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美籍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提出：为了克服科学的沙文主义霸权倾向必须把科学与国家、教育分离开来，以便实现科学与教育的创新。他对科学与教育的看法很奇特，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关键词：分离 创新 费耶阿本德 自由社会 科学 教育
Separating and innovation：Feyerabend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Abstract：American philosopher P.K.Feyerabend argued: science mus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ate and education so that conquering the scientific chauvinism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education.This is a vagarious opinion which worth while more studyng.
Key words：Separating ; innovation;Feyerabend ; science ; education ; free society
（一）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生来便有优越性的假定却超出了科学，并几乎成了每个人的一项信念。科学现在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已成为西方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当然，教会和国家现在被仔细地分离开了。然而国家和科学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费耶阿本德难以忍受的是人际关系也必须接受科学的处理，例如教育方案，在西方的学校中，几乎所有科学学科都是强制性的学科。虽然六十岁的父母们可以决定使自己受新教基本原理的教育、还是受犹太教基本原理的教育、还是完全不接受宗教教育，但就科学来说，他们没有同样的自由。物理学、天文学必须要学，科学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人们的全部头脑，人们只说一种语言——优越的科学的语言：“地球绕太阳运转――其他一切都是胡说”[2]。费耶阿本德发现，“我们接受或拒斥科学思想的方式与民主的决策程序根本不同”[3]。我们毫不怀疑地直接接受了科学定律和科学事实，我们在学校中讲授科学，使科学成为重要的政治决策基础，但没有对它们进行检验，没有把它们交付表决。科学家并不把科学交付表决，科学家说，外行当然不能对它们进行表决。“人们接受科学家的宇宙论就像人们曾经接受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宇宙论那样是不加批判的”[4]。
理性主义的科学假设由于科学的理性主义具有优越性，所以必须予以接受，使之成为社会和教育的基础。费耶阿本德尖锐地指出，现代科学绝不像科学宣传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困难和完美。像医学、物理学或生物学这样的一门学科所以显得困难，只是因为它教得很糟，因为标准教育充斥冗余的材料，还因为这些教育在人生的历程中开始得太晚。战时，美军急需医生，医学教育可以锐减到半年（然而，这种教本早就佚失了。科学在战时可以简化。在和平时期，科学的威望需要高度的复杂性）。费耶阿本德认为，对于教育也必须加强外行的监督。因为就教育家而言，情况更糟。因为，虽然确定身体上的治疗是否成功是可能的，我们却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法来确定精神治疗即所谓的教育的成功。除非学生着手对他们的老师进行检验，正如病人着手对他们的医生进行检验一样，否则，教育家便可以不受惩罚地把他们的思想硬塞给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费耶阿本德的忠告是，“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永远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5]。外行监督科学家在美国有现实的案例可循。美国众议员鲍曼提案建议：国会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授予的14,000多项资助拥有否决权。众议院通过了该修正案，科学家对这一事实极为不安，国家科学院院长隐晦地谈到了极权主义倾向。费耶阿本德拥护这一提案，他说，这位收入很多的绅士似乎没有认识到，极权主义指的是少数支配多数，而鲍曼修正案恰好相反，它建议检验少数人用数百万元公众的钱做了什么，公众把这些钱交给他们处置，徒劳地希望最终将会由这种慷慨得到好处。考虑到自我陶醉的科学沙文主义，这种检验是十分合理的。费耶阿本德还建议，应该超出监督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狭隘界限：州立大学的每一个系都必须受到仔细的监督，以免它的成员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名义下用公众的钱编造他们个人的空想。
费耶阿本德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解释说，“对我来说，情况十分简单。‘州立学院和大学’是由纳税人供给资金的。因此，它们要服从纳税人的判定，而不是服从靠公众的金钱生活的许多知识分子寄生虫的判定”[6]。如果加利福尼亚的纳税人想要他们的大学讲授民间医学、祈雨舞仪式，那么这些大学就必须讲授这些东西，这些州立大学、私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也可以继续讲授波普尔和冯·诺伊曼。总之，民主政体的教育机构原则上应该讲授任何学科。
