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末的一个下午，我提着沉重的行李从人头攒动的北京站出来，一眼看见了新生接待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红旗，当我欣喜地向着那面红旗跑去时，我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来临了―我走进了我的大学。
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
师大的教育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严谨务实，一丝不苟，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并不是一个多好的学生。由于一直做着狂热的文学梦，我的行踪就像一首幼稚的新诗自由浪漫而缺乏内涵。我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我是图书馆的优秀读者，却是中文80级的一个得过且过的学生。为此，我的古汉语老师崔枢华又一次拿着我的作业在课堂上当众批评我，我到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你不是在糊弄老师，你是在糊弄你自己！为此，平时沉默寡言的崔老师成为我记忆中最生动的一个老师形象，我一直感激他的这一次一语中的势大力沉的批评。
我记得讲宋词的杨敏如老师，她在讲台上身体力行地演绎李清照词中的“醉”是怎么个醉法，于是李清照和杨敏如同样迷倒了下面的学生。我记得启功先生穿着黑棉袄黑棉裤来跟我们讲《红楼梦》，我记得在主楼的电梯里遇见过腰板笔挺风度翩翩的钟敬文先生，我记得把我们迎进课堂的马新国老师黑红的脸庞，洪亮的声音，我也记得毕业那年我们的辅导员白起兴老师是如何为同学们未来的去向而操劳的。
20岁的人很像一棵歪歪斜斜的树，而80年代的北京八面来风，我无法判断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对社会有用还是对自己有用，或者对谁都没有用，生活、爱情、政治、文化的变革和浪潮，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歪歪斜斜，但我不会被风刮倒，因为我的大学会扶持我，我的大学北师大，那是我在北京的家。
对母校的感情就像一坛酒越陈越香。两年前我在香港巧遇60年代毕业的中文系学长陶然先生，我们竟然谈起了西南楼门前的核桃树，那个瞬间我似乎闻到了母校校园里春夏之际草木的清香，我记起了我常常留恋的图书馆小楼、篮球场、101阶梯教室，还有地下室教室的温暖的灯光―我经常跑到那里去写我的那些幼稚的诗歌和小说。
我想起了我的40多个同班同学的脸，一张张焕发着青春与热情的脸，带着80年代大学生特有的朴实的风采，我们曾经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如今一别多年，我仍然可以保证，见到他们，我能脱口而出这40多个名字。
那些老师的名字。
那些同学的名字。
我的母校的名字。
把他们变成一个美好的大花篮，永远地挂在我的记忆中。
那是我对母校最真诚的报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