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的“讼风”
江西“讼风”始于唐末而盛于宋明，并在明清时期随着江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向湖广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等地扩散。[5]
《隋书·地理志》说：“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俗少争讼，而尚歌舞。”[6]《宋史·地理志》则说：“永嘉东迁，(江南东西路)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争，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之然耳。”[7]是在唐初以前江西尚无诉讼的风气，历唐至宋，则风气大变。
《隋书》和《宋史》的修撰者言及江西习俗，无论是隋时的“俗少争讼”，还是宋时的“尤好争讼”，都将其和“吴中”、“江东”即今日江苏省的南部、昔日人们所说的“江南”地区联系在一起。但是，比起吴中、江东，江西的“好讼”引起了社会的更多关注。
晚唐民谚说筠、袁、赣、吉四州民风：
筠袁赣吉，脑后插笔。[8]
北宋沉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直指江西人“好讼”：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9]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也说：
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10]
江西人的“好讼”，也引起宋廷的关注。《宋会要辑稿》载：
(绍兴)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言臣僚札子：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乞付有司禁止。国子监看详，检准绍兴敕：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今《四言杂字》皆教授词讼之书，有犯合依上条断罪。[11]
可见，在两宋时期，江西人“好讼”的风气遍及城乡，其影响则远远超出江西自身的范围；并且，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民众自发的阶段，形成了专门的职业，为了适应这一职业的需求，“讼学”悄然产生。
宋元易代，但江西的讼风却在延续。
明太祖朱元璋凭借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政权的高效机制，以重典治天下，希望将所有的社会活动纳入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讼风”自然不允许继续存在。为此，明太祖一再命户部向既为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松等地发布“榜文”，要求这里的民众息争止讼、应役输粮：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12]
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设若法司得人，审理明白，随即发落，往往亦要盘缠。如法司囚人数多，一时发落不及，或审理不明，淹禁月久，死者亦广。其干连之人，无罪而死者不少。详其所以，皆由平日不能互相劝诫，不忍小仇，动辄经由官府，以致身亡家破。如此者连年不已，曾无警省。今后老人，须要将本里人民恳切告诫，凡有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项细微事务，互相含忍。设若被人凌辱太甚，情理难容，亦须赴老人处告诉，理事轻重，剖断责罚，亦得伸其抑郁，免致官府系累。若顽民不遵榜谕，不听老人告诫，辄赴官府告状，或径赴京越诉，许老人擒拏问罪。[13]
在发布告民榜谕的同时，对热衷参与讼事的“刁民”进行严厉打击。兹列《大诰》所举洪武十八、九年间明太祖亲自过问的几个案例。
江西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四十五人，称其为害民之胥吏、皂隶、豪民。经通政司提审，令原、被告面质，但原告郭和卿竟“默然无对”，坦言所有被告人的姓名、劣迹，都是一个名叫周继奴的人所提供，自己只是代人投诉。[14]又浙江处州松阳县民杨均育，与同乡叶惟宗不和，便以惟宗的名义，告其兄叶允名为积年老吏、弟叶允槐为逃军。待官府勾提原告，叶惟宗愕然不知。[15]又有福建沙县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不务生理，专在城乡搬弄是非、起诉词状。经官擒获严惩，仍然不改旧习。[16]
[1] (魏)何晏撰(梁)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六。
[2]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书二·唐律疏义》。
[3]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六《治国平天下之要·慎刑宪》。
[6]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7]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江南东西路》。
[8] 《御定全唐诗》卷八七七《江右四郡谚》。按，(元)于钦《齐乘》将这一民谚移于山东：“登莱沂密，脑后插笔。”(卷五《风土》)可见流行之广、影响之大。
[9] 沉括：《梦溪笔谈》二十五·十四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尝见人戏呼一哗讦者为‘邓思贤’。初不可晓，后读《笔谈》，始得其说云：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卷十五《邓思贤》)可见“邓思贤”之说流行甚广。
[10]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
[11] 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六。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有三年七月丁未，度支员外郎林大声言：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言，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乞禁示刑部，请不以赦，前后编管邻州，从之。”是所谓“臣僚札子”，乃度支员外郎林大声所上。
[12]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
[13] 张卤：《皇明制书》卷九《教民榜文》。
[14] 《大诰三编·代人告状第三十一》。
[15] 《大诰三编·诡名告状第三十二》。
[16] 《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
在明初的高压政策的严厉打击之下，江西有组织的“讼学”及“讼风”曾一度沉寂，但随着严酷冷峻的洪武、永乐时期的消逝，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讼风”重又死灰复燃，并有越演越烈之势。
成化十八年二月，镇守江西太监在奏疏中对当时江西的“讼风”作了全面的描述：
