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塘潮“观潮”文化两宋时期达到高峰，本文旨在分析明清两代钱塘江观潮概况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中，钱塘潮文学意象的拓展与深化，观潮所引发的对仙境的遥想，既有本身渴望打破时间的限制追求生命的永恒和打破空间局限追求生命自由的向往，同时也和前代文学联想中的归隐思想联系在一起。“潮灾”与“弄潮”活动消亡，但“咏潮”常驻。
关键词：明清；钱塘潮；意象；拓展
钱塘江水系庞大，流域面积广，其涌潮素以天下奇观而蜚声海内外。
钱塘江涌潮是地理地势、天文和潮汐本身的变化以及钱塘江径流的强弱等因素综合所致。地理地势因素，河口成喇叭形，因而当潮水自东向西涌入时，河口急剧变窄，河床迅速抬高，滩高水浅，这些都使得前面浪涛受限而减速，后面的浪涛紧追而上，这样一来，层层的浪涛向内翻滚，浪头涌起直冲海塘，由此掀起高数丈的巨浪，形成罕见的钱塘大潮；天文因素，每年的春分和秋分时，太阳、月球和地球这三者位置接近一条直线，此时形成的合成引潮力是一年中最大的一次，因而春分和秋分朔望日前后，极易形成大潮。而由于秋分前后，钱塘江江水径流增大，加之钱塘江口东南季风与潮头相顶托，因而钱塘江以秋潮为最。
一、钱塘潮意象在明清具体表现
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典籍中，虽然不曾直接而明确地提出意象的概念来，但涉及意象问题的论述却有很长远的历史。意象论有两个历史的源头：《周易》和《庄子》。“中国诗学意象总是充满象征的形式，象征形式的构成并不是主观任意的拼凑和规定，在词人那些运用自如全然无觉的象征形式中潜伏着生动的生命意味和生活经历。一个意象在无数诗词人的反复吟唱中被心灵化、艺术化，从而具有了人格化的品质。”[1]（P64）钱塘潮作为意象被历代文学家吟咏，尤其是进入两宋时期以来，苏东坡、柳永、周密、米芾、陈师道等都曾用诗词热情赞潮、寄托个人感慨，从而大大丰富了钱塘潮的文学意义。
进入明清以来，这一“咏潮”传统一直延续着，并通过文学家个人情感、文学才思的努力，使得钱塘潮的文学意象有了更多、更深刻的内涵。在《两宋钱塘潮诗词研究》中，作者分析了两宋期间钱塘潮的表意联系，并得出“钱塘潮意象与离愁相思、归隐避世、故国往事、忠信、盛世等多种情感、意向和人事紧密联系在一起”[2]（P14）的结论。明清时的文学家对此有继承，比如明代刘绩的《题西陵送别图送姚进士》中“相忆梦相仍，高楼只自登。春潮知我意，日夜向西陵”，借潮水表达相思，他的另一首《吴越两山亭》中“黄金漫铸功臣像，红袖终隳霸国图。不为千年独悲怆，眼前人事几樗蒲”，清代陈至言的《望海潮・西陵观潮》中“君恕我疏狂客，为东道谈笑，尊前莫说，江淹赋别使心伤。” 清代蔡仲光的《江楼望潮》中“怀人万里愁无极，野草纷纷战马肥”，也同样表达了离别的相思。清代赵执信的《雨中钱塘江登舟》中“潮如万山雪，胥怒殊未休”，明代来集之的《百字令・乘潮晚渡》的“子胥怒气，亘万古、想见英雄本色。浩浩江流，平白地、卷起狂涛千尺。白练翻鱼，银花溅鸟，雷鼓惊虫蛰。钱王射弩，秦皇空自鞭石。 眼见吴山影里，兴亡经几遍，故宫寥寂。东涨西坍，最恨是，两岸潮朝汐夕。与月盈虚，随风进退，定不差时刻。素车白马，此恨如何消得。”都借用伍子胥的历史典故，或表达忠信的主题，或寄托了感慨于故国往事的历史沧桑感。明代汪应轸的《过竹林寺――上人乞赠萧邑丞》中有“南越衣冠古，西陵感慨多。寒潮平到浦，比旧更如何”的历史感慨。
对钱塘潮意象已有传统的重新书写体现了钱塘潮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的深厚积淀，但是笔者的着力点将主要在于试图通过诗词文等文学形式中，钱塘潮这一文学意象在明清时代，因为时代背景、思想的变化，必然孕育着新的发展，其中必然包含着表意联系的扩大与延伸。
