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麦德林还是世界的谋杀之都。市长们开始关注最贫困、最危险的社区，并通过电缆车网络和公交车系统，将贫民窟与中产社区连接起来。如此一来，行凶事件减少了80%
数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人口向城市集聚，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甚至被称作“市长统治世界”。“脆弱之城”便是诞生于城市增长速度不一、发展水平不均的全球城市化浪潮之中。
近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由罗伯特・穆加撰写的《治愈脆弱之城：应对城市的暴力和贫困》。文章指出，急剧膨胀的城市，若缺乏政府有力的管理，将面临着暴力盘踞的威胁。对此，在管控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政府应注意与市内落后地区的沟通，以准确定位问题所在，同时积极与其他城市交流经验，并辅以大数据和先进监测与远程技术设备的支持，以期有效治理犯罪、改善滋生犯罪的社会经济环境，将“脆弱之城”转化为安全、繁荣的健康发展之城。
市长统治世界的危机
虽然大城市在蓬勃发展――占据了全球2/3的GDP，换来了无数中小城市无法企及的安全与舒适;而这一差距正是被“脆弱之城”拉大的。在脆弱的城市中，市政府与市民间的社会契约已经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暴力。
导致城市犯罪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快速城市化。城市地理学家发现，城市的大小和密度都不能预示城市出现多少犯罪活动：首尔、上海、东京，都属于世界上最大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城市。导致城市犯罪的关键因素是极速的、不受控的城市增长。
卡拉奇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一巴基斯坦的海边巨城在1947年容纳50万居民，60多年后的今天，已容纳超过1500万人口，并为全国贡献1/4的GDP。然而，卡拉奇同样是世界上最暴力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孟加拉首都达卡、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等许多陷入贫困与犯罪的城市也具备类似特征：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城市人口增长了40多倍。
人口统计学家则发现了年轻人聚集与暴力犯罪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一些“脆弱之城”中，75%的人口均在30岁以下。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和索马里首都摩加迪休，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龄在16岁左右;而柏林、罗马和维也纳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龄则是45岁。
值得注意的是，导致犯罪频发的并非年轻人本身，而是年轻群体的一些特定特征。失业、缺乏良好教育、男性、青年人，具备这些特征者，更可能成为受害者，或伤害他人者。一些流行病学家发现，这类人中有一种暴力行为的动态传染机制。
关注落后社区才是治愈之道
虽然脆弱之城危机重重，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策略。
里约热内卢曾是一座典型的脆弱之城，然而，2009年起，该市经历了重大转变：首先是加强市长与落后社区之间的沟通，这对建立共识、发现治乱的关键和有效分配治安资源十分重要。另一项措施是加强城市间的交流，帮助脆弱的城市向更健康富裕的城市学习经验。该市谋杀率在2009年到2012年的3年间陡降了65%，商业投资、居民和游客也成功回流。
针对暴力事件盘踞的热点地区，采取集中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是一项有效策略。以美国为例，许多城市正采用基于大数据的治安管理与监管策略，以及摄像机和证件识读器等监管设备――它们将有效提升预测性分析的可靠性，以及预防和治理措施的有效性。
当然，还需要特别关注犯罪高发人群。在统计层面，年轻的、失业的、有犯罪记录的男性群体更可能做出违法行为。然而，与把他们关起来相反，市政府应给他们提供支持，例如协调制止帮派斗争、提供单亲家庭的咨询与儿童保育服务等。同时，在公共交通和扶贫政策等公共投入上，政府和投资者要注重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流动，避免群体隔离与社会排斥，这将持续而深远地促进城市安全和繁荣。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犯罪治理也有类似规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陈硕博士的研究发现，增加司法投入对降低犯罪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提高教育水平和福利支出，却可以改善滋生犯罪的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进而显著减少犯罪。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单纯加大惩罚的严厉性无法有效遏制犯罪，而提高破案率则可以显著减少犯罪。这些发现从新的角度为有效治理城市犯罪提供了有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