江西地方，虽曰文献之邦，然民俗刁顽，素称健讼。有等刁泼之徒，不务生理，专以捏词告人，图利肥己。有因争斗小忿，就将远年病死人命，捏作打死；有被强盗窃去家财，就告平昔有仇之人强劫；有因争竞一事理，作不干己数事，牵告百十余人。所司审出虚诈，不予准理，私忿不遂，辄便赴京，捏词奏告。及行提问，百无一实。中间又有一等豪恶之徒，因事打死人命，或占人田土、奸人妻女、抢人家财、骗人财物。被人告，自知罪恶深重，不肯出官对理。……妄捏谋逆重情，赴京伸诉，声动朝廷，烦渎圣听。[4]
著名学者、弘治初年官至大学士的丘浚在其《大学衍义补》中也说：
臣按近制，有诬告人十人以上者，发口外为民。盖欲以止嚣讼之风也。然此法行而天下之顽民皆知所警，独江右之民略不以为患，乃有如布(按：指宋曾布)所言者。盖其地狭民贫，游食四方，乃其素业。乞下法官集议，别为法以处之。今日健讼之风，江右为甚，此风不息，良善不安，异日将有意外之变。[5]
江西的“讼风”，又以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吉安为最盛。
成化四年七月，新任吉安知府许聪刚刚受命，就忐忑不安地向朝廷诉说他所听到的传闻：
吉安地方虽广而耕作之田甚少，生齿虽繁而财谷之利未殷，文人贤士固多而强宗豪右亦不少。或相互争斗，或彼此侵渔，嚣讼大兴，刁风益肆。近则报词状于司府，日有八九百；远则致勘合于省台，发有三四千。往往连逮人众，少不下数十，多或至百千。其间负固不服者，经年行提不出；恃顽变诈者，累发问理不结。[6]
不仅是许聪，当时的各级官员也都对吉安的“讼风”给予密切关注。成化十五年三月，巡视江西南京刑部右侍郎金绅上疏，反复陈述“吉安地广讼繁”，明廷为此升南京大理寺署寺正黄韶为江西按察司佥事，“专分巡吉安府地方”。[7]二十三年七月，吉安知府张锐上疏：“江西多大家，往往招纳四方流移之人，结党为非。如吉安一府，健讼尤甚，囚犯监禁，常累至千人。缘官少不能决断，多致瘐死。今宜增设推官一员，专理词讼，不得以他事差遣。”刑部支持了张锐的请求，增设吉安府推官一员，专司理刑。[8]弘治十七年，巡抚江西都御史张本上疏，极言江西“吉安、瑞州等府刁民妄起词讼”，刑部为此下令：“禁军民奏诉泛及七、八人以上，……仍治其人。”[9]
江西的“讼风”，又随着江西人口的外迁和江西商人的活动而向外省传播，成为朝野高度关注的影响全局的社会问题。
[1] 《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
[2] 《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
[3] 《大诰三编·代人告状第三十一》。
[4]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五十。
[5]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0五《治国平天下之要·慎刑宪·明流赎之意》。
[6] 《明宪宗实录》卷五六，成化四年七月。
[7] 《明宪宗实录》一八八，成化十五年三月辛巳。
[8] 《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八，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壬戌。入清，推官革除，由同知理刑，江西各府同知及通判的养廉银每年六百两，独吉安一府为九百两(据《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国用考四·俸饷》)。
[9]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一，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与吉安同处赣江中游且经济发达的临江、瑞州等府，也是“讼风”盛行。成化时由扬州知府改任临江的周源，到任伊始，就感觉到此处比扬州更难治理，并将这一感受告诉友人：“临江民好讼，株连蔓引，动千百人，比扬尤号难治。”(吴俨《吴文肃摘稿》巻四《明故广西左政致仕周公合塟墓志铭》)而宋元以来盛行、在明初受到打击的“讼学”，也在这一带出现。张景《疑狱录》明言：“今古筠等府，书肆有刋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疑狱集》卷九《虔效邓贤》)诸晦香《明斋小识》也说：“凡村垫蒙师，多取呈状课童子。”(《明斋小识》卷一《打轿夫》)
[10] 《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丙申。
[11]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十月辛亥。
[12]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九。
[13]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
[14]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九。
[15]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云南》
[1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遗补卷三《历法·算学》。
[17] 《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8] 李贤：《古穰集》卷九《说·吾乡说》：“吾乡地广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无千石之富者何也？岂上之人侵渔，或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觇之，盖非二者之弊，乃贾人敛之耳。吾乡之民朴钝少虑，善农而不善贾。惟不善贾，而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岂徒善贾，谲而且智，于是吾人为其劳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则晓于众曰：“吾有新麦之钱，用者于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则白于市曰：“吾有新榖之钱，乏者于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种者，贾人莫不预时而散息钱，其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畧不计焉，一有婚丧庆会之用，辄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未及入囷，贾人已如数而敛之。由是终岁勤动，其所获者尽为贾人所有矣。专此之利，宁有既乎。吾乡之民，坐是卒无千石之富，尚不觉悟，若恃贾人以生者，宁与之利而甘心焉。呜呼，朴钝少虑，一至于此。惟长人者能禁其弊，不数岁而吾民富矣。”
[19] 《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20] 《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及巡按宋御史，费去千两金银，但宋御史只坐片刻即回。如此叙述，本来正常，不料中间却插出一段话来：“那宋御史又系江西南昌人，为人浮躁，只坐了没多大回，听了一折戏文，就起来。”西门庆送了一大堆礼物，回头对蔡御史说：“我观宋公，为人有些跷蹊。”这也本属正常，却又让蔡御史说出一番话来：“他虽故是江西人，倒也没甚跷蹊处。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作者对江西人的成见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