钱塘大潮自来自去，无拘无束，怒时狂吼，息时平静，是自然本真的一种体现，因而也往往成为文人们心中所向往的安顿生命的一种类似化方式，即做本真的自我而不为外物所拘，但在黑暗的封建社会朝廷官场中，这种向往是无法实现的。《老子》上篇《道经》中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3]（P2）面对汹涌的钱塘大潮，老子的话中的“不争”令无数文人墨客倍加深思。古代神话典籍《山海经》中描述了很多仙境都在海中的岛上，如瀛洲、方丈、蓬莱等仙山。经历了世事的波折以后，观潮时面海而思，不由得就想起这些仙山，之前也有诗人在观潮中遥想仙境，如元代谢宗可的“欲驾云帆沧海去，秋风八月上蓬莱”，这在明清两代钱塘潮文学意象中的表意联系中开始变得频繁。如“借问乘槎向何处？五云咫尺是蓬莱。”（明・胡奎）“兴来更欲乘槎去，拟向扶桑一问源。”（明・苏平）在苏平的诗中，“扶桑”这一词先用来指日本，但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确义还有争论，从这两句话的意境来看，扶桑应该是神话中的树名，或是指日出之所。《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郭璞注：“扶桑，木也。”《海内十洲记・带洲》：“多生林木，叶如桑。又有椹，树长者二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也。”《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旧题晋郭璞《玄中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
孔子早就发过这样的感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这些文学表达中，观潮所引发的对仙境的遥想，既有本身渴望打破时间的限制追求生命的永恒和打破空间局限追求生命自由的向往，同时也是和前代文学联想中的归隐思想联系在一起。
此外，在钱塘潮的这一表意联系中，因为钱塘潮的汹涌气势让人望而生畏还会有对仙境可望而不可得的叹息，如明代张光弼的《观潮・次贝琼诗韵》“衔石每怜精卫小，投醪未见浊河清。眼前波浪犹如此，莫向蓬山顶上行。”又如清代谭献廷的《潮》中“十年沧海思，何处问蓬莱。”对仙境的向往与追求，因为海涛的澎湃而变得遥不可及，却让自己在现实的压抑与痛苦中获得一块心灵的福地。 从孔子在看到水流不息之后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流总是作为时间流逝的代表而被历代文学家歌咏。钱塘潮也同样承载了这一意象联系。时间的流逝与故国往事的怀念总是联系在一起。如“岁月消磨人自老，江山壮丽我重来。鸱夷铁箭俱安在？目送洪波万里回。”（元・方回），清代钱名世的《观潮》中这种幽深的感觉更加复杂而难解了，“英雄豪气夺天险，犀弩立射潮头低。此地凭栏却回首，青门文采今何有？闲看七发广陵潮，急买六朝京口酒。”历史、传说都在一时间冲荡心中，英雄人物不再，而涌潮却还在依旧，只能喝酒解忧。对故国往事的追述，这一主题集中出现在明末清初，这和南宋的时代背景是相似的。钱塘潮的意象中往往倾注了亡国之民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潮起潮落与人世盛衰、故国难再的历史命运相互应发象征，并与现实的忧患、历史的思索以及个体的独特人生体验相融合，叠合成一个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多角度、多层次交织的立体空间，这样就丰富并扩展了钱塘潮意象的内涵。
改朝换代，历代从不缺乏对王朝倾覆的追悼与反思，只是在此之前，由于诗歌悠久的传统，这个文学命题通常由诗歌来承担，而到了清代，词作中的这一命题才蔚为大观。顾贞观作《眼儿媚・西兴候潮》有“西陵渡口，潮头如雪，卷尽兴亡”的遗民之痛，曹溶在未入清前作《满江红・钱塘观潮》有“英雄未死报仇心”等语，吴伟业也有《沁园春・观潮》反思南明事，其与时事之关联与深度皆有新意。由此引发的对于命运的悲慨、对于历史的反思都呼应了清词发展的新动向。而钱塘潮因其既有的对故国往事的感慨，而使得这种吟咏在清代变得自然而频繁。如曹溶的《满江红・观潮》：
浪涌蓬莱，高飞撼、宋家宫阙。谁荡激，灵胥一怒，惹怒冲发。点点征帆都卸了，海门急鼓声初发。似万群风马骤银鞍，争超越。
江妃笑，堆成雪；鲛人舞，圆如月。正危楼湍转，晚来愁绝。城上吴山遮不住，乱涛穿到严滩歇。是英雄未报仇心，秋时节。
