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淮河上中游地区龙王庙的建置分布虽与山川地理特征有关，但其直接动因在于区域内水旱灾害的频发。为了减轻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官民祈祷于能够驱旱止雨的龙王；为了表达对龙王的虔诚，作为祭祀、祈雨、祈晴的重要场所，龙王庙在区域内得到大量的建置和不断地修缮保护。龙王庙不仅寄托了区域内官民的龙王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关键词：清代；淮河上中游；龙王庙
龙王信仰起源很早，高诱注《淮南子》“土龙致雨”曰：“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说明商汤时期已经用土龙求雨。唐“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祀龙池”，后“有司筮日，池傍设坛，官致斋，设笾豆如祭雨师之仪，以龙致雨也。”可知唐代已在龙池旁边置坛进行祭祀，“以龙致雨”。宋代“京城东春明坊五龙祠，太祖建隆二年自元武门徙于此。国朝缘唐祭五龙之制，春、秋常行其祀。”可见北宋初年已经有了龙神庙，且沿袭着唐代祭祀五龙的习俗。唐宋以降，殆至明清，龙王庙的建置十分普遍。清代淮河上中游地区因水旱灾害频度高。龙王庙的建置更加兴盛。笔者根据地方志对淮河上中游府州县修建的龙王庙进行了统计。
根据统计，首先，清代淮河上中游地区各府州县基本上都建有一座龙王庙。部分州县有两座或者两座以上，盱眙县和毫州有六座。当然，也有少数州县的龙王庙缺失，这并不是说这些州县没有龙王庙。这可能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关，也可能与地方志的作者有关，其在撰写过程中，由于某种缘由未能记载下来。如霍山县龙王庙在光绪《霍山县志》中就没有记载，但据徐志明《全国最小的龙王庙――霍山县茶俗琐谈》载：霍山县的开运寺旁有一座堪称全国最小的龙王庙。此庙嵌在居民房屋的山墙内。上有砖雕“龙王庙”三字，字有碗口大。字为正楷阳文，中间王字有断裂拼痕。杞县和仪封县的龙王庙也是如此，两县均有龙王庙，《杞县志》和《仪封县志》均载有祈雨在龙王神庙，“注水盈缸，内插柳枝”，可以说，清代该区域内龙王庙建置已经十分普遍。
区域内建置有两座及两座以上龙王庙的府州县有：凤台县、亳州、盱眙县、登封县、叶县、祥符县、尉氏县、鄢陵县、中牟县、密县、郑州、郾城县、长葛县、淮宁县、商水县、项城县、睢州、正阳县、西平县、光山县、固始县。如果考察这些州县的具体分布，可以看出郑州、中牟、祥符、尉氏、密县、登封和睢州皆濒临黄河南岸，西平、正阳紧邻着洪河及其支流，叶县、郾城、长葛、尉氏、鄢陵、淮宁、商水和项城紧邻着沙颍河及其支流，毫州位于涡河岸边，凤台和盱眙位于淮河干流岸边，光山和固始分别紧邻着潢河和史河。同时，叶县为西部山丘区，光山和固始为淮南山丘区。这些州县所在的地理位置或濒临黄河南岸，或濒临淮河干流及其支流，或位于西部和南部山丘区。
其次，就龙王庙建置的具体位置而言，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建置在府州县治所附近，如凤阳县、宿州、六安州、颍州府、阜阳县等等。二是建置在远离治所的乡村山野之地，特别是河岸、井旁、泉边、深潭等处。如正阳县在大林店、鲁家店、阮家店皆有龙王庙；西平县在右仙侣保、右留册保有龙王庙，在右永丰保有薛龙王庙，右王寨保有黑龙王庙等等。建置在河岸边的，如怀远县的龙神庙建在涡河南岸。因为“怀远有涡河，龙潭自宋已显，宜为秩祀，今时俗相沿。”光山县的龙神庙“在城东南五里，濒官渡河。”建置在泉边的，如定远县龙王庙“在县东北十五里泉坞山北，庙前有泉，祷雨辄应。”建置在井旁的，如睢州黑龙潭“在城北二十里，向为祷雨坛，康熙初建庙其旁，庙中有井。”