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律与信仰，作为支撑社会秩序与精神的两大支柱，一段时间以来被认为是两种独立的存在。然而，信仰作为人类文化之源，法律作为人类文化之流，二者往往割裂不开。作为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长时间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目前却尚未设有专门的信仰法律，有关信仰的规范少之又少，相较于西方趋于完备的信仰法律体系，中国信仰规范之路仍然漫长。本文从儒学“父为子隐”切入，结合中国法制史中“亲亲得相首匿”，来探寻当代中国信仰与法律二者之关系。
关键词：法律；信仰；儒学；亲亲相隐
“2014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aw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latives hidden”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Abstract： Law and Belief， as two pillars of social order and spiritual support two pillars， are considered two independent existence for some time.However，belief as the source of human culture， law as the flow of human culture， they can not be spanided.China，as a birthplace of civilization， though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in a long time， Little about belief specifi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perfect legal system of religion in the west， the religious specification is still a long roa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father son for hidden”，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of “concealment”，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lief and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
Key words： law；belief； confucianism； Relatives hidden
1 当代中国的法律与信仰的关系
法律与信仰，作为支撑社会秩序与精神的两大支柱，一段时间以来被认为是两种独立的存在。然而，信仰作为人类文化之源，法律作为人类文化之流，二者往往割裂不开。它们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彼此制约，又相互渗透。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久以来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信仰与法律体系，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中国的信仰典型来看，不外乎儒释道三教，而儒学更是长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成为封建立法、执法、司法等一切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瞿同祖先生也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专论一篇，认为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甚为精当。所以，研究中华法系若舍弃儒家思想，便无法得其要旨；法律若失去了根深蒂固于国人心底的儒学根基，得不到认同，便无法树其权威，尤一纸空文。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废除“六法全书”，否定任何带有封建色彩的规范，将习惯法请出了中国当代法律的大门。于是我们发现，儒学思想对于中国法律的影响似乎正消弭在时代的进步中。
法律与信仰同为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但二者在当今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却截然不同。中国虽然长期存有信仰，却缺乏对信仰的最基本的态度――虔敬，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社会尤为显著。这不免引发我们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社会，究竟该如何处理法律与信仰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推进中国法制建设，促进中国法制制度的不断完善与进步。
2 儒学“父为子隐”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儒学的奠基人孔子，其一生致力于光复周王朝的礼乐习俗，不免向儒学中注入了大量西周时期的规范，而典型之一便是“父为子隐”思想的提出，在中国法制上又称为“亲亲得相首匿”。这一思想最早溯于周礼的“亲亲”“尊尊”，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下级必须尊重和服从上级，严格遵守上下等级秩序。而以这一差别为实质的思想在孔子处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相隐才是大道，这一观点奠定了“亲亲相隐”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汉时，“亲亲相隐”在立法上得到了确定。《汉书・宣帝纪》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只要是辈分小的隐匿尊长，无论什么罪名都不要治罪；尊长隐匿小辈，死罪以下不追究，入死罪应“上请”予以宽恕。这一规定也直接开启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与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长达千年的结合。 及至唐朝，“亲亲相隐”在法律上以完备的制度确定下来。唐律增加了“同居相为隐”，即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互相窝藏罪犯，可以减免刑罚。近代以来，无论是1911年的《大清新刑律》还是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均赋予了亲属拒绝作证及其他相关的权利。
