最充分地运用想象力“同情”地显示出人类的感性痛苦激情，最符合崇高本质地显现出崇高对象的威力，形成崇高感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怡情养性和潜移默化的特征。这样，艺术的崇高也就是表现人类的高尚理想和讽刺社会现实的丑恶现象的最有力的审美方式。因此，在社会现实处于腐化堕落、风雨飘摇、呼唤变革的时代，人类就需要崇高的艺术来扫荡污泥浊水，摧枯拉朽，树立信心，努力奋斗，实现理想。这恰恰是崇高艺术和崇高理论出现在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大革命历史时期的根本原因。席勒在《论激情》中指出：“在道德上提高人，激发公民的民族感，虽然是诗人极其光荣的任务，但缪斯最好地知道，怎样才能把崇高和美的艺术与它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诗的艺术间接地出色完成的事情，她们却只是非常糟糕地直接作成。诗的艺术从不为人进行特殊的活动，而人们为了很好地处理个别的任务、细节，不可能挑选比较笨拙的工具。它的作用范围是人性的整体，而只有在它影响到性格的程度上，它才能对个别行为产生影响。诗能够使人产生对英雄的爱慕。它既不能劝告他，也不能同他一起去冲击，又不能为他工作；然而它能够教育他成为英雄，召唤他去行动，并且武装他，使他强大得应有尽有。”[1]164-165也就是说，在人性腐化、民族衰败、道德沦丧的时候，文学艺术以审美的方式来救赎人类，以崇高的艺术形象作用于人性的整体，教育人们仿效英雄，使他们在人格上变得无比强大。
英国―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同样是欧洲文学史上的讽刺文学大师，他的《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是闻名世界的讽刺文学作品，在中国也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讽刺文学经典。《一只桶的故事》是斯威夫特一部影响世界、意义深远的讽刺文学杰作。这部讽刺作品的矛头直指天主教教会，同时无情抨击了当时封建社会的恶习流弊、贫乏学术、浅薄文学批评。他以三兄弟的漫画形象把天主教会、英国国教和喀尔文教派（英国清教徒）讽刺得淋漓尽致，斯文扫地。他揭露这三大教派都以基督教的正宗自居，都宣称自己严守《圣经》的教义教规，可实际上都是阳奉阴违、臭名昭著、钩心斗角的难兄难弟。作为英国国教的牧师，斯威夫特揭露了一些教会黑幕，大胆揭发了基督教徒的虚伪、无耻。《一只桶的故事》传播了英国启蒙主义思想，批判了封建教会的黑暗、虚伪、奸诈、无耻，是斯威夫特的成名之作，成就了他的讽刺大师的盛名，也是英国启蒙主义讽刺文学的开山之作。斯威夫特的晚期代表作品《格列佛游记》作品，更是一部传遍世界的不朽讽刺文学经典杰作。它不仅严厉斥责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腐朽政治，而且以特殊的方式巧妙揭露了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本性。此后他还写了许多满怀忧愤的讽刺作品。斯威夫特的讽刺杰作也是英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崇高艺术的典范，是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充分肯定的“激情的讽刺诗”的不朽之作，同样是英国社会转型的真实写照，还是英国启蒙主义思想的激情的崇高表达。
[参考文献]
席勒美学文集[M].张玉能，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张玉能.西方文论教程[M].第2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张玉能.西方美学思潮[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