毫州的井龙王庙则因井而立庙，州同杜芾“见北关外有井焉，泉源清净，予以供朝夕者不啻万家”，感慨“立龙王庙于上，以祈福佑，由来旧矣。”建置在潭边的，如凤台县的白龙王庙“在县东北白龙潭上”，顺济龙王庙“在黑龙潭山资寿寺旁”：尉氏县黑龙王庙“在县西七里，前有潭，旱时祷雨辄应。” 龙王庙建置在治所附近，主要便于官府每年春秋例行的祭祀和灾害降临时祈祷龙王的仪式。这些活动皆由官方组织，且仪式隆重，如六安州龙王庙“每年春秋二仲月用，辰日致祭，至期主祭官补服诣庙迎神，行二跪六叩头礼，上香奠帛行初献礼，诣神前跪，奠帛行初献爵，读祝再二献爵，撤馔送神，再行二跪六叩头礼，视瘗焚祝帛毕。”五河县“遇旱，同城文武官步行致祷”龙神。且有些地方的祈雨仪式还必须在城内进行，如鄢陵县的黑龙王庙在城东南五十里许南坞村东，但是“每旱，移神像于城内，祷雨辄应。”龙王庙建置于河岸、井旁、泉边和深潭等处，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河、井、泉、潭等都被认为是龙王真身藏匿之所。“川渊者，龙鱼之居也”；“江海淮渎与夫岩薮潭峪之间，莫不有神以主之，故日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可以从官绅们所写的一些碑记中得以证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叶县“春三月不雨，地亩龟坼”，知县柏之模率领众属祈雨于境内山中的白龙王庙得甘霖，其《白龙王庙记》说：“三月二十五日，余率僚属及邑之士庶，步祷于潭，深山之中，一泓澄澈，寒气凛冽，逼人毛发，洵为神物幽宫，凭依于此，仿佛可见者也。余为民请命，拜祷如礼。……方余拜祷时，从者皆见小青蛇出于潭际，昂首四顾，游泳而没，得无神格微诚，故示隐显，以昭灵奇也欤？”可见柏之模认为深潭是“神物幽宫”，把出没于潭中的小青蛇看作是龙王的化身。
同时，龙王庙的称谓也与区域内的习俗有关。区域内的张龙王庙，是为纪念颍上人张路斯而建。关于张路斯的事迹，苏轼的《昭灵侯庙碑记》载：“昭灵侯南阳张公讳路斯，隋之初，家于颍上县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第。唐景龙中，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罢归，尝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夫人惊问之。曰：‘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与我争此居，明日当战，使九子助我。领有绛绡者我也，青绡者郑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绡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遇为溪谷，以达于淮。而青绡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为龙穴山。九子皆化为龙，而石氏葬关洲。公之兄为马步使者，子孙散居颍上，其墓皆存焉”。
苏轼不仅详细记载了张龙王的事迹，而且记载了张龙王在区域内的灵验及其庙宇情况：景龙以后，张龙王被“颍人世祠之于焦氏台”，“乾宁中，刺史王敬荛始大其庙”。入宋以后，“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闻公之灵，筑祠于蔡”，既而“自淮南至于陈、蔡、许、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谏议大夫张秉，奉诏益新颍上祠宇”；“熙宁中，司封郎中张徽奏乞爵号，诏封公昭灵侯”。元佑六年（1091年）秋，颍州大旱，郡守苏轼“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与吏民祷焉，其应如响。乃益治其庙，作碑而铭之”。碑文赞曰：“淮颍之间，笃生张公。跨历隋唐，显于有宋。上帝宠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万灵宗之。哀我颍民，处瘠而穷。地倾东南，潦水所钟。忽焉归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间，拯溺吊凶。”