3 “亲亲相隐”与当代中国法律的冲突
虽然“亲亲相隐”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以及人们的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当代中国法律中却不见其踪影。不仅如此，“亲亲相隐”这种做法在如今甚至是一种犯罪。2013年北京杨雪鸥拖死收费员一案再次凸显了“亲亲相隐”思想与当代法律的冲突。
无独有偶，2002年3月，辉县市城关镇新桥村的吕贝因感情原因将有夫之妇陈雪梅碎尸，并抛尸吕贝在杀死陈雪梅后，即仓皇逃至山东省即墨市段泊岗乡孟庄其父亲吕保国的住处。吕父在得知儿子杀人的犯罪事实后，仍为其提供食宿，隐匿罪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吕贝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吕保国的行为已构成窝藏罪。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故意杀人犯吕贝判处死刑，对窝藏犯吕保国判处有期徒十个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吕贝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以上这两个典型案例来看，我国法律对于“亲亲相隐”是持不赞成态度的。《刑法》310条窝藏包庇罪规定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三百零五条对伪证罪的规定和三百零七条妨害作证罪的规定，都将亲属间的隐匿行为作为犯罪。
正如孟子所说：“徒法不足以行。”当代中国关于规避“亲属相隐”的法律规范并不被大众所认可，触犯者比比皆是。据武汉市公安局1997年对连续三年所抓获的越狱犯进行的调查，81.5%逃犯曾被其亲属或朋友窝藏过。这个数据有力地体现出是当代中国人受“亲亲相隐”的潜移默化影响程度之深。同时，它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何在面对法律条文的严令禁止，仍有大多数人不顾罪罚与后果，愿意“以身试法”。伯尔曼有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当大多数人都不愿遵守某些具体法律时，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该法律有否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法律没有了尊严，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4 外国以及台湾地区法律中“亲亲相隐”的运用经验对当代中国的启发
在西方国家，类似“亲亲相隐”的思想流传已久。在《游叙弗伦》篇中，游叙弗伦认为他指控父亲的行为不过是对于伟大的宙斯神的模仿而已。因为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带领奥林匹斯诸神战胜了他的父亲克洛诺斯和其他的巨人们，并将它们全部关进了监狱。苏格拉底认为，城邦里面不该讲这类故事，要不然，年轻人听了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对于一个大逆不道、甚至想尽方法来严惩犯了错误的父亲的人也不用大惊小怪了，因为他不过是效仿了最伟大的头号天神的做法而已。事实上，苏格拉底正是在肯定“亲亲相隐”才是真正的德性和智慧。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源泉。”
台湾地区1935 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刑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虽几经修改，但其有关容隐制度的精神和规定依然延续。
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作为儒学之发源地，在当代法律建设中却忽略了这一部分内容，实需反思。而且当代社会中，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而日益明显的人民伦理情感联系的稀薄也急需重新激活儒学的礼法。为此，如何再度将儒学思想中诸如“亲亲相隐”等内容重新诸如当代中国法律建设中也成为重中之重。 5 当代中国法律与“亲亲相隐”融合之可能
“亲亲相隐”制度能在中国大地上存续长达两千余年并在世界其他国家法律中普遍适用，足以证明其有存在的显著合理性。我们可以发现，“亲亲得相首匿”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根本上是因其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的感情基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我们可以提炼出儒家思想之于当代法律的借鉴作用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礼法结合，以礼助法。儒学自西周开始就将礼乐相结合，礼乐制度在儒家思想中一直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来教化众人。而同样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其推行也应以提高人们心中对其的信仰与尊重为本，这才是中国当代法制建设的根本意义。二 德刑并用，以德御人。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对欲望的态度并非佛、道两家所求的无欲无求，而是通过疏导使欲向善靠拢。单纯用法律来遏制人的欲望是行不通的，通过“仁”的教化，使人正视自身之欲，从大欲而戒小欲，才能使百姓各司其职，国家长治久安。三 重良法，重善治。良法乃是法治之基础，而善治则体现了灵活性、能动性。在社会治理方面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类价值，关注人的幸福。法律其存在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人们理想的生活状态―和谐，而和谐同样是孔子思想所倡导的。
