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电影艺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使命。生存与发展是当前中国电影最紧迫的事情，拓展生存空间，摆脱发展困境，中国电影需要多方面寻求超越之路。电影艺术要积极感应社会热点，善于“接地气”，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情状和现实吁求；要以弘扬积极向上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为导向，融入时代新元素，展现民族形象；要尊重个性差异，回归人性原点，塑造立体而丰满的人物，催化观众激情；要注重利用先进的信息工具和手段，升级营销策略。
关键词：电影艺术；创新发展；中国梦
一、感应生活热点，担当社会道义
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远离生活，艺术家就很难创作出反映现实需求、催人奋进的好作品。贴近生活，从基层“土壤”中汲取“养分”，我们的艺术之根才不至于枯竭，艺术之树也才能长青。近年来，充斥银幕、荧屏的虽然也不乏少数现实题材的作品，但更多的创作者还是将镜头对准了古代战场、宫廷、江湖或其他互相雷同的题材。诚然，诸如此类的题材不是不能有，只是不能成为常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电影艺术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给我们娱情悦性之外，电影艺术更有责任通过描写和干预现实生活，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然而，回顾近十年来的电影作品，过分强调商业化、市场化的现象非常突出，票房第
一、明星至上、题材山寨之风越刮越劲，以媚俗化取代大众化，以生理快感取代美感，将喜剧低级化为无厘头的搞笑，一批批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应运而生。这种一味迎合部分人低级趣味的电影乱象，已经成为我国电影发展的顽疾。增强时代、民族和社会责任感，是当代电影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将镜头聚焦于现实生活，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咀嚼老百姓的酸甜苦辣，批判不良习气，弘扬勇于担当的社会道义。
积极感应社会热点，是优秀电影的特性之一。建构“中国梦”，更需要我们敏锐地捕捉能够引领中国人民改革创新、求实奋进的新人新事新气象，睿智地挖掘、巧妙地弘扬其中的正能量。对于主要以电视媒介作为载体的荧屏电影来说，题材的现实性尤其重要。荧屏电影与影院电影有所不同，它必须契合电视传播的特点，题材更加注重与百姓之间的亲和力。相对于影院来说，电视传播更加方便快捷，它可以促成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其及时性提升百姓的关注度，这对于热点问题的解决以及引领舆论导向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荧屏电影在题材的择取上更多地倾向于人们最关心的热门话题，新闻性突出、时代感强的现实题材成为荧屏电影题材的首选。2002年底开始，“非典”在中国大陆肆虐，各大媒体以及官方、百姓每天都对此给予高度的关注，2003年6月17日，央视电影频道率先播出“非典”题材电影《义不容辞》。这部以歌颂抗击“非典”战线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为主题的电影，以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特定时期医护人员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动人故事。在“非典”禁令尚未解除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电影主人公的担当与牺牲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热心的观众，传递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正能量。
“观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感应社会热点，并不要求电影题材一定要切合国家重大时事和大政方针，更重要的还是要善于“接地气”，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情状和现实吁求。“平民导演”冯小刚特别注重将镜头聚焦于都市平民，塑造了一系列平民形象。例如：以姚远（《甲方乙方》）为代表的一群穷困潦倒却保有一颗善良之心的造梦者，老实厚道又不乏小聪明的出租汽车司机韩冬（《没完没了》），心地过于单纯的农民工傻根（《天下无贼》），异域漂泊者“北京顽主”刘元（《不见不散》），下岗之后到处觅活儿的临时摄影师尤尤（《大腕》），等等，都是冯小刚从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的现实背影。正是这样“一竿子扎到老百姓里头”的题材，让冯小刚的电影赢得了广泛的观众基础。
当然，感应社会热点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还在于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凝练题材。贴近百姓，并不是盲目地迎合百姓；勇接地气，并不等于可以低俗；呈现生活，但不可以无限放大生活中的假恶丑。健康、朝气、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的题材才是好题材。
二、展现民族形象，彰显中华气质
