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时每刻，约有10万艘大型商船在海上航行着。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会沉没、着火、解体、触礁、爆炸，往往带来致命的后果。接下来就是尼克・斯洛尼船长（Nick Sloane）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会登上遇到麻烦的船只施救。几年前，他在重重困难下，使倾覆的歌诗达协和号邮轮重新下海。《名利场》记者威廉・兰格维斯特告诉我们为什么斯洛尼也许是全球海洋上最有价值的人。
如今最杰出的海上工作者，不是海军指挥官，也不是经验丰富的水手，而是海难救助专家，他们对混乱习以为常，是随机应变的天才。尼克・斯洛尼船长是一名健壮的南非人，今年53岁。他的工作就是在其他船长无能为力时出手，不管船只是沉没、着火、解体，还是严重触礁，他要抢救他能抢救的一切。通常那些船只都面临泄漏重油、原油或其他大量有毒物质的风险，它们多年以后还有可能污染环境。斯洛尼和他的小队乘坐直升飞机或充气艇登上遇难船只，上船后立即投入工作，有时要一连待上几周。
斯洛尼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的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从事的活计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按照传统，海上施救者不会因救了多少人而获得报酬，但打捞船只的人有权获得船只和与大部分货物价值等同的金钱。最后的报酬不仅视船只整体价值，还要视打捞工作的难度和危险度来确定。救援工作全部完成后，报酬由伦敦劳埃德公司结算，平均水平相当于船只整体估价的12%或者更高，可达到数百万美元。但另一方面，所有的开支需要救援人员自己先行垫付，如果施救者最终未能打捞起船只，他们将白忙活一场，什么都得不到，甚至连句谢谢也没有。在业内人士的行话里，这叫做“治不好病不付钱”，这一原则被用粗体文字打印在劳埃德公司打捞合同的最上方。在很大程度上，海上救援是一场赤裸裸的赌博。
尼克・斯洛尼并不是某个打捞公司的老板，但他被多家打捞公司委以重任。自2011年以来，他成为自由职业者，和妻子、3个孩子以及两条狗住在开普敦附近的美丽山谷中。虽然是白人，但斯洛尼视自己为地地道道的非洲人。除了英语，他还说祖鲁语和南非荷兰语，他相信南非的未来是多民族的。斯洛尼试图向他指挥的来自不同国家的队员传递某种人文主义信息，即人类拥有一条共同的纽带。斯洛尼的人生充满各种挑战，换别人早就认输了。他经历过无数的暴风骤雨，他打捞过船只，处理过船体残骸，还经历过两次直升机坠毁，有一次货机失事使他严重受伤。他曾被派到超过34个国家的海域进行救援。在这个过程中，他结了婚，虽然没有缺席自己的婚礼，却错过了每个孩子的出生。斯洛尼这一路坎坷无数，然而他从未退缩。
在高中最后一年的一次帆船比赛中，斯洛尼遇见了一个荷兰人，后者说自己是个船长。斯洛尼问他那是干什么的，那名荷兰人说：“一年中有6个月你要完成船长的职责，其余6个月你就在航海。”对斯洛尼而言，这听起来太棒了。他搁置了上大学的念头，在一家经营全球货运的南非公司Safmarine那里报名参加海员培训计划。之后的几年，他几乎完全待在海上，一直做到三副，往来于各大洲。可最终，斯洛尼发现自己不想成为他周围人的一员，那是一群不健康的男人，他们鲜有时间上岸，过着孤独、居无定所的日子。
斯洛尼作为志愿者加入了Safmarine公司的海上救援队，乘坐拖船驶向出事海域。等他们到达时，“贝利韦尔城堡”号的尾部已经翻转并下沉，连带引擎室、上层结构，以及10万吨原油被拖往海底。船头部分还浮在水面上，但还在不断喷着燃烧的原油，整个海面犹如炼狱。
这艘有26名船员的拖船驶入南大西洋，并在偏远的英属圣赫勒拿岛附近抛锚，等待求救事件发生。那里的生活非常惬意，当准备工作就绪后，船员们便会分批上岸寻欢。而在船上，他们则有干净的宿舍、可口的食物、海量电影和充足的美酒。但每个人都还保持着工作状态，随时监测着无线电波。
两周后，监测终于有了结果。一天凌晨2点，一艘名为“里约・阿苏”、开往东南亚、长590英尺的巴西货轮发出遇险信号。该船装载的纸卷和纤维素起火，而且火势已无法控制。“沃尔拉德・沃尔特梅德”号上的信号员已和出事船只取得联系，并确定了该船的位置――圣赫勒拿岛以南345英里处。半个小时内，拖船起锚，全速前进。前天，一场风暴刚经过南部海域，此时浪头仍有20英尺高。斯洛尼联系上总部，说：“听着，我们接了一个活儿，‘里约・阿苏’号着火了，我们已经往那儿赶了。请帮我找到船东。”斯洛尼在拖船上打印出“治不好病不付钱”的表格，准备让“里约・阿苏”号的船长签字。
他们当天下午4点到达出事海面。这是一艘庞然大物，正慢慢下沉，其中一个货舱里冒出很难识别的烟。斯洛尼和队员乘充气艇登上甲板，通过一处打开的货舱口看见了下面的大火。货舱是个洞穴，有55英尺深，燃烧的纸和纤维素被打成捆、堆成堆。后来才搞清大火源于一粒烟头，可能是巴西的一名码头装卸工随手扔的。火苗从纸堆两侧往上蹿，纸堆上面还未起火。
