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初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小说家李渔，是映红了17世纪中国大地的一颗耀眼的艺术明星；而在他生前和身后，却常被目为“怪物、异人”。其实这对李渔是真实的写照。他之“怪”、“异”，在于其行为违抗时俗，作品标怪立异。他的人生光彩在“怪”“异”，他的历史贡献亦由“怪”“异”生发的超越性而来；中国向无职业作家，若有，当自明清时代始。而以“怪”“异”著称的李渔是其光辉代表，就此而言，他是中国古代严冬时期飞出的一只未来时代的燕子.李渔以“怪”“异”做出历史性突破，为中华文明增加新的因子。“怪”“异”乃其性格特点.也是其艺术创造的标志性品格。
关键词：李渔；怪物；异人：历史性突破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李笠翁何许人？清初大戏剧家、大曲论家、大小说家，今日世所公认之历史文化名人也。他名渔，以笠翁之号行世，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生于江苏如皋，而老家却是浙江兰溪；一生穷愁坎坷却又风流倜傥，人称“李十郎”；其作品风行于城镇乡间，几乎家喻户晓。李渔是映红了17世纪中国大地的一颗耀眼的艺术明星，而这颗明星最初是从南方升起的。他的友人周彬若为其名著《闲情偶寄》做眉批时，曾如是说：“予向在都门，人讯南方有‘异人’否？予以笠翁对；又讯有‘怪物’否？予亦以笠翁对。”他“怪”在何处？“异”在哪里？以其行为违抗时俗、作品标怪立异从而做出历史性突破也。李渔为灿烂的中华文明增添了一束光彩，故我情不自禁为之立传。数年之间与李渔朝夕相处，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发现。
一、世间竞有不信邪、不唯书者如此
李渔的“怪”“异”似乎与生俱来。从小，他干什么都要别出心裁，不同凡响，特立独行，违俗违众；直到晚年，依然如此。假如你同李渔在一起，你会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自由狂放，跃动不息，不愿受常规约束，自谓“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无论何时何地，他非要弄出点新花样、想出些新点子不可。这是他终其一生的突出特点。
六七岁时，他在后花园亲手栽了一棵小梧桐树，时时浇水，精心呵护，视为自己的朋友、玩伴，同它说话，同它玩耍。他要与梧桐树一起长大，而且亲自刻诗记录。当他60来岁的时候，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棵树：“予垂髫种此，即于树上刻诗纪年。每岁一节，即刻一诗，惜为兵燹所坏.不克有终。”
直到晚年，李渔此种性格也没有改变。康熙十七年九月九日，他的女婿沈因伯劝67岁的岳父按习俗登高，李渔却反其道，认为不必非得九月九日登高，说：“古例宜循，独九日登高一事，予久惑之，不循可也”，并作《不登高赋》。
李渔读书亦不同凡俗，尤其爱提问题，爱作异想，喜作翻案文章，自谓：“当其读时，偏喜予夺前人。”后来他与朋友聚会时常常发表些读史的“另类”观点：史书大都赞扬春秋时晋国大臣介子推对主子的耿耿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李渔则一反历史定见，认为介子推是伪君子。故事是这样的：介之推当年追随晋公子重耳逃亡国外，有一次穷途挨饿，介子推即割自己大腿上的肉，煮了给重耳吃。后来重耳做了国君，史称晋文公.重赏流亡时跟随他的人，唯独没有介子推的份儿。介子推作“有龙”之歌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到股。龙还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怨怼之情显而易见。后世大都盛赞介子推，而责备晋文公。李渔日：不然。古人所谓“割股救亲”，是说儿子在父母病危时，万不得已而为之。而介子推“割股救饥”则另当别论。为什么？ “救饥”是为解饿，解饿的方法多得是，用得着“割股”吗？完全可以另寻他途。介子推“割股”，是做样子给重耳看，以图他日之报。这同易牙烹子求荣又有什么区别？而且介子推作“有龙”之歌.手段十分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心术不正。历史上欺瞒天下者多得很，如汉高，如曹操。汉高祖哭义帝，为之发丧，不过是收买人心；曹操尊迎献帝，耍的也是政治手腕，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此而已。李渔告诫人们：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李渔读史，特别爱作疑问，是个名副其实的“疑古”派――他在顾颉刚之前三百多年就是“疑古”的先驱了。请看李渔惊人之语：“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譬如，史籍赞赏远古“帝王” （实乃部落首领）之禅让美德，而被让的人还总是不肯接受。有个故事说，尧帝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一听，忙说：“请不要弄脏了我的耳朵！”赶快到颖水去洗耳；此时又恰逢巢父在颖水下游饮牛，立刻把牛牵走，说：“请不要弄脏了我的牛嘴！”李渔看了这段记载，笑道：当年的天下竟然如此一文不值，逢人即让，还不如小孩手里的一个馅饼，怎能令人相信！ 请看：世间竞有不信邪、不唯书者如此！
