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向上流动的管道缺乏，导致社会活力下降，这是中国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
还有阶层流动的可能吗？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
“洄游青年”来了
镜头回放一下：
2014年春节的一个网帖引发了无数青年的关注和讨论。这个网帖来自著名网络论坛“知乎”用户“王远成”的一篇文章――《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拼北上广》。
“王远成”曾是“沪漂”，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产品经理。他的家乡是一座“三线城市”。2008年，王远成“从西安一所民办大专学校毕业，揣着2000块钱来到上海”，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了五年。因母亲患病返回家乡，在家人的关系帮助下来到机关工作，即将得到事业编制。
不过，王远成始终念念不忘上海。他把在上海的经历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发誓一定要重返上海。王远成的回答引发了大量“点赞”。
王远成的经历也是千百万当代返乡青年的经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
二、三线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招商引才的政策越来越有吸引力;与此同时，一线城市房价的一再飙升，彻底浇灭了外来青年定居的梦想，部分青年开始选择回流返乡。
我们把这样的返乡青年称为“洄游青年”。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他们像洄游鱼群一样，在另外一个环境中经历成长的特定阶段后，选择“洄游”到家乡或
二、三线城市继续生活工作。我们借用生物学上的“洄游”现象来描述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镇返乡青年的迁移性成长经历。
他们与城市新移民、海归群体等类似，都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与中国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但同时，他们自身又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这也恰恰折射了城镇化进程对于特定类别青年人的差异化影响。
他们的空间
青年返乡特别是带着技能知识和管理理论知识的青年返乡，给当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是本地人，从外面回到这个熟人社会，便于也易于融入家乡和运用家乡资源，使得他们对家乡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城镇化建设产生了诸多深远影响。
毕业于北京某高校戏剧戏曲文学专业的耿小珂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她写过剧本、广告文案，做过总裁秘书，也做过策展人，走遍北京、杭州、深圳……沉浮四五年之后，2012年她重新回到家乡长春。
“我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不想再租房了。”耿小珂回到家乡之后，做了时尚杂志编辑。“我在北京没有机会。我曾经向两家杂志社投过简历。我把简历送到杂志社前台的时候，他们在用鼻孔看你。但在家乡我就有机会。这种自我实现感，北京给不了我。”
孙酿也是文艺青年，他在上海大学读社会学专业时，却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第一次考研失败之后，他来到了北京，在北大西门和三个同学合租在一起。但第二次考研失败之后，他决定回老家宁波。“人生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东西要承担”。回家后，他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当地某国企一个文职岗位，实现了自己的“20分钟就能上班”的梦想。
当全国中小城市青年的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时，河北省清河县“洄游青年”开创的品牌羊绒企业的人均月工资达到了4500元以上。羊绒产业还带动了当地的物流业和服务包装等产业，这些产业作为羊绒产业的附属产业，对当地青年工资的增长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外发展的经历开拓了“洄游青年”的眼界。他们不管是进入政府、企事业单位，还是自己创业，“试错”的成本都更小，更容易获得成功和满足。生活成本较低，收入较高，职业和居住环境改善，是“洄游青年”的幸福感普遍比同龄人更高的重要原因。
地理的横向流动，
阶层的纵向流动
“洄游青年”的返乡，也让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流动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近年来，社会普遍认为“知识乏力”、社会的纵向流动变缓，甚至出现停滞与断裂。但在“洄游青年”身上，我们却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规律仍有较为明显的表现，“知识”与“流动”的结合依然较为密切，以学历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青年的阶层晋升过程中还在发挥作用。
青年外出求学打工，提升了自身的知识水平，较高的教育资本和外出打工经历，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并达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调查发现，“洄游青年”父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洄游青年”中的绝大部分返乡后成了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或办事人员等，明显提升了家庭职业阶层。
经过对
二、三线城市的调研，我们发现，知识的价值不仅仅受知识储备量、储备方向影响，也受到空间地理位置影响。知识的价值和力量更体现在知识的使用价值上，知识的价值大小要看匹配度，要看知识存量和增量是否适应了当地当时的实际需要。在适应地区，知识就是力量，在不适应或者不匹配地区，知识出现了贬值。
中国的社会现状同发生社会动荡的中东乃至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整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研究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相关，还与中国庞大的地理规模及频繁的人口流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中国相对畅通的“横向”人口流动，缓解了日趋固化的“纵向”阶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缓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
“蚁族”等大城市中的知识青年群体在“北上广”阶层跃升受阻后，可以横向流动到
二、三线城市继续开展二次奋斗的尝试，而中小城市作为知识的相对“洼地”，为青年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和希望，避免了“相对剥夺感”的累积，消解了部分反社会情绪的极化。
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不仅将
二、三线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力“吸”到大城市，也把关系到基层未来的年轻一代精英“抽”到了大城市。但是，随着一批知识青年的“洄游”，中国乡村和
二、三线城市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