（二）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的优越性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国家与科学分离是国家和所有传统分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是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科学惹人注目、哗众取宠而又冒失无礼，只有那些已经决定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学但从未审察过科学的优越性和界限的人，才会认为科学天生就是优越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取舍应当让个人去决定。既然如此，就可推知，“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必须以国家与科学的分离为补充。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这样的分离可能是我们达致一种人本精神的唯一机会。我们是能够达致人本精神的，但还从未完全实现过”[7]。费耶阿本德指出：“虽然国家与教会分离是存在的，但国家与科学的分离并不存在”[8]。一个美国人现在可以选择他所喜欢的宗教，" 但他仍不得要求：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不学科学而学魔法。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是许多传统中的一种，选择传统的权利自由在个人手中，不在国家手中，因此科学应该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国家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分离是国家和所有传统的一般分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受国家保护的科学限制了其它思想的自由发展。然而，科学并不比任何别的生活形式具有更大的权威。它的目标无疑并不比那些指导一个宗教社会或由一个神话统一起来的一个部族中的生活的目标更重要。总之，它们不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塑造他自己的心灵，按照他认为最合意的社会信仰生活。因此，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必须补充以国家和科学的分离。
费耶阿本德认为，克服科学沙文主义，不仅需要把科学与国家分离开来，还需要进一步把科学与教育分离开来。他说，承认占有唯一正确方法和唯一可接受结果的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它同教育过程分离开来。可以教授科学，但只向那些已决定把这种特殊知识占为己有的人教授。另一方面，放弃这些极权主义主张的科学不再是独立自足的，它可以按许多不同的组合加以教授，例如神话和现代宇宙学可以结合起来。当然，每个行业都有权要求，它的从业者应作过专门的准备，它甚至可能要求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宗教是如此，同样，物理学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技能在普通教育的过程中不应该有地位，普通教育是为一个公民在社会中起作用做准备。他将把各主要意识形态当作历史现象来研究，他将把科学当作历史现象而不是当作唯一切实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他将把它同“原始”社会神话之类的其他童话一起加以研究，以便获得为达致一个自由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这种一般教育的一个必要部分是认识一切领域的那些最杰出的宣传家，以使学生能对一切宣传、包括称为“论证”的宣传做出抵制。只是在这样的硬化程序之后，他才被要求根据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科学―神话、科学―宗教等等争端来做出他的决定。那时他支持科学的决定―假如他选择科学―将远比今天之支持科学的任何决定都更加“理性”。总之，科学和大学将小心分离开来，正如今天宗教和大学分离一样。当然，科学家将参与政府的决策，因为人人都参与这种决策。但是，他们不会被置于压制的权威之下。正是全体有关个人的投票表决，而不是躲在一种并不存在的方法论背后大亨权威才决定了采用什么教育方法之类的重大问题或者进化论、量子论之类基本信仰的真理性。不必害怕这种调节社会的方式将会导致不良后果。科学本身也利用表决、讨论、投票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把握这种方法的机制，并且在运用这种方法时也带有严重偏见。但是，我们信仰的合理性无疑将大大提高。
科学与教育的分离是消除理智污染的前提。费耶阿本德说：“拉卡托斯担心理智污染。我也一样担心”。书市上粗制滥造的平庸之作泛滥成灾，充斥怪僻晦涩术语的冗长言论空洞无物，却还声称表达了深刻的洞见。没有头脑，没有个性，甚至毫无理智的、文采的、情感的气质可言的“专家”在给我们诉述我们的“条件”和改善的手段。他们不仅向或许能识破他们的我们说教，而且还任意毒害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也染上他们自己的卑下理智。“教师”利用分数和对失败的恐惧来塑造年轻人的头脑，直到他们可能有过的想象力丧失殆尽。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情势，要补救也不容易。不过，费耶阿本德指责说：“我看不出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于事何补。就我而言，第一位的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是把教育从“职业教育家”的手里解脱出来”。分数、竞争和正规考试等制约均应去除。我们还必须把学习过程同为一种特定行业作的准备区分开来。费耶阿本德主张，商业、宗教、科学等，都有权要求它们的参与者和（或）实践者符合于他们认为是重要的标准，它们应当能够确定他们的能力。这意味着需要特殊类型教育，它们要求男女们准备相应的“考试”。让人照着做的标准不必是在任何意义上“理性的”或“合理的”，尽管它们通常将被这样提出；只要它们被人们想加入的集团比如科学、大企业或者一真教所接受，也就够了。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理性”毕竟正像“非理性”一样有权让人倾听和表达出来，尤其是鉴于这样的事实：一个人的“理性”是另一个人的荒谬。但是，有一件事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地戒绝：切不可让那些规定特殊题材和特殊职业的标准渗透进普通教育，也切不可让其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规定品性。普通教育应要求一个公民对种种标准作抉择，或者要求他在一个包括承诺各种不同标准的集团的社会里寻找自己的道路，但它必须无条件地压服他的心智，使之符合于一个特定集团的标准。这些标准将被考查，被讨论。