斯洛尼在两船之间的搭桥上见到了船长，并让他签署了劳埃德公司的表格。那名船长与大火搏斗了几天后显得疲惫不堪。他说他们以为火已经灭了，但当他们打开船舱检查时，火势又起来了，其热度如此之高，以至于甲板已变弯曲，船舱盖被挤开。现在船体结构已岌岌可危，斯洛尼需要快速行动，引水灭火。但他发现，船上的火喉漏水，形同虚设，事实上，船上大部分的灭火系统都已毁坏。
首先要做的是，用拖船上带来的火喉和设备，在整个甲板上组建一套替代系统。这需要几个小时时间，到午夜终于完成后，救援队将一架铝合金梯子固定在船舱中央的货堆上，那里的货物还没着火。斯洛尼和另一名队友穿上防护服，戴上氧气罩，背上氧气罐，爬下梯子，查看火情，并准备安装4台固定的火喉。船舱内极热，能见度有限，货堆陡且不稳，船又在轻微地摇晃。大约凌晨4点，货堆突然移动并坍塌，致使他们悬在梯子上，一个火球正好在他们身边炸开。他们爬回甲板，换了一架更长的、能碰到新成形纸堆的梯子，再次爬下，安装火喉。火喉的喷嘴是要喷洒而不是涌出。斯洛尼想使用尽可能少的水，一方面他担心舱底积水会影响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要尽可能多地保存货物的价值。因此斯洛尼决定减少舱内的氧气量。他指挥船员切割钢材，把巨大的舱口盖合上，并用绳子、麻絮、胶带将舱口盖封死。大火依然活跃，但随着舱内的蒸汽越来越多，货物开始熏烧而不是剧烈燃烧。
斯洛尼指挥团队对主甲板进行临时修复，重新码放未受损货物，并把货船恢复到可以远航至亚洲的状态。事后，经过劳埃德公司的仲裁，斯洛尼为公司挣得了300万美元的酬劳，那年他31岁。“里约・阿苏”号的救援虽然难度不是最大，但却干得极为漂亮，斯洛尼的未来一片光明。
位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是全球海难救援业的核心，也是世界航运的中枢。这家劳埃德公司可不是那家著名的劳埃德银行。它是伦敦金融城的一处聚会场所，代表船东的经纪人想将航行的风险对冲掉，他们来到劳埃德公司会见愿意为这个风险出价的财团。劳埃德审查参与者，监督会面，并提供规则和信息。这一体系可追溯至1688年，它起源于伦敦一家名叫“劳埃德”的咖啡馆，海上贸易商聚集在那里交换信息，就他们的船只和货物讨价还价。从一开始，谈话内容就是全球性的，业务自然涉及高风险。除了市场波动这一标准问题，航海业必须面对其内在的特殊危险。风险融资对世界贸易如此重要，以至于后来这间咖啡馆放弃了主业，变成了一家保险公司。
如今，劳埃德公司占据的那栋玻璃钢铁大厦被认为是现代建筑设计的杰作。它带有一座宏大的玻璃屋顶天井，被每层的开放式办公间环绕。数以百计穿衬衫、系领带的经纪人、保险商，以公司为单位坐在一起，他们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打电话。如今，海洋保险只占劳埃德所有业务的7%，但海洋却继续彰显着劳埃德的文化。
“特殊赔偿”条款于1999年生效。几个月后，斯洛尼所属公司第一次援引该条款。那是开普敦的冬季。一艘船因为船体有裂缝，在6英里的外海抛锚，那里靠近企鹅繁衍的地方。该船是一艘大宗商品货船，名为“宝藏”。它满载铁矿石，正开往巴西。其船舱里还有1344吨船用油、56吨海运柴油和64吨润滑油。勘察员登船后发现船体一侧少了90英尺的金属板，货舱里正在泛水，时刻都有沉船的危险。当局命令“宝藏”号立即起锚，驶向更远的海域，但船员们拒绝了，并且已经上了救生艇。
随着海岸清理工作的继续，企鹅被冲洗、擦干，然后被装进卡车运至海岸以北数百英里的地方被放入大海。对于回家企鹅们显示出惊人的决心，这一点可以通过绑在企鹅身上的电子信号浮标证明。路上，它们遇到一处富含墨斗鱼的海域，遂展开疯狂进食。当地渔民为了保护养殖成果，欲开枪射杀这些企鹅，斯洛尼试图进行阻止。他说：“请停止射杀企鹅，它们每只都花费了数百美元才清洗干净。”这标志着海难救援进入到一个新世界，斯洛尼发现自己乐在其中。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成本最高的船体“扶正”工作之一。传统方法是，开驳船过去，将船体切割，再把切下来的船体拖走，但船东担心该计划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后果，并可能破坏犯罪现场证据。那么，把船“扶正”，并将其整体拖走又如何呢？这个方案让人无法拒绝，但仍有很多人怀疑它能否实现。
斯洛尼以为这个活儿需要一年时间，但他干了两年多。2014年7月，这艘船被成功浮起，并被拖到热那亚一处安全的地方，斯洛尼终于可以回家了。
接受采访时，我曾问斯洛尼，业内是否有年轻一代能够接替他。他回答道：“毫无疑问，有人比我技术更好。但我要问他们的是：你能承受这份压力吗？这份工作要求你必须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你有孩子之前是一回事，有了孩子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成长时，你总是不在他们身边，这让人很难坚持做海难救助工作。但这又是这个行业对你的要求，那可需要一生的信念。”
我问：“那你自己又做得怎么样？”
他看上去有点伤心，也许是在想着自己为事业所做出的个人牺牲，最终他说：“对我而言，那不是一份信念，而是一份浓厚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