正因为张龙王的灵验，所以自唐代景龙年间直至明清，颍州府及其所属的颍上、阜阳、霍邱等地一直沿袭着张龙王信仰。颍州府和霍邱县建有张龙公祠，阜阳县建有张龙王祠。颍上县建有张龙王庙。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事实看出官府对龙王庙的重视。咸丰年间区域内的很多龙王庙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战火，兵燹后，区域内民不聊生，但是各地于同治、光绪年间都先后重建了龙王庙。如前文所述的毫州井龙王庙重建于光绪八年。蒙城县龙王庙“兵燹后，知县朱名璨新盖草房一间，门楼一座，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凤阳府龙王庙“咸丰间毁，同治间皖北道任兰生每设位于龙兴寺，率属祈雨，旱甚则迓铁牌，祝于府城隍庙，得雨复送归庙西井中，因建小庙覆之。光绪十五年，皖北道王廉即于寺左构庙三楹，率属祈雨。”即使暂时无力重建庙宇，也不影响祭祀龙王，如五河县在兵燹后，县治移建，龙神庙“无力量建，春秋祭祀均假他庙，设神主，致祭。”
其次，因为驱旱止雨“惟龙惟最”，以致区域内的官民把龙王庙的建置与修缮视为自觉行为。区域内水旱灾害无常，逐渐形成了许多地方不勤力劳作的民风，如凤台县“此邦之人颇怠于耕作，仰天泽以为丰歉，雨稍愆，则焦然嗟愁。”而“农功所重者莫过于雨”，所以官民十分倚重于龙王。与其它诸神相比，龙王在驱旱止雨时更灵验。如六安知州王所善认为：“乞救于灵，则惟龙惟最，吾闻龙之为德，飞而在天，则云从之肤寸之合，不崇朝而雨天下。”睢宁县知县刘仟认为龙王“功德之在民者重且大。”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叶县“春三月不雨，地亩龟坼，二麦将萎，且焊燥之土，秋禾不可播种。四野皇皇，得泽若渴”，县令柏之模“步祷于神，弗应”，于是“谋诸父老”，皆曰“邑之东南山有灵湫焉，相传为白龙潭，胯蟹感应，实风雨是司，惟距邑最远，山径险仄，是以司土者罕至其地”，三月二十五日，柏之模“率僚属及邑之士庶，步祷于潭”，二十六日，柏之模刚回到县治，“忽赤日光，水云四起，一雨三日。”柏之模在“步祷于神，弗应”的情况下，祈雨于白龙王庙而得雨。
从龙王庙的修缮保护的行为主体来看，龙王庙的修缮保护既有官修，也有民修，但官修时经常是官员捐廉首倡，绅民乐从，如凤台县白龙王庙，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重建时，“总镇阎捐银十两，绅士孔家言、张志岳、何鳞书、魏嘉言、李坦共捐钱一百五十千文。”寿州龙王庙，同治十三年（1874年）“侯补道任兰生拨款四百余千，绅民共捐钱三百余千重修。”同治年间，睢宁县知县刘仟重修龙王庙时。“令董事张明本劝谕各集镇商富集赀修理，并捐廉以为之倡，商富皆欣然乐从。”而有些龙王庙的修缮重建则完全依靠民间力量。鄢陵县龙王庙原在“县城北三里许，三灵侯冢边”，后因“三灵冢龙王庙久废，每当噗旱，祈祷无所”，嘉庆十四年（1809年）“邑人常霞与苏泰就城内东街路北，旧文昌宫废址醵金建之，正屋、拜殿各三楹，垣墉门楼毕具，落成。”汝州龙王庙“在水峪里高家庄，旧只一楹，道光己亥，里绅高灼施其地六亩，高如华倡捐重建，殿宇巍然，垣墙巩固。”可能因为在高家庄，所以高姓里绅捐地、捐资重建。