电影创作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源泉，展现中华民族特殊而伟大的民族魅力，是弘扬中国梦的重要方式。实际上，注重民族性，正是电影艺术增强原创性的有效途径，而原创性正是电影艺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别林斯基曾经说过：“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越是天才的诗人，她的作品越普遍，而越普遍的作品就越是民族的、独创的。”①民族性之所以具有特别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突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让每一个民族都具有了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基因，也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成为民族内部引以为豪的资本，同时也可能成为外民族心向往之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必然以其独具特色的“气质”为基础。民族特色是电影艺术吸引甚至“征服”观众的关键性因素。对于本民族观众来说，电影中的民族性因素更容易激发他们的共鸣感；而对于外民族观众来说，特定的异域风情则可以激发起他们强烈的好奇心。
无论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系列影片中所体现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也好，还是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系列影片所描绘的“地理中国”也好，其意旨都在于要宣传中华大家庭的民族形象。“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民族样态，显然是中国文化进入世界平台的重要策略。对于民族和区域文明而言，独特的符号体系既是身份表征，也是强大的文化资本。”②在很多时候，民族形象具体体现为特定的民族符号，别具一格的亭台楼榭，古朴神秘的民间传说，意蕴深邃的历史掌故，各异其趣的民风民俗，异彩纷呈的民族服饰，地方特色鲜明的戏曲、民歌，等等，这些积淀着深厚文化意义的符号，作为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的产物，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多彩多姿的文化形态。电影艺术展现民族形象，就是要合理地运用这样一些民族符号，激发观众的民族文化想象。《黄土地》中的求雨、祭天场面，《红高粱》中的颠轿、酒祭仪式，《霸王别姬》中的京剧表演，都不仅仅只是一种营造气氛的场景元素，更似乎是一种民族性符号能指优势的呈现，聚合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传达出独特的韵致和深邃感。正是这样一些具有“民族气质”的物事渗融于影片的叙事之中，也就使得这些影片具备了别样的风情和特别的感染力，同时也因为传统因子的植入而使电影作品具备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效地强化了艺术表现力。
当然，突出民族性，并不是简单地堆叠民族意象，而必须以对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为前提。在展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时，要善于追溯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别是要以弘扬积极向上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为导向。电影艺术，应该在正确理解民族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坚定本民族先进文化的立场，坚决反对那种通过夸张性镜头专注于暴露民族文化中丑陋、鄙俗、封闭、落后、野蛮等任何民族都可能存在的民族负面个性因素以迎合观众猎奇心理的处理方式。未来的电影艺术，应该更多地以积极的态度凝练中华民族的生活特色、乡风民俗、审美情趣、语言习惯，将其作为题材内容的表现，熔铸东方文明中充满哲理的人性观照和诗意境界的美学理念，在此基础上积极融入时代新元素，实现具有民族精神主体性、与时俱进的中国电影建构。
三、回归人性原点，激活共鸣效应
人物形象是电影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直接决定着电影的成败。我们肯定一部影片，首先是肯定这部影片中魅力独具的人物形象。我们之所以愿意回味一部影片，也主要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难以忘记，那个受人倾轧却又倾轧别人、具有双重性格的林老板（《林家铺子》），那个兼具医生和病人双重身份的中年知识分子陆文婷（《人到中年》），那个温热、丰腴、野性、泼辣、果敢的“我奶奶”（《红高粱》），那个在逆境中体现近乎愚蠢的执着精神的阿甘（《阿甘正传》）……正是这样一些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让我们惊叹、感动、沉思，从而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脑海中。如果缺乏立体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影片也就丧失了赢得观众赞誉的资本，当然更不可能穿越时空恒久流传。作为一代大师，导演谢晋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总是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悠长。《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芙蓉镇》中的胡玉音……哪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音符，可以让观众看到特定年代“可感受的历史幻象”和“人生的角落”。一个成功的形象，可以成就一部优秀的影片；一个经典的人物，甚至可以成就一个经久不衰的系列。英国作家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被连续拍成了7部电影，创造了80多亿美元的票房，演绎了全球电影产业的奇迹。
