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存问题是人生的基本问题。阮籍直视惨淡的社会人生，面对短暂的个体生命，表现出深沉的生存悲剧感，其诗文亦处处涌动着难以抑止的生命张力，以及于现实和理想之间抉择的痛苦。在其自我追问的过程中，阮氏最终找到了自我存在的精神家园，建构了本真自然的诗性生存方式。
关键词： 阮籍；自然；道；生命；本真存在；生存
1、生命主题的沉吟
生命主题是贯穿文学史的基本母题，深受历代文士们的青睐。然而每个时期的主题都烙下了时代的影子，表现在外在形式上也有所差别。如《古诗十九首》的很多作品通过爱情表现一种生命意识；建安文学则流露出文人们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实现社会生命的永恒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到了正始这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社会分裂动荡，人心叵测，原来所追求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信仰显得极其虚弱甚至出现危机。文士们济世理想终成泡影，终日惶惶恐恐，只能以魏晋风度来证明他们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悲剧，以狂放的行为来做最后的抗争。这是阮籍代表作《咏怀诗》走向深沉和隐晦的一个重大契机和极好注脚，诚如钟嵘《诗品》所言：“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用灰色的笔调描绘了一种灰暗的人生境况，其突出的命意则是人生存在的悲剧，表现了当时充满悲观、虚无、危机、焦虑、绝望、荒诞的时代精神，也描述出作者孤独无奈的痛苦生存心境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反思：“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3]
当时统治集团在政权的激烈角逐当中，对正直的知识分子和政敌进行残酷的杀戮，名士们时有身首异地之忧。残酷的现实和生命本身的短暂这双重的阻力，在阮籍的心里激荡起强烈的生命情绪，并陷入痛苦的冥想当中。社会充满危机和陷阱，充满罪恶和荒诞，一切变化不可把握捉摸。阮籍的一生如履薄冰，生活于悲剧之中难以摆脱种种灾难，生存的状态充满了惶恐、烦恼和焦虑。萨特曾指出，“人的最真实的存在是处于孤寂、苦闷、绝望等阴暗低沉的情绪下的存在。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人在造就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一种动荡的、不安宁的 、茫然不知所挫的状态。人对自己的选择无规可循，对自己的未来无法预见。因而人总是感到孤寂、烦恼、绝望。” [4]阮籍的烦恼和焦虑是人类的普遍情绪，而这个普遍情绪又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显得更加的突出，是关于活着的痛苦呼告，是生命孤独的体验。他在诗中发出沉重感叹：“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飞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5]
独自做在高高的空堂上，遥望茫茫的天地间，唯见孤鸟、飞兽，整个世界似乎找不到可以倾诉心语的人。诗人以强烈刺激的画面，勾勒出了一位诗意的孤独者独自沉吟的形象，阮籍的整个身心都忍受着“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的孤独哀伤愁绪的煎熬。这是一种深沉的“忧生之嗟”，其根源于人的本能之被压抑而产生的精神失调、苦闷的情感，是追求自由的阮籍与严酷的现实环境对其进行种种束缚、压制而激发的矛盾。用存在主义的语言言说即是，由于个人总是维系于他人，结果个人成了他人意志的玩偶，个人的本性脱身而去，被一个异己的他人占有了。于是，不尽烦恼滚滚而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阮籍的出仕还是写“劝进表”的行为，都是当权者对其人格自由的剥夺，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他，失去了一颗平常心，整日徘徊无语，只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这种苦痛情结在他的其它诗作中亦十分凸显，如《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谈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6]
诗中寒月照人，凉风拂衣，琴声自指下淙淙流出，惊起孤鸿哀号，宿鸟悲哀。在夜的深处，一颗孤独的灵魂在徘徊，在独自忧伤。这种悲哀沉痛、无可奈何的嗟叹，萦绕着阮籍生命中的日日夜夜，使他终生咀嚼不尽生存的苦涩，因而也凸现了一个沉重的生存、一个孤独苦闷的灵魂。他就像尼采一样，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漫游的荒原之“狼”（尼采说自己是“孤独之狼”），失落了心灵的家园和情感的栖居地，他生命中的所有一切均陷入空虚和绝望。阮籍的孤独情结又转换为审美体验的媒介和艺术创造的催化剂。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阮籍艺术世界的一个富有美学魅力的母题，因而使他的诗歌具有别样的沉郁之美。因此，孤独包含着深刻有趣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孤独是精神信仰的深刻危机，这无疑是“存在之家”的丧失和强烈焦虑的来源，造成精神的痛苦和空虚；另一方面，孤独又是精神界有意识的沉醉对象，是想象力借助于审美体验的自由解放，属于心灵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高蹈和漫游 [7]。因而，孤独具有了一种悲剧的美。阮氏身处的特定时代，使其孤独苦闷的情结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内涵。据《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生活于朝不保夕的社会中，生命得不到保护，人生被冷落，欲隐不能，欲仕不忍，浓重抒发的无可奈何的忧生情绪更显示出生命的脆弱、诗人内心的焦灼以及人生的悲剧。因此，在表面看来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8]。这样的感叹是郁积于心的苦闷散发出的炽烈情感力量，正是这股炽热的情感力量，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的生命、存在思索的深化。