二、《闲情偶寄》的历史性突破
清初的白话小说和社会风情喜剧，李渔都堪称第一人，无人能过其右；而说到这些作品的特征，从内容到形式，皆可用怪奇、新异二词形容――此乃李渔独特性格之外露也。这里要特别说说李渔自己最看重的一部著作《闲情偶寄》，它更是“怪物”、“异人”李渔的代表性作品，是一部充满创新的奇异之书。最重要的是，在《闲情偶寄》中，李渔以其创造性思维构建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为中华美学尤其是戏曲美学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如果把李渔美学比作一个由主殿和许多配殿组成的建筑群，那么，其主殿无疑是他的戏曲美学.配殿则有诗词美学、园林美学、饮食美学、仪容美学、服饰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等。在其戏曲美学里，李渔深入论述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表演、导演、角色选择和组合、舞美设计、舞蹈、化妆、道具、声音效果、戏曲欣赏和接受（即今天人们常说的所谓“观众学”）以及戏曲教育中的所有美学理论问题；在其园林美学里，李渔所论最主要的当然是园亭构思和建造，此外还包括有关园林中的花草种植、建筑物中的室内陈设和装饰等等美学理论问题；在其诗词美学（主要见于其《窥词管见》）里，李渔论述了诗、词、文、楹联、对子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中的美学理论问题，也包括戏曲文学的美学理论问题；《饮馔部》是一部舌尖上的美学，我们看到李渔是一位带有浓厚平民色彩的真正的美食大家，可以说在“饮馔”方面，他几乎无所不晓，而且对每一种美味食品，都能说出一番道理来；在谈仪容、服饰的篇章里。李渔考察了身体容貌的自然之美和化妆之美，内在美和外在美，衣服穿着之美和首饰佩戴之美，以及这些审美现象在人们意识里的各种表现，等等；在其日常生活美学里，李渔讲述了包括日常生活起居、颐养、旅游、用具、器玩等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问题――顺便说一句，今天人们在热炒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李渔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古代的热情倡导者、鼓吹者、理论阐发者和积极实践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美学大师。
李渔最突出的成就当然是戏曲理论，用张山来的话说，就是“可为法也”。李渔之贡献。表现在他的两点历史性突破：
第一，李渔把以往的“案头之曲”扭转为“场上之曲”，即所谓“传奇之设，专为登场”。他为人们树立起这样一种观念：戏曲是通过优伶演给人看的，不是像诗文那样在案头供人阅读的。李渔论戏曲布局之“结构第一”、“立主脑”、“密针线”……论戏曲语言之“贵显浅”、“重机趣”……论戏曲音律之“恪守词韵”、“凛遵曲谱”、“别解务头”……论戏曲宾白之“声务铿锵”、 “语求肖似”、“词别繁简”……论戏曲格局之“出脚色”、“小收煞”、“大收煞”……都是由“传奇之设，专为登场”这一基本思想而来。这是中国曲论的历史性革命和巨大创造，可为曲论之时代里程碑。《闲情偶寄》可称为第一部从戏曲创作到戏曲导演和表演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华古典戏曲特殊规律（即“登场之道”）的著作。
第二，李渔把以往戏曲“抒情中心”观念扭转为“叙事中心”观念。这也是巨大的理论革新。以往的戏曲总是把“抒情性”放在第一位，眼睛着重盯在戏曲的抒情性因素上，而对戏曲的叙事性（这是更重要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特点）则重视不够或干脆视而不见。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如李渔的好友、同时代的戏曲作家尤侗在为自己所撰杂剧《读离骚》写的自序中说：“古调自爱，雅不欲使潦倒乐工斟酌，吾辈只藏箧中，与二三知己浮白歌呼，可消块垒。”这代表了当时一般文人，特别是曲界人士的典型观点和心态。连金圣叹也不能免俗。而李渔认识到戏曲根本在叙事，从而做出了超越。