将鼓励儿童精通比较重要的科目，但只是像精通一种游戏一样，就是说，不作严肃的承诺，也不使心智丧失做其他游戏的能力。在如此作好准备之后，一个青年人可能决心把余生奉献给某个职业，他可能立刻开始认真地从事它。这“承诺”应是根据对各种可能选择的相当完整的知识而自觉作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势在必然的结局。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必须制止科学接管教育，制止他们照“事实”和照“一真方法”教人，而不管现在的神话是怎么样的。同科学一致，决定按科学的规范行事，这些应是考察和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教养孩子的特定方式。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教育上的变化、因而还有观点上的变化将消除大量拉卡托斯所哀叹的理智污染。费耶阿本德指出，有许多种整理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式；一套标准的可恶约束可能因自由接受别一种标准而被打破；不必拒斥一切秩序，让自己蜕变为嘀嘀咕咕的意识流。如果一个社会立足于一套完全确定的、严格的法则，以致做一个人就等同于服从这些法则，那末，它就迫使持异议者进入一片根本没有法则的无人地带，从而使他丧失理性和人性。费耶阿本德强调：教育与科学分离的目的是“保护儿童们所具有的宝贵的想象力。并尽可能地发展他们的比较能力”。总的来说，儿童比他们的老师聪明得多，只是由于老师的威吓和其他精神手段，才使他们就范而放弃自己的智慧。我们可以用比通常有趣得多的方式教给孩子们语言。在各种语言中都有出色的作家，让我们用他们所写的那些精彩的故事，而不是用“狗有一条尾巴”之类的废话来开头。我们可以通过故事来介绍一些“科学的”内容，即这个世界的性质，这样也能使孩子们了解科学。但绝不能给科学以任何特殊的地位，只能说现在有很多人相信它而已。继而可以在故事中加进一些“道理”。费耶阿本德在此所说的“道理”是指建立在包含了这些故事在其中的那种传说之上的进一步的解释和描述。当然，也有相反的道理。让那些彼此对立的行家都把各自的道理讲出来，让年青的一代对五花八门的学说和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所了解。这样，每一个人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你就能挣大钱并赢得众人的尊重，甚至可获得诺贝尔奖金。所以，有很多人想当科学家。这些人如果成为了科学家，并不是由于科学的思想对他们发生了影响，而是他们自己所作的一种自由选择。一旦成为了科学家，人们就不屑于在那些非科学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仿佛这样做会损害他们的才干似的。其实哪有的事！正是思想自由和新奇的思想导致了科学——好的科学的进步：科学常常是由门外汉推动的（不要忘了波尔和爱因斯坦都自视为门外汉）。那么，会不会有很多人做出错误的选择并导致坏的结果呢？这就要看所谓“坏的结果”是指什么了。费耶阿本德说，今天的大多数科学家们" 都头脑空虚，小心翼翼，他们只是致力于搞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以使自己能在那种废话连篇，汗牛充栋的论文山中又投进几页。而这就形成了许多领域内所谓“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去过一种按自己的意愿选定的生活，与把生命耗费在为了避免那些并非高明的人所说的“坏结果”而兢兢业业做出的努力上，哪个更有意义呢？人们也用不着担心科学家会越来越少，以至于昂贵的实验室里空空如也。只要能让人们自由选择，有不少人还是愿意从事科学的，因为由自愿自为者们操持的科学会比今天这种由一群奴隶，一群学阀和“道理”的奴隶所操持的科学有吸引力得多。即使科学出现了一时的萧条，也总会有其他种种有趣的事物来补偿的。在他所设计的那种社会中，科学家当然不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的地位也许比和尚，算命先生和卖狗皮膏药的都不如。这种情况为大多数人，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左的还是右的，所不能容忍，几乎所有的人们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现了真理，所以必须保护它。而费耶阿本德所提倡的教育方法和他力图捍卫的社会形态，只会贬低并最终消除这种真理。人们可以对科学坚信不移，许多人甚至理直气壮。但他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之所以没出现科学强有力的对手只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而绝非出于事物的本性。如果有人不相信，他可用历史作证：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西方思想史上的最伟大的人物，为天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是谁推翻了他们那种表述完美且为经验所充分验证的雄辩的体系呢？是费勒劳斯这个疯子。他之所以能进行一次远古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复辟，是由于他找到了哥白尼这样一个能干出色的辩护人。当然，人们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像我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一样。但请记住，一般人们的那种直觉乃是他们接受了“科学的”训练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当然没有讲科学与教育的创新过程，因为他不是一位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他是一位批判哲学家，他的工作是对创新的前提进行批判。他批判的结论是：科学与国家、教育的分离是科学与教育创新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96.
[2] [3] [4] [5] [6] P.K.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76,77,77,104，106.
[7] [8] P.K.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55,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