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纠结
朱峰在一家市属国有企业担任技术研发团队主管，平日里也算稳重，可这些天心神不定――单位即将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核心内容是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上面领导找他谈话，说公司的核心技术骨干可以购买公司新增股份。
朱峰是搞技术的，对员工持股知之甚少，既然领导说员工持股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内容，是大势所趋，倒也掂出了分量。只是这“员工持股”需要自己掏钱来买公司股份，心里便有点踌躇。
这件事在朱峰的父亲老朱看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本人就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亲历者，那段经历，叠加着他一生的坎坷和辉煌。
15年前，老朱还是沈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的一名电工，近30年按部就班的工作，让他和企业融为一体。但2000年，在国企改革的洪流中，四建这家已经出现亏损的国有企业，开始传出全员下岗的风声。
几次吹风会上，领导表示国企改革是大势所趋，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改变的。最终通知下达，全员下岗成为事实。“到财务科签了字，20多年的工龄，就换来了1.3万元钱的买断钱。”走到厂门口，老朱哭了，“不再是全民工了，成了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家里的生计靠什么？孩子上学的钱从哪儿来？”
彷徨、煎熬的日子确实经历了一阵，但随后老朱发现“世界真的很大”，他和班组几个工友从蹲马路给人当临时工干起，历经几年的风雨奔波，后来合伙成立了装修公司。如今老朱和以前的工友，生活都趋于稳定甚至富裕，但谁也忘不了那些年的绝望和挣扎。上一次国企改革，带给他们的记忆并不愉快。
所以听说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的内容之一时，老朱依旧忐忑担忧：这员工持股，真能让职工受益吗？这一次改革，会不会让儿子也像自己那样经历一番风雨？
试点将至
上一代人对国企改革的感受是复杂的，因为它牵动了无数家庭，改变了千百万职工的命运。199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钉] [容]基表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搞好国有企业需要逐步做到企业能破产、职工能辞退。
中小国企破产兼并、员工下岗的高峰期，出现在1998年至2000年。大批的国有企业被改制、撤销、破产、兼并，职工走向社会，这在今天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对于习惯了一切靠国家的职工，感觉就像被流放到了另一个世界去重新谋生。
与之相比，新一轮国企改革似乎并没进入广泛的公众视野，因为经过上轮改革，国企的整体规模和从业者数量已经大幅缩减，此轮改革影响的职工人数并不多。但实际上，这是一次更艰难和重要的改革，它决定着中国经济的走向甚至经济安危。也因此，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与试点先行正在同步推进，员工持股悄然而至。
所谓员工持股计划，是企业员工通过贷款购买、现金支付等方式，拥有企业的股票，从而以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种制度。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2014年6月下旬，中国证监会制定并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启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新通道。
很显然，这一次改革，对职工的影响将截然不同。
创新激励点
这种不同，是因为两次改革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目标。
长期跟踪国企改革的瑞银投资分析师刘东升认为，1978年至2001年所经历的国企改革，主要是为了打破计划经济的模式，将企业推向市场。推进过程中，必然有大量国企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出现倒闭、破产。
“改革是不进则退的，如果当时走回头路，那么也不会有今天的市场经济。”在刘东升看来，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大潮，实际上是用阵痛换来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换来中国连续10多年的高速发展。
而这一次，则完全不用“壮士断腕”，因为经过1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有企业已经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掌握了大量优势资源，无论企业利润还是市场占有率，国企都在经济中占据领头羊的地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提出深化改革的蓝图，国企改革进入实操阶段。从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的混合所有制经营到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等6家公司作为央企“四项改革”试点第一批试点企业，种种迹象显示，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与试点先行正在同步推进。在实施分类改革的总体思路下，“混合所有制”、“引入资本”、“整体上市”等成为支撑新一轮大型国企改革破局的关键词。
今年1月，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关于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允许国有企业发展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并鼓励企业员工成为股东，这是又一次牵涉到职工利益的重大改革。
“员工持股是为了激发企业活力，某种角度，能让员工参与企业红利的分配。”刘东升谈道，占有优势资源的国企虽然目前拥有大量资产，能够创造可观的利润，却面临创新能力下降、竞争意识薄弱的局面。很多国企都遭遇人才流失问题，比如他曾调研的一家专用设备制造企业，技术团队几乎每两年就换一茬人。
“培养出的人才都跳槽去了外企或民营企业，那里有国企体制下给不出的高薪待遇。以至于一开全国展销会，国企老总在同行的展台，总能碰到自己昔日的部下。”
培养的人才为追求更高的待遇而跳槽，留下的人又安于现状不再创新，这导致国企体制下的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减慢，拼搏精神日渐式微，如果任由下去，国企只剩下一堆不再产生价值的资产。
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才会推进员工持股计划，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员工不仅仅是为企业工作，同时也在为自己工作。企业发展创造利润，员工凭借股权做企业的主人翁，实现红利分享。企业一旦上市，股价的上涨还可带来惊人的回报，只有这种驱动，才能重新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改革，最关键是改变人的思维、态度。”刘东升说，通过与国有企业的核心员工分享利润来激发国企活力，让国企更加适应市场，这也是改革释放的红利。
当然，能否把握这样的红利，要看这次国企改革中，对于员工持股设计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