综观近年来中国的电影艺术，特别成功的人物形象并不多见，因而也直接导致了精品力作的相对缺乏。中国电影优秀人物形象塑造屡屡缺位的主要原因，一是远离生活，故作玄虚状；二是习惯类型化，模式情结偏重。有些影片的票房指数可能不错，但看完电影之后能在较长时间内记住电影主人公的观众却很少，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这些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人物形象很抽象，只能依靠一些媚笑搞怪的情节博取观众的一点笑声。这种瞬时的娱乐缺少深度，缺乏动人心魄的感染力，形成不了共鸣效应，观众的目光一旦离开银幕，影片主人公就很难再轻易地被忆起。高票房的热门电影与优秀影片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与能够让人长久地记住和回味的经典影片更是不能等量齐观。
“电影产品要看票房，但更重要的是看感动多少人的心房，要让失恋的、失业的、失学的、失所的，看过电影后能激发对生活的希望与自信。”③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电影艺术首先应该注重回归人性。离观众越近、越能反映真实人生、契合观众审美情趣的物事就越能激发观众的共鸣，反之亦然。《泰》虽然以高票房收官，但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却饱受诟病，夸张离奇的言行举止背后是抽离了民族情趣中应有的人物审美立场而导致的虚无和失态。其实，电影艺术所追求的人性光辉和个性魅力很少会存在于“高大全”的形象中，更多的反而体现于朴素的凡人常事之中。正是这样一份极力向日常生活靠近的质朴，让观众能够从中体察到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从而产生一种比较强烈的现场感，自然也就具备了更加突出的亲和力，产生更加强烈的时代穿透力。实际上，写好一个凡人的难度比写好一个坏蛋或者一个英雄的难度可能要大得多；而摆脱了“神性”或“鬼性”，回归人性原点之后的人物形象所给予观众的震撼力往往也可能要强烈得多。 另外，电影艺术强调原创性，对于人物形象塑造来说，也就意味着对“类型化”的慎用。近些年，国产电影的雷同趋向越来越突出，人物形象类型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比如说，拍摄武侠片，总也离不了个人英雄主义人物形象的打造；拍摄青春题材电影，人物的伤春凭吊和酸涩情感总会成为主线。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显著地降低了人物的识别感，也必然大大地消磨观众的兴趣。尊重个性差异，让人物形象回归人性原点，也是电影艺术规避人物塑造类型化的重要保障。
四、升级营销策略，创新宣传渠道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电影的生存与发展必然离不开商业性。好马配好鞍，好电影辅之以成功的营销策略，实现多方共赢才是硬道理。高质量的优秀之作，不仅仅要求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同时也要从商业性的角度考虑其在市场营销中的竞争能力。合理的营销手段，可以让一部好电影如虎添翼，而蹩脚的营销则会让一部优秀电影瞬间逊色。除了注重直接的推广式营销之外，衍生产品的开发与电影的推广也是相辅相成的。日本是动漫强国，但日本每一部动漫作品最终的收益远远不只是来自于动漫本身。在日本，每播出一部成功的动漫，随之就会有形形色色与之相关的衍生产品问世，T恤衫、钥匙扣、邮票、手机链以及各种小食品等都竞相登场，甚至还会开发出与此相关的热门游戏，创造可观的收益，而所有这些反过来又为动漫作品做了相当有效的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悠久深厚，大量的“中国元素”为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更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意变得更为便捷，消费的兴奋“燃点”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电影的营销手段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特别注重利用先进的信息工具和手段进行新的创意。获得2006MTV电影奖最佳电影的美国影片《婚礼傲客》（Wedding Crashers）刚刚推出的时候，即在相关的电影网站上提供了很多婚礼剧照，它不只是让人们欣赏剧照，更主要的是提供技术帮助人们将自己的照片轻松地贴上去而虚拟“出席”《婚礼傲客》的婚礼现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纷纷参与“设计”自己的婚礼剧照，并且不忘将自己改造后的剧照发给朋友们炫耀一番，大大地秀了一场参与者不计其数的免费广告。这一体验式宣传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创意非凡”，消费者也着实是乐在其中，影片的宣传效果自不待言。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是金喇叭、人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的自媒体时代，我国电影营销的策略更应该体现多元化和时代感。
当然，营销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只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一部经典电影成功的关键依然是其丰厚的内涵。将“中国梦”的点点滴滴熔铸到我们的民族电影中，以恰当的营销方式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潜移默化到全球华人观众的内心深处，并尽可能地感染那些愿意与中国为友的民族及其民众，“中国梦”之大业必将健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