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那些即将刑满释放的人员要学会坐地铁、办银行卡；要上满200课时的各类生活和就业课程；还可自由选择看电视是《离婚律师》还是《甄执》……
4月23日早上六点多，茹宏在位于亚运村的家附近坐上班车，前往位于大兴团河的单位上班。通常早上八点，他到单位，在餐厅用个早餐。然后，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再随班车行驶40多公里，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回到家中。多年来，茹宏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
茹宏是“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出监教育中心”）的一名监区长。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79号令”即《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称：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监狱对即将服刑期满的罪犯，应当集中进行出监教育，时限为3个月”。2004年2月，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决定设立出监教育中心，地点就设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内，一大批干警被抽调来专门从事出监教育。从事监区管理工作20多年的茹宏，也在2010年开始被安排到出监教育中心工作。
每天到了监区后，茹宏先对服刑人员宿舍进行例行检查，查卫生、查服刑人员的情绪状态。检查的时候，服刑人员都靠着自己的床边站立正，行注目礼，这是基本的行为规范。“要看每个犯人的表情，高不高兴，发现有情绪的及时谈话。”茹宏介绍说，检查仔细到查看每个服刑人员的柜子，看是否有过期的食品，“有的服刑人员舍不得吃的鸡蛋放柜子里，时间久了变质后就不能再让吃了”。
采访当天，《方圆》记者到达监区的时候，茹宏正带领部分服刑人员在劳动区劳动。与普通的监狱劳动场面有些类似，不同的是，少了一些狱警的身影，劳动区的气氛也缓和得多。
“劳动也是出监教育的一部分。”茹宏介绍说，出监教育中心实行的是“半日教育改造，半日劳动改造”的模式。上午出过工的服刑人员，午休过后，会参加下午的出监教育课。记者了解到，每个到出监教育中心的服刑人员，在被释放前，都要上满200个课时，包括创业培训、心理课等十几门课。而这些课程，正是出监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
学会坐地铁、办银行卡
蔡刚说，他在监狱里八年多了，早就听说北京现在地下交通十分便利，但具体是个什么样子一无所知。看过地铁视频，进行了模拟练习，他才知道，现在进出地铁都要刷卡。
在多功能区的其他房间，记者还看到了模拟的公交站、政府办事大厅等相关场景。记者发现，各个模拟场景与真实环境几乎一致，比如，在办事大厅里，服刑人员可以细致地了解出监后办理落户、申请低保、办理医保、办理失业保险、办理养老保险等各种业务。
在办理银行卡的情景演示模拟窗口，49岁的服刑人员张翔体验了如何办理银行卡。他先在叫号窗口旁边的取号机前拿了号，然后坐在一旁耐心的等待窗口叫号。“我进来之前，银行没有那么多人，没听说过排队领号，也没见过专门发号的机器。”
张翔家住房山，但他已经26年没回家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因为流氓罪被判入狱，刑满释放后，又替朋友出头失手打死人后逃逸。直到1999年，才被警方抓获，押回北京。最终，张翔因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无期徒刑，他不服判决并一直在申诉。此后，他获得改判，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由于张翔表现积极，经过15年的服刑改造，即将被释放。
张翔觉得自己跟外面的世界完全脱节了。他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更不会用电脑。功能区建立了局域网开设了模拟上网课程，但张翔连开机也不会。在电脑室，对着液晶显示屏一直发呆。
“出监教育就是希望让那些与社会脱节的服刑人员，在刑满释放后能顺利回归社会、适应社会。”出监教育中心副主任朱光华告诉《方圆》记者，长时间待在监区的人，会形成一些条件反射，比如，在走廊里遇到干警，条件反射般迅速靠墙而立，双手下垂，直到干警走过后才恢复活动，而等到他们回归社会，他们这种“拘禁性人格”还可能会延续，甚至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比如，有的人回家后，仍然坚持开灯睡觉，被叫到名字会迅速答“到”。
朱光华说，出监教育环节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届临刑释人员的“拘禁性人格”进行缓解和调适。“在我们的出监教育中心建立起一个‘小社会’，通过模拟实训，让届临刑释人员感受重获自由后必需的生活内容。”
创业培训最受欢迎