再次，与区域内农业生产条件恶劣造成的水旱灾害频发有很大关系。清代区域内因黄河长期南泛造成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如睢宁县“广袤百有余里，厥土埴坟，黄河环绕，西北高而东南下，当夏秋之间风干日烈，虽有沟洫，不足以滋灌溉；或霖潦不止，则堤堰四匝，湖荡泛滥，宣泄较难。”夏邑县“形在陂泽中，表里积水，如镜湖，每霪雨横潦，四郭泛涨可灌，惟恃一埂土为保障。前此守是土者，或开渠以泄之，或增堤以防之要之。雨集有时，则沟浍易涸。”这种自然条件极易造成水旱灾害，为了减轻频发的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地方官员祈雨、祈晴于龙王，而每次应验后，作为地方州县官员的还愿，常常是重建或修缮龙王庙。有些龙王庙的重建或修缮就直接与祈祷应验有关系。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寿州“天大淫雨半月，洪水泛涨”，寿春镇副将毛贵带领兵民抗洪，“六月初四日登南城，见桥南有龙王庙基，久颓废”，毛贵“诚心愿许，果能保护水退无恙，重修庙宇，装塑神像”，结果“不数日水退，合郡生灵得以保全”，于是毛贵“亲诣庙基，破土兴工，捐俸置买竹木砖瓦灰石颜料，雇工匠等役，重新建盖塑像画墙”，重建了寿州龙王庙。乾隆五十九年，密县“秋夏之交，弥月不雨，民情皇皇”，知县陆世蜾“斋戒越宿，将率缙绅父老，往祷于神。未及，载途而大雨倾盆，优渥霈足”，但因“雨力猛骤，神之正殿因而倾圮”，官民皆认为“神以泽沛生民，不暇自庇其室庐，是宜亟为修治，以答神贶”。于是陆世蜾“首割清俸，为士民倡，众皆称力解囊”，且“登封、禹州居民之附近祠庙者，亦踊跃乐输”，重修了白龙王庙。 其四，与区域内夏秋季节多龙卷风有关。区域内夏秋季节暴雨发生时常伴有龙卷风，龙卷风形成时。云形呈漏斗状下垂，直达地面，如经过水面时，常吸水上升如柱。龙卷风酷似龙形，这给官民一种直观印象――龙王能够降雨。区域内地方志中有很多关于官民见过龙王的记载。如新蔡县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二十九日，“五更大雷雨，县东涧头禹家庙刘某荒地中，龙出数条，身大如桶，更大者长九步，穴中有卧形，头角鳞甲甚明，又邹家庄、节家庄各起龙数条。”《盱眙县志》引康熙年间的刻本《居易录》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七月六日“夜三更后，淮安、洪泽湖大风雨，雷电发屋拔树。时督高堰堤工大臣，如吏侍王颛蘑、拔户侍田景、齐雯、王公垂绅诸公，及分修督抚诸公皆在，避匿岸下土穴中，质明望见空中十二龙斗，色皆青，鳞鬣毕见，至七夕入夜始罢。”萧县嘉庆十五年（1810年）六月二十五日“二龙见于云中，一龙堕地，由李腰庄至赵家塘拖行数里，是年七月，有青龙吸水于黄河。”鄢陵县道光十年（1830年）六月“大雨雹伤禾，有龙斗于野，头尾毕见。”
这些对龙王惟妙惟肖的描写，反映了在对龙卷风缺乏科学解释的情况下，清代区域内官民对龙王信仰的虔诚，认为自然界确实存在龙王这一主宰天地之间降雨或止雨的神灵，进而更加重视龙王庙的建置与修缮保护。
关于龙王庙的作用，除了“每年春秋二仲月”定期祭祀，祈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以及发生水旱灾害时，祈祷龙王驱旱止雨的直接作用外，还承载着下面两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具有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作用。驱旱止雨的仪式皆由官府组织，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对于民众来说，如果官府的行为凑巧得到了应验，那么就会“舆情胥安”、“岁以有年”，官员、民众皆大欢喜。即使得不到应验，民众也会认为官府并未忘记他们，在关心着他们的疾苦。因为临灾时，官员祈祷龙王减灾，参与其中的民众会深受其场景感染，这些祈祷的场景有时甚至是令人震撼的。