在具体实践方面，可以比照日本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对于“亲亲相隐”重新进行建构。首先，应先确定亲属的范围，将亲属限定为配偶、直系血亲、有抚养关系的远亲等；其次，应判断行为的主观意向，亲属隐匿是出于隐匿人的仁爱之心，而非其他利益纠葛；再次，应该注意对“亲亲相隐”的判刑轻重，可以适当减免刑罚；最后，“亲亲相隐”应以现代法律为母体，其所带来的益处不得超出界限，也即应对“亲亲相隐”的适用做出限制，如危害公共安全、公职人员等原则上不予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非出于亲情目的不得容隐，亲属之间的犯罪不得相容隐，职务行为不适用容隐。
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现行刑事法律应当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的内在价值。在“亲亲相隐”如何与当今法律相契合，近几年我们也做了不断地努力。比如关于刑法修正案的草案中的亮点之一就是父母子女配偶可以拒绝作证，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如果此条得以通过，可以说是“亲亲相隐”原则在我国刑诉法领域的回归。希望在刑法领域中，也可以早日实现“亲亲相隐”这一古老制度的现代转换。当然，要在现行的刑事司法体系中重新导入这一制度，就不能简单照搬古代的原生形态，也不能完全移植西方的法治经验，根据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存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要依从“亲亲相隐”的伦理本位在中国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参考国外在这方面十分成功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不是逃避和一味“打击”，将“亲亲相隐”上升到在当今中国法制建设中它应有的地位。
6 中国法律与信仰关系未来之走向
中国法制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转型时期，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何正确的将儒学为代表的信仰重新引入法律构建中，如何发挥二者共同的维护社会秩序之功效，也是值得借鉴与反思的。正如伯尔曼所说，“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法律，因为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宗教、有信仰。宗教管精神，法律管人们的行为，没有信仰，法律就变成一种形式。在看似毫不相干的法律和宗教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
而引信仰入法，首先要明确引什么信仰入法。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来看，要选择的是在中国社会有长期历史基础的信仰，也即儒释道三家，但除儒学外，其余二者皆含有“隐世”倾向，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适用，因此引传统信仰入法主要是从儒学着手。而少数民族的信仰倾向也因予以考虑，加之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对于这二者的信仰研究也应纳入立法考虑。其次，引信仰入法的目的要明确，即通过儒学的辐射加深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中国长期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人民对法律的理解也一直是寄托在国家强制力层面，人民无法发自内心的尊重法律、信仰法律，也就无法真正的践行法律规范。最后，引信仰入法同时应规避其所带来的腐败倾向。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都以信仰为借口放任犯罪，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也走向不公正的深渊。
纵观自秦以来的中国历史， “亲亲相隐”在中国确有存在价值，这一价值也延续到今日。汉代董仲舒的“引礼入法”在今日的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亲亲相隐”在中国的缺失正是一个突破口，提醒着我们在当代法制建设中不应忘却历史留下的痕迹，而应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复兴，如何将儒学从传统的信仰形式转化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又一基石，将其转附于当代法治母体上，取其精华。
传统中国百姓对法律的理解只是基于对统治者的服从，人们往往将法律视为统治的附属，法律在人们眼中往往缺乏其独立性。因而这种服从是麻木的，是不利于当代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的，为此我们要打破人民认识法律的传统框架，借助信仰的虔敬，重新建构人民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信任。而要获取人民的信任就必须考虑民心，体现民意，信仰恰恰是在这一环节体现其作用，我们应该善用信仰对人内心的塑造加之传统信仰的鬼神具有惩善扬恶的特点，能帮助法律从内在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信仰调动人们的恐惧和敬畏心理，进而推动人们自觉的理解、信任法律。
当然，在当代中国，法律和信仰二者需有所侧重，信仰应是放在辅助之位，从精神层面加深人们对法律的虔敬，而非将法律作为信仰之工具。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佛、儒、道或其他信仰意义上的思想对于国人的精神统治向来都不曾上升到基督、伊斯兰等信仰之于西方社会的的重要位置，此外继1919年新文化运动引入民主与科学以来，中国就更加不再单纯适合信仰的生长，加之以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法律作为社会秩序之首要保卫者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信仰之用旨在帮助当代法律更好的适用于中国社会，同时完成信仰在当代中国的转化，成为适合中国社会的信仰。通过二者的相辅相成，既扩大信仰在当代中国的生存空间，又加深法律在中国的扎根。如此一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