这首词作借伍子胥被屈杀后冤魂化为钱江怒潮的传说表达明朝灭亡后的易代之悲，钱塘潮来之去之不仅仅见证着流逝的历史，亦见证着词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沉痛悼念故国的深情，黍离之悲和铜驼荆棘之感尽现。朱彝尊称赞曹溶这首词是在写钱塘江潮的词中“最为崛奇”[4]（P213）。曹溶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嘉兴秀水人。由于他身仕两朝，被称为“贰臣”，乾隆年间更有人把他和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陈之遴称为“江浙五不肖”、“蒙面灌浆人”。但是与钱谦益、吴伟业等相同，曹溶的内心思想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身为清朝大臣，另一方面，无论在广东、还是在山西，他都与当时大批反清、抗清的义士和遗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顾炎武、黄宗羲、金堡、傅山等著名人士都与他有深交。特别是当时浙东抗清事泄，许多志士被捕被杀，曹溶大力营救，送钱送物。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5]（P4057）由此推来，文人诗词中写到的钱塘潮时不仅仅是对其进行描写与吟咏而毫无寄托之意在，其中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必然有作者特定的心绪与情感。
二、潮灾与弄潮活动的消亡
因为明清两代，海潮带来的灾难越来越多。据统计，有明一代，共发生潮灾21次，其中特大灾难有多达八次，如1575年（万历三年），五月，潮溢，海宁县坏塘二千余丈，漂流房屋两百余间，溺百余人，伤稼八万余亩。六月，大风，海决逼城，庐舍人畜漂流不计其数。有清一代共发生潮灾11次。以上资料部分引自海宁市志办郑培天所编《海患年表》。从唐代开始，一方面观潮活动在盛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斗争也一直在进行中，五代钱肃武王的传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明清以来，由于江南在国家中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对钱塘潮的修复也就更加频繁了。清代乾隆六下江南，其中就包括海塘的修建。因为自然灾害的盛行，在明清关于钱塘潮的文学表达中就不乏对这一现象的如实描写，记录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飓风拔木浪如山，振荡乾坤顷刻间。临海人家千万户，漂流不见一人回。”（明・朱妙端），“海国风潮最可怜，田庐宛转越江边”，“鱼鳖寻常游巷市，蛟螭顷刻变山川”（清・陈确），“门前成巨浸，屋里纳奔湍”，“亭户千家哭，沙田比岁荒。”（清・查慎行），以及由于修筑海塘而带来的沉重劳役：“前鸣金，后鸣鼓，声声官长催督苦。凤凰山头募石土，马牧港口拘船户。何时沧海变桑田，为免贫民雇役钱”（明・谈迁《海塘谣》），以至于“夜夜夜潮惊万家”（清・厉鹗），“怕听盐官日夜雷”（清・阮元）。面对终古奔流不息的钱塘潮，诗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感慨：“眼前陵谷总堪哀”（清・王锡）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清・阮元）
潮水的浩大声势，是观潮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也因而丰富了“弄潮文化”，但是潮水的汹涌也带来了危险与灾难。因为弄潮的危险性，早在宋治平（1064～1067年）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吴越之中，唯江涛之最雄，乘秋风而益怒。乃其俗习，于此观游。厥有善泅之徒，竟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为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穷之戒。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熙宁（1068～1077年）中，两浙察访使李承之又“奏请禁止”。这也被李至庭在其考证中认为是“弄潮”消亡的原因之一，但是事实上是屡禁不止。现在已经没有弄潮现象了，这一活动究竟终于何时呢？