朱光华介绍，出监教育中心以“减少监禁人格、培养守法公民”为目标，定位于常规收押改造阶段的“质检中心”，巩固、检验以往改造成果；定位于罪犯回归社会的“康复中心”，向后延伸，增强出监罪犯的就业谋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定位于“回归服务中心”，向外延伸，通过无缝衔接，实现监狱与社会社区矫正和社会安置帮教的有效对接，通过环境构建人文化、回归指导模拟化，促进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
各种课程是实现这个转变的关键环节。
坐在记者面前的沙亮显得很健谈，丝毫没有不自在的表现。虽然留着服刑人员的标准头型，光头下难掩一张帅气的脸庞。他说话的语速不快不慢，很有逻辑，时而引经据典，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给人的感觉确是个“喝了不少墨汁”的人。
见到记者前，他已经来出监教育中心两个多月了。他告诉记者，与普通监区相比，出监教育中心的监区监管相对宽松，更自由一些。按照监区的规定，他通常是半天劳动，半天上课。他最喜欢的课程是创业培训课。
“培训课有一个环节是老师让每个小组做一份创立一家公司的计划书，可以自由选择创立任何企业，计划书具体到组织架构、海报设计等。这个过程需要大家协同合作，特别有意思。”沙亮说。 记者了解到，出监教育中心与光华慈善机构签订协议，免费开设创业课程，主要为服刑人员讲授怎么写计划书，怎么进行创业准备，课程结束后，服刑人员会领到一本结业证书，“出去后可以向培训公司申请低息贷款”。这个课程很受欢迎。在课后的小组讨论中，创业讨论也是最激烈的：你的公司叫什么，我的叫什么，LOGO该怎么做，面向什么群体，提供什么服务。
在创业课程中，沙亮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培训课讲的多是理念性的内容，比如，员工之间的协作、财务管理等等，说得笼统不细化，有的人听不懂，有的人没有创业的打算，觉得听了也没用。“我还比较喜欢《重塑美好的人生》这个课程，讲课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乐观，心态积极，非常励志。”沙亮告诉记者，出监教育中心还开设了心理课等课程，通过参与互动，教会了他如何更好地与人沟通交流。
据记者了解，目前出监教育中心为届临刑释人员开设了社会保险、民生政策、安置帮教、文明礼仪、就业指导、户籍制度、阳光心态、交通安全、应急救护和现代生活等23门社会生活必备课程，大约200课时。并且配以劳动意识的强化教育，增强服刑人员文明意识和法律意识，职业技术技能要求会二精一（即开展两门培训，至少精通一门技能），最大限度地向他们传授了再社会化基本知识和生活技能，解决了他们临释前茫然不知所措的问题。
朱光华告诉记者，在一些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出监教育中心不再采用简单的说教形式，也在引进新型教学方式。以心理课为例，2012年开始，监区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将“颜色的力量”引入出监罪犯心理矫正工作。
《方圆》记者了解到，课程设置参考了对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再根据服刑人员的年龄特征分类考虑。比如，50岁以上的服刑人员的课程，少了一些创业培训课，更多的是康体健身以及法制课程。
“学完这200个课时，出去的时候就不会眼前一抹黑了。”张灿告诉记者，他以前当过公务员，辞职经商后犯罪入狱，社会保险也已经中断好些年了，在普通监区时，他一度担心出狱后能否把保险续上。“通过这里的学习使我明白了养老保险最低的缴费年限，如果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还可以申请延长缴费期限。”
比普通监区更为人性化
43岁的高强以前是跑运输的，三年前酒后驾车撞死了路人，被判3年零6个月。再过不久，他就可以回到北京顺义区的家中，与妻儿父母团聚。
高强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说话有点结巴。性格憨厚，与狱友的相处还算和谐。普通监区的日子，让他感觉很压抑，有束缚感。到了出监教育中心后，他觉得心情比在普通监区时好多了。
六点起床，轮班值日搞卫生，等待例行检查，早餐后便开始上午的劳动教育。高强说，除了日常的出工和学习教育，其余的时间便是看电视。比如，下午六点半开始播放北京新闻，七点准时新闻联播，还可以选择一些生活片，比如《离婚律师》、《老农民》、《甄执》等热播的片子。
4月23日，《方圆》记者随同干警进入服刑人员的生活区，公共活动区内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香港电影，服刑人员有的正在观看，还有部分人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三三两两的聊天。高强告诉记者，这样的观看电视的场面也区别于普通监区。在普通监区里，看电视的时间里，规定所有人必须在规定的区域内坐着看电视。“在出监教育中心，你只要不进入划定的黄线范围内就可以自由走动。”
“这里很人性化，但又不会让人太松懈。”沙亮告诉记者，来出监教育中心之前，他曾经想象过这里的状态，觉得待在这里的服刑人员都是即将走出社会的人，应该大都比较懒散，卫生肯定也没人管。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宽松的环境，但生活方方面面也很规范。“牙刷该放在哪儿，都是一致的，连放杯子的塑料垫的颜色都一样，生活的细节全部是设计好的。与在普通监区的强制约束不一样，这里的规范是大家自发的。”