阮籍对生命意识沉重的感叹有着密不可离的历史传承。自先秦以来，对“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就深植于历代文人中，很多思想已经提出了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周公的保民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重视。但统治者为了称霸天下，编造出一系列的神统论来麻痹人民，人民处在神权统治之下，一切以神的意志为中心，忽视了作为个体生命而存在的意义。东汉末至魏晋易代之际，国家陷入混乱动荡，社会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忧患和磨难，人们对儒家长久以来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把目光投注在了自己身上，人的自我意识得到确立，人权向神权提出了挑战。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它实质上标志着人的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因此阮籍的创作充满着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9]“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10]
阮籍的思想最深处常常跳动着一股久久让人难以平息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对每个阶层的人都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失意者哀之，得意者叹之。但是在中国文学中，生命意识总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凉。庄子看穿了历史王道的昏聩与当时社会的黑暗，为了保全生命则向往“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以一颗热忱的心关注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人们寻找到一个全生的方法——逍遥避世。自此以后，归隐避世成了大多文士们失意人生的必然选择，拒断社会价值的关怀而指向生命本身是其终极意义，这一点在阮籍思想中表现亦很明显：“闲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趋而居不处，处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11]
在这里，阮籍超越了一切世俗功利的追求，投入到心与“道”冥自然无限的逍遥理想境界中。尽管生命如此短暂，人生无常，但如果将“道”作为人类精神的支持点，那么痛苦也就消解了很多。因此，阮籍从逍遥游的境界中找到了缓解人生痛苦的方法，并第一次将庄子思想化为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归宿。但阮籍比庄子更具现实意义和人间情味。他任情背礼、狂诞不羁，勇于坦露自己真淳自然的人格追求。如《晋书》本传中记载：邻家有位美少妇，“当垆沽酒”，阮籍常去饮酒，并醉眠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返。”“籍又能为青白眼”……足见他心地纯洁坦荡，以真淳自然的审美人格形态大胆地坦露出人格本态，追求自然本真的生存方式。阮氏心中涌动着的股股生命意识在遭遇无可奈何的黑暗现实的彷徨苦闷的“劲风”下，形成了强有力的张力，把他引向了一种超迈诗意的人生境界。
2、与“道”玄冥的生存向度
生存，既是人的生命的现实存在，又是生命存在的展开过程，生命的现实存在又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即个体生命在世界中的存在，生命与周围世界相联系，生命在与周围世界的关联中生存着[12]。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阮籍，在“终身履薄冰”的黑暗社会中，常常发出沉重的忧生之嗟。面对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压制，此在的阮籍被抛到那个世界上，并且永远处于被抛掷之中，现实的个体生存整体备受挤压，甚至被掷成碎片。仕既不愿同流合污，隐又不能敛迹韬光，阮籍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始终在矛盾痛苦中度日，在上下求索中寻求解脱。
早期的阮籍凭着济世立业的满腔热情，设计了一个外在于个体内心的理想的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整个天地万物是一片和平欢乐的美好世界。但铁的社会现实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清醒意识到自己的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返回主体内心的心灵世界或自我意识自身，追问通向永恒和无限的彼岸世界，寻找自我存在的精神家园。他从理论的核心“自然之道”出发，设计了一个“万物一体”的混沌本原的生存境遇。在这个境遇里，以超越为内质，抛弃了一切是非、善恶、生死、寿福、功利的区别，并希冀达到“自然”“道”的最高境界。
阮籍的思想是建立在“自然”这一根本概念基础之上的。其“自然”之义，从天人宇宙观的高度，吸收了阴阳元气论的观点，不仅是独立存在具有整体性的结构特征，而且表现出自然而然、任自性生存的性质或状态，承袭了老庄“道”的深刻内涵，赋有本体论的意义。基于此，他建构了“万物并生”、“混一不分，同为一体”的无差别的混沌宇宙整体，这正是其主观上所向往追求的“万物一体”的境界。内涵包括“齐祸福”、“齐死生”、“齐是非”，即泯灭了万事万物的区别，使天地自然与人、心与物混为一体，这时，一切关涉生死、是非、功利的利害关系全抛之于脑后，人按照自然而然的本真之性生存。他在《达庄论》中说道：“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生死为一贯，是非为一条。”[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