对于“弄潮”活动的始与终，李至庭在《中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中有详细的考证，认为，“弄潮”一词大约始见于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杭州钱塘县“浙江”下“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即此。并认为弄潮活动最早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是一种迎潮神的活动。到了唐代这一活动逐渐演变成了观赏性的体育活动，每年八月十八日人们在观看钱塘江涌潮的时候也共观“弄潮”。“弄潮”活动最盛在宋朝，尤其是南宋，亦衰在宋朝。由于弄潮活动本身的危险性，也由于钱塘江入海口的变化，他认为万历以后，“弄潮”逐渐消失。在我看来，尽管“弄潮”活动现在已不可见，但其到底终于何时，还是一个待商榷的问题。从明清以来对钱塘潮的文学表达中看来，至少在清代乾隆年间这一“弄潮”活动还是很盛行的。在这之前，元、明两代都有很多关于钱塘江“弄潮”的表现，如元末明初杨维桢的《次韵省郎蔡彦文观潮长歌，录呈吴兴二守、云间先生》“招潮小儿不畏死，两螯蹋浪心何粗”，明代有张舆的“吴儿弄险须臾事，坐看平流济万艘”，在清代也一直有这种类似的描述，如清代钱名世的《观潮》中“天吴叫啸水仙愁，弄潮吴儿好身手。”清代施闰章《钱塘观潮》中有“绝岸愁倾覆，轻舟故溯洄”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施闰章是清康熙年间人。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文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 乾隆朝四川才子李调元在其《观钱塘潮》中写到“群儿夸能弄潮水，小舸颠簸似浮萍。一时出没烟波里，我是人海中一粟。睹此目眩信局促。”对弄潮现象有具体的描写，并以弄潮儿的逍遥、淡定与我的害怕形成对比，凸显他们的勇敢与弄潮的高危险性与可观性。以诗著称于世，与洪亮吉并称为常州“二俊”的黄景仁也是乾隆年间人，他的《观潮行》与《后观潮行》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全录《观潮行》并称赞其“诗近太白”，其 《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之二十七云：“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中有黄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钱塘。” 古来写钱塘的诗词名作很多，袁枚是钱塘人，也写过钱塘江，但却推黄仲则为第一，亦可见其出于公心。此外，徐嘉、刘大观都和袁枚一般高度评价这两首诗。其《观潮行》中有四句“唱歌踏浪输吴侬，曾何物邀海童？答言三千水犀弩，至今犹敢撄其锋。”极力称赞吴地人敢于弄潮，与海神游戏，至今犹似当年吴越王钱敢用弓箭射潮头。其《后观潮行》中“独客吊影行自愁，大地与身同一浮”，最后虽仍归结为自身的羁旅之愁，但因得江山之助力，能够将身世浮沉与苍茫大地融为一体，颇具几分杜甫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深沉阔大之境界。无怪乎前辈诗人袁枚极为推赏，称仲则“看潮七古冠钱塘”。到底何时钱塘潮“弄潮”活动消亡，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以上论述，都可以让我们肯定并不是在万历年间以后就逐渐消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