刚进入出监教育中心时，对于这里的宽松环境，沙亮还有些不适应。“这里鼓励服刑人员自律，为将来回归社会做准备。比如以前休息时间看电视，大家必须统一坐着看一个台。偶尔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节目，就会像个孩子一样窃喜半天。这里可以自由选择看或者不看，大家可以投票决定看哪个台，也可以选择回监舍看书、下棋，只要不干扰别人就行。”
“这里与外界的距离一步之遥，越临回家就会越容易想起进监狱之前的事情，想着自己出去了能干什么。”沙亮觉得，狱中经历会影响自己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创业是最好的选择。他想到养狗。来到出监教育中心后，认识了同班的一个狱友，狱友家里有一片闲置的山，他们合计一起养狗，连下游产业链也想好了，比如开个饭馆、茶馆。
高强说，尽管马上要回归社会了，但还没想好自己出去后要干什么。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等出去了，好好孝敬一下父母，弥补这么多年的服刑带来的亏欠。
管理遇上“出监综合征”
宽松的监区环境，也充斥着一些不和谐因素。朱光华告诉《方圆》记者，相对普通监狱管理，出监教育更难管理。“一些服刑人员认为出监教育监区约束相对松，便大胆提出各种要求，比如要求抽烟，还有人提出非法要求，称要穿便服，游北京，不叠被子，上完厕所不收拾，甚至顶撞干警。”茹宏说。
朱光华说，在普通监狱，为了争取奖励，获得减刑机会，服刑人员大都努力表现，挣分争取评奖。到了出监教育环节，没有了这些激励手段，约束也相对少了，有些服刑人员便开始松懈。比如以前对办案单位或者监狱某个干警的不满，服刑态度不积极等问题，会在出监教育环节的三到四个月时间里暴露出来，通常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等。他们称这种现象叫“出监综合征”。
茹宏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典型“出监综合征”服刑人员的故事。服刑人员叫王乐，进行完几个月的出监教育，即将刑满释放时，他提出“能不能晚放三个月，等过了冬天再出去”。王乐的理由是家中无亲人接应，自己家的房子没暖气，适逢冬天，难熬日子。
“我们跟当地司法局走访了他的村子，发现他住的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他还有亲哥哥可以接应他。”茹宏说，执法仪记录了走访的整个过程，反馈给王乐，事后得知，并非王乐不想出去，而是因为对自己被判入狱的罪名始终不认，有意在即将出狱前制造难题。“他想赚点便宜，让监区或司法局给解决点经济问题。”
提起工作中的难题，朱光华暗自叫苦。干警人员有限，工作量大，要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掌握所有服刑人员的犯罪情况，与原监区进行沟通，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评估、社会适应能力评估、再犯风险评估等多项工作。还要实现一些社会对接工作，比如跟各个区县签订协议，每月让不同区县的民政局、社保局、银行等部门进大墙，给服刑人员一对一答疑。许多个别困难问题有待地方政府协助解决，但一些问题地方政府也难以协调，如家属不接纳服刑人员回家的问题，还得帮助做家属工作。
出监教育十年已成体系
“出监教育中心成立十年，几乎是从零开始摸索前进，随着不断改革和经验积累，出监教育如今已经形成规模。”朱光华介绍说，在该出监教育中心成立之前，出监教育环节都在各自监狱内进行，教育模式单一且不统一，没有专业教师和设施，效果不好。如今，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在“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进行，而女子监狱的出监教育仍旧在本监狱进行。
《方圆》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届满刑释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近年来，出监教育中心特别在“无缝衔接”问题上下了工夫。至今为止，“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与全市16个区县司法局签署协作协议，已经帮助16名“三无”刑释人员解决了回归难的问题。
“我们还与怀柔区司法局建立了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基地，为40余名怀柔籍无就业途径的刑释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朱光华告诉记者，每年出监教育中心与社会专门机构还会举办一次招聘会，邀请北京市20多家企业进大墙。“意向签约率在40%左右，不过有的服刑人员出去之后，看不上这些工作，或者希望隐姓埋名生活，转而找了别的工作或者自己创业。”
据了解，“在京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家出监教育中心。10余年来已有4600余名临近刑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在这里通过出监教育提前“接触社会”。
“出监教育的路还应该更宽，除了我们，更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衔接。”在茹宏看来，目前的出监教育还有更大的增进空间，比如仍旧缺乏规范化管理，社会衔接方面存在缺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