李渔自己是戏曲作家、戏曲教师（“优师”）、戏曲导演、戏班班主，自称“曲中之老奴”.恐怕他的前辈和同代人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对戏曲知根儿、知底儿，深得其中三昧。因此李渔曲论能够准确把握戏曲的特性。他拿戏曲同诗文作比较.突出戏曲的叙事性。诗文重抒情，文字可长可短，只要达到抒情目的即可；戏曲重叙事，所以一般而言文字往往较长、较繁。《闲情偶寄》是从曲立论，要求戏曲为平头百姓讲故事，要以故事情节吸引人，因此“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而且也要特别重视宾白的叙事作用。《闲情偶寄》可谓我国第一部特别重视戏曲之“以叙事为中心” （区别于诗文等“以抒情为中心”）的艺术特点并给以理论总结的著作。
三、严冬飞出一只遥远春天的燕子
在专制帝国的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怪”“异”之李渔，他的许多作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那么不合世俗、那么超前……
也许是由于天性，也许是商人家庭的某种影响，也许是被不安定的时代不安定的生活所熔铸.也许是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发生作用。赋予了李渔一颗不安定的跃荡的灵魂。他过分活泛的品性使之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他的思想、他的作品总是追求日新月异，他熟悉传统而又惯于“自我作古”――颇类似于近代西方卢梭、托克维尔等人所谓“自我统治”，即个体不服从他人的意志。譬如，农业社会的中国人，通常总是依恋家乡，一辈子不离故土；而李渔却一反这种传统观念，一生不断“违安土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流转四方、迁徙居所，像一个逐水草而居的草原牧民，挑选“水草丰盛”、最适宜就食的地方生活。再譬如，李渔之前的许多小说家大都袭用宋元作品题材，故事总是老故事，关目也常是旧关目，照搬成事，就连李渔非常敬重的明末小说大家冯梦龙，亦如此――他所编纂、改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浑朴自然，熨帖细腻，韵足神完，好是好，只是在所写情事上自己新创者不多。冯梦龙之后，凌蒙初编纂“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仍无多少新创：凌蒙初觉得可改编者已经不多，感叹宋元以来的旧有作品，已被冯梦龙“搜刮殆尽”，“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拍案惊奇序》）――似乎冯梦龙先下手为强“占了便宜”：凌蒙初只好“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但这也仍然是袭取前人的老路子。李渔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摆脱对前人现成故事的依傍，自己挖掘新情事、寻求新人物、构想新关目，进行全新的创造。孙楷第在《（十二楼）序》中说： “冯梦龙述古之作，有时只就本事敷衍，不能加上新生命；在笠翁的小说，是篇篇有他的新生命的。”就此而言，李渔功莫大焉，他堪称勇敢的杰出的小说革新家，他走出了小说创作的新路子。 中国向无职业作家，不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陆游……没有一个是以写作维持生计的；若有，当自明清时代始，李渔是其光辉代表。李渔自40岁左右，由于各种机缘，“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黄鹤山农《玉搔头序》），开始了他的自由写作生涯，创作传奇（即戏曲，主要是喜剧）、小说和诗文等，成为中国古代最著名且影响最大的职业作家。他50岁左右移家南京（或称金陵、白下等），继续写作，并且开办“翼圣堂”、“芥子园”书社――集编辑、出版、销售于一身，以写书、编书、卖书来糊口养家：还组织家庭戏班演出。其间，他数度以著名戏剧家、小说家身份遍游祖国东西南北，广泛结交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为生计而奔忙不息。当然，这在当时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艰难、辛苦之路。康熙十二年李渔第二次进京，随身携带刚刚出版的《闲情偶寄》及自制笺简（印有美丽图案的信纸）销售，但是并不顺利，离京前，余货尚多，于是请朋友帮忙开拓商路。为了追求市场效益，李渔善于作广告、作宣传――人们会记得，他的《无声戏》小说题目下常常有“此回有传奇即出”或“此回有传奇嗣出”字样，乃广告也。纂辑《尺牍初征》印行时，附《征尺牍启》，谓：“三十年间，兵燹以来，金石鸿编，遗弃殆尽，而况名贤手迹耶！