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夏六月，夏邑县“水不浸堤者几寸，邑人狼狈争出，以为旦夕其鱼”，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知县张公“乃勤督夫役多计壅遏，昼夜泥淖中，不惜躬亲畚锸，然力殚矣”，在雨方至时，张公祈求龙王止雨，但无果，在走投无路之时，张公“露肌冲雨，以身为祷，号泣恳测”，以致“观者咸动，俄而天日开霁”，其场景可谓感天地，泣鬼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信阳大旱，河南按察使傅寿彤“委汪姓赴白龙潭祷雨，安瓶燕香，见一蜻蜓飞落瓶口，以香探之，水深寸许，兆主大雨，趣负归”，时赤日当空，地热如火，傅寿彤“率文武僚佐城厢绅民，出郊迎之。披发戴柳，赤足袒臂，行十余步，跪地高喧佛号”，至十字街时“霹雳一声，大雨如注，刹那之顷，平地水深尺有咫。寿彤及僚佐以下衣衫尽湿，不稍趣避。”这样盛大的迎接仪式，以及得雨后“不稍趣避”的行为，对身处其中的民众影响很大，而且也是深得民心的。可以说，祈祷于龙王的过程不仅整合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而且也安抚了民心。
同时，祈祷龙王驱旱止雨时能否成功，取决于对龙王是否虔诚，心诚则灵。乾隆年间，颍州大旱，知府王敛福率众祈雨得甘霖，把原因归结为“夫三才一气相通。水之潴而为泉，润而为雨，皆天地之气，旋转于其间。以人之气，感天之气，诚敬专壹，其理不爽，其应自神。”可见，在王敛福的潜意识中唯有天地人三气相通，以人之气感天之气，才会“其应如响”，其关键在为政者“诚敬专壹”。同治六年（1867年），霍邱县“自春徂夏不雨。城西湖涓滴无存”，知县陆鼎敦“虔祷龙神祠”，结果“五月十八日，大风陡起，是夜大雨如注，补插秧苗，秋仍半熟。”地方官员在面对龙王时敢于虔诚祈祷，而不怕龙王的谴责报应，其心理因素主要来自于平时的勤政爱民。地方官员勤政的表现很多，但是兴修水利是其主要表现之一，兴修水利是减轻水旱灾害的重要手段。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固始县遭受严重干旱，知县杨汝辑“询诸父老求灌溉救旱良法，仿叔敖清、堪、急、曲诸河旧址，触炎冒暑，昼夜经营。于不能开之处，务求开以通之；于不能闸之地，务立闸以济之。”杨汝辑在任知县期间大力兴修了固始县的水利，惠及后世，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杨汝辑十分重视水利的兴修，但同时又注重龙王庙的建设，在其任固始县知县期间，在境内共修建了四座龙王庙，可见勤政的杨汝辑也十分笃信龙王，认为龙王能够给固始县带来风调雨顺。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说：“一切社会制度或习俗、信仰等等的存在，都是由于它们对整个社会有其独特的功能，也就是说。对外起着适应环境、抵抗外力，对内起着调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或之间关系的作用。”清代淮河上中游地区龙王庙的大量建置与修缮保护，反映了区域内官民对龙王信仰的虔诚，笃信龙王能够驱旱止雨，保佑风调雨顺。这种对龙王信仰的认知与认同，正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环境中，官民适应环境、抵御灾害，应对灾害的一种策略。同时，也体现了区域内官民之间的互动，水旱灾害降临时，官员每次祈祷于龙王的行为，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官员为龙王庙修缮的每次倡捐行为得到了民众的积极响应，纷纷捐钱、捐物。可以说，龙王庙在水旱灾害频发的清代淮河上中游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