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代皇帝《宝薮》。所谓“宝薮”，即皇帝御用玺印的印谱。是将皇帝御用玺印收集钤盖，装订成册，以流传后世。在清代以前并无“宝薮”之名，也未见有将皇帝玺印制作印谱的记载。“宝薮”的制作应发轫于乾隆时期（“宝薮”的说法或也是乾隆皇帝的首创）。终清一世，只有三位皇帝没有《宝薮》，即雍正、同治和光绪皇帝。
故宫所藏乾隆《宝薮》中有竹质“烟雨楼”、“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和“戒得堂”、“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两套印章的组合，应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镌刻，均为阳文，现无实物。但从印文内容我们能够判断其制作的大致年代与历史背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十八日，年已七十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受大臣官员的庆贺。江苏学政彭元瑞因贺皇上七旬万寿，镌刻“古稀天子之宝”，撰进颂册。乾隆帝自诩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君主，特撰写《古稀说》：“余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而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宿政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其未归政以前，不敢驰夕惕。犹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励己躬也。”“犹日孜孜”玺，作为副章与“古稀天子之宝”相配使用。此外并有“古稀天子”玺与“犹日孜孜”玺和如“德日新”、“烟雨楼”、“乐寿堂”、“五福五代堂”等其经常出入的宫殿玺印组合使用。而根据乾隆《宝薮》记录，此类玺印有19套之多，且质地不一。这些多次组合以多种样貌出现的类似内容玺印，可从一个侧面反应乾隆的喜好、晚年所经历的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等。
承德避暑山庄曾经是清代皇帝在京城之外处理军政要务、民族问题的重要场所，可说是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戒得堂原位于承德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左，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康熙皇帝七旬时曾刻有“戒之在得”印，乾隆皇帝年届七旬时，为纪念祖父，亦在镜湖中心的洲岛上建了这座书堂，取“戒之在得”之意，题名为“戒得堂”。
烟雨楼同样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为乾隆四十五年仿照浙江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而建，在如意洲北侧的青莲岛上，有小桥与如意洲相连。乾隆帝对此处极为赞赏，亲笔写匾额。乾隆有多篇诗咏烟雨楼，如“最宜雨态烟容处，无碍天高地广义。却胜南巡凭赏者，平湖风递芰荷芬”。
乾隆帝另有一方碧玉螭纽“爱竹学心虚”印，为其即位之前所制。虽然此方碧玉玺印实物也已不存，但却可以从这五个字中体会乾隆皇帝对“竹”的情感。不仅如此，乾隆皇帝在位时期所作书画、器物、家具中以竹为质地、为题材或为装饰的可谓比比皆是，而且，在他准备归政后居住的宁寿宫花园中也有如三友轩等多所以竹为主题装饰的建筑屋居，如香雪室装饰画、毓庆宫通景画等，并于庭院中植竹。
清宫旧藏还有一幅《郎世宁绘弘历平安春信图》轴，图中乾隆题曰：“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壬寅暮春御题。”所绘为一长一幼于竹林中赏梅的情景，竹林的意象突出，而两人双手正交递着一条梅枝。有人认为画中长者即为乾隆（年轻人或也是少年时的乾隆，此图是宫中又一版本的乾隆《是一是二》图像），竹梅则传递出“竹报平安”之意;另有王子林先生一说，认为图中描绘的长者实是雍正，而从雍正皇帝手中递给弘历的一枝梅花，正暗示着雍正将传位于弘历。若此说不虚，则“竹”对乾隆皇帝的意义或比“平安”更为深远。
乾隆一生镌刻印章1800多方，凡能刻印的材质基本囊括，其中不乏金、银、玉、象牙、玛瑙、水晶、青金、田黄等名贵石材，亦有朴素如木、竹质地。但检索《宝薮》与实物，可以发现竹印的稀少：实物中未见，而《宝薮》钤印记录仅为两套六方，这亦与传世竹印较少的情况相符。检索现存乾隆、咸丰两帝所遗留竹印（印文），可知这些竹印主要是鉴赏收藏所用的闲章，这与故宫博物院收贮的其他清代（或以后）文人印的性质相同。印文篆刻上前者基本用阳文，而后者阴刻、阳刻不一;印体装饰上前者或用“文竹”且造型规矩，后者则或圆雕或随形或干脆采用竹节、竹根的本来形态，显得更加狂放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