仆广为搜猎，淹久岁月，仅有是编，颜日初征”，且封面题识云：“《初征》行世已久，《二征》旦夕告成。”他以此广泛招徕读者，并向全社会约稿。后来《闲情偶寄》出版时，标明是作为“笠翁秘书第一种”推出，封面印上广告：“第二种《一家言》即出。”而且，笠翁抓住一切机会做广告，即使写信也不忘记宣传自己所写作品和所制笺简，访问亲友，也作为礼物赠送，使广为传播，他在给朋友纪伯紫信中说： “芝翁乔梓，各有俚句奉怀，录于拙制洒墨笺上，乞分致之。笺柬之制，日来愈繁，以敝友携带为艰，不敢多附，每种一幅，乞传示诸公，以博轰然一笑。弟入都门，则将载此为贽，凡我素交，皆不妨预制佳篇，以俟挥洒。”《闲情偶寄・器玩部》“笺简”条用简明而诱人的语言，把芥子园笺简的特点、内容、质地、种类等等讲得很明白。最后以显著字样标明“售笺之地即售书之地”： “金陵承恩寺中书铺坊间有‘芥子园名笺’五字者，即其处也”。拿到现在，这也是一份优秀的广告词。近些年，我们有些作家认为，为自己的书做广告，不光彩――何必如此自卖自夸？其实，市场经济下，做广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当然，不能骗人。三百多年前的李渔很会做广告；上个世纪30年代的鲁迅也曾为自己的书做过广告。
李渔还有更大的揪心事，这就是盗版。他曾经在《闲情偶寄》中说：“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真是不胜烦躁。这时，接踵而来盗李渔之版者，连连在苏州、杭州出现，因此，李渔亦连连出“战”。李渔在当时根本的生活来源是“卖赋糊口”。他写书、编书、刻书，以获取正当收益，维持一家生计。如此辛辛苦苦赚钱谋生，哪容得不法之徒盗版？大约就是李渔访问扬州前后，他曾经给朋友赵声伯写信诉苦，说：“新刻甫出，吴门（苏州）贪贾，即萌觊觎之心。”李渔卫护自己的出版权益毫不含糊，拼死斗争，他立即急三火四赶到苏州。然而李渔不过是一个作家，无权无势，靠他个人的微薄之力，制服不了那些“倚富恃强”肆元忌惮的盗版者；当时又不可能有明确法律保护版权不受侵犯，所以反盗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怎么办？只好以个人关系，请求官府帮助。清初，朝廷管理苏州、松江两府的机构称苏松道。在这个当口，他所结交的官府的朋友派上用场了，于是请那时在苏州的“苏松道孙公”出示公文，令那些为非作歹的书商和不轨书坊业主停止盗版行为。在苏州任内，孙道员为李渔解了苏州盗版之难。而在苏州盗版之事将息未息之时，李渔忽然接到家信，说杭州传来消息，那里翻刻李渔著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指日有新书出贸矣”。李渔因事滞留苏州，分身无术，只得赶紧写信到南京家中，请他女婿沈因伯急速赶往杭州处理盗版事宜。李渔无奈地叹息道：“噫！蝇头小利几何，而此辈趋之若鹜。似此东荡西除，南征北讨，何年是寝戈晏甲时？”
在《闲情偶寄・器玩部・制度第一》“笺简”条还说过一段话，是关于公平竞争、维护版权、反对盗版的，今天看来与现代中国的作家权益法中的许多精神，十分吻合。然而，这可是340多年前的李渔说的话：“是集（指《闲情偶寄・器玩部・笺简》）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希望通过辛勤劳动、公平竞争而获得生计的想法，这种强烈的版权意识，以及这种誓与盗版行为“决一死战”的决心，非常难能可贵。
李渔不仅是在叹息。更是在叩问――叩问苍天，叩问时代，叩问历史！在当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叩问者。怎么解决盗版问题？这是摆在历史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假如叩问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要求维护版权的人多了。也许会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促使历史发展变化。然而，这在当时是太超前的一个问题，对此，当时的历史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这是作家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李渔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层园病逝，享年69岁。笠翁风光一生，也贫困一世。他的一生之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奋斗拼搏，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思索：
他是成功者吗――为什么一生穷愁，死无葬资？
他是失败者吗――为什么三百多年以来他的著作流传不息，中国和外国那么多人在读他、演他、热爱他、研究他、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