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7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实为保护牛鬼蛇神。
“群英荟萃”
集训班的成员，包括文化部各级部长、局长，各文艺团体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电影导演，以及艺术院校、电影院校的院长、校长、教授，出版社社长、编辑，可谓“群英荟萃”，有人称之“文代会规模”;其中有林默涵、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冯雪峰、田汉、阳翰笙、曹禺、刘白羽、马思聪、叶浅予、萧乾、唐瑜、冯亦代、黄苗子等等。
不少人是从“四清前线”奉召撤回，刚刚返抵北京，就被送到集训班。在山西长治农村搞四清的北影陈强、海默、田方、崔嵬、汪洋、赵子岳、谢芳等人，以及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一批人，都是在回到北京当天，就去了集训班。中央美院叶浅予等人则是刚刚被批斗，被要求次日“在校内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突然被学校送来的。
“学员们”进集训班的时间不尽相同，有6月上旬或中旬的，也有7月的。
集训班主任是不久前从部队调来的文化部副部长颜中仁。各组组长、副组长都是穿军服的军队干部，组长是团级干部。
集训班领导宣布：到这儿来参加集训的人，左中右派都有。后来知道，左派们在集训班内是从事了解情况的。中央音乐学院的17人，除了马思聪一批教授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h之外，还有一些行政干部，内中许多人是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事科长也参加了集训。
在开班典礼上，颜中仁说：“你们想回去，可以呀，只要你‘竹筒倒豆子’，下午就可以回去！”还说：“周扬同志本来也是要来的，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得了……”周扬没去，他在天津养病;但房间一直给他留着。
初期生活相当悠闲
开始时，大家在这儿过着一种表面上相当悠闲的日子，颇似开“神仙会”。
生活待遇很好，吃住好，气氛也好。这使许多来时胆战心惊的人吃惊。
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白天学习、读书、谈心。中午有午睡，晚上没事。周六放映两部电影，一部是正面的，一部是“反面”的 （被批判的“毒草电影”）。闲暇时，有人散步、跑步，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唐瑜回忆，当时“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他还笑着悄悄对孙师毅说：“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
住宿条件也好。两人一室，窗明几净，席梦思床，有服务员拖地板、送开水。一切都很舒服。只是每个房间住的人，全都打乱分住，互不相识，不让同一个单位的人住在一起。
伙食出奇的好，唐瑜的评价是“相当精彩”。每天每人的伙食费虽不过一元，却每天鸡鸭鱼肉不断，应时菜蔬俱全，餐餐都是满桌子的菜，烹调也好。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舒芜回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伙食，就这样，上面还说：‘有的老同志，还可以吃得更好些。’还在忙着为田汉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组织更高级的伙食。才过两个来星期，陈强在南天河四清时瘦陷下去的两腮，重又丰满了起来。”
晚饭后，大家到后园散步、聊天。不时可以听到黄苗子、冯亦代的高声谈笑。赵丹、孙维世他们每天谈谈笑笑，经常在小卖部喝汽水、吃西瓜冰淇淋。
集训班与世隔绝，平常不让出去，但电话可以打。星期天休息，各单位有车接送。
对于这么多名人，特别是大明星，管理、服务人员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态度客客气气。
被贬到四川重庆的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匆忙赶来，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了双凉鞋。他问唐瑜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集训班政委拉唐瑜到过道上说：“不要惹是非，别借。”唐瑜这时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
舒芜很注意观察人们的表现。他看到，不同身份的人，表现各不相同，齐燕铭“可能知道一些上层内情，所以表现得心事重重，整天也不大讲话，显得忧心忡忡，早晨总是一个人找个边边角角的地方，独自打太极拳”。
揭发批判与斗争
好景不长。随着外界“文革”形势的发展，集训班里的情况也在迅速变化。这批文化界名人很快就结束了“文革”开展以来，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还算愉快的集体生活。
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很快就贴上了墙壁，过道上琳琅满目。食堂厨师贴出了大字报：“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各单位的周日接送，也变得不那么客气了。后来厨师们做好做歹地继续烧饭，食客们则要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一起吃大锅饭。
一天，人们听说了一条惊人新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垮台了！
人们议论纷纷。
文化部派人来讲关于周扬的“罪行”，说周扬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宣传家，其实是中国文艺界的头号走资派。马思聪回忆：“此外，又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群反动分子暗藏武器，包围了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当时，尽管我们星期日还可以回家，但是对院外的事情和消息是非常闭塞的。”
开始是边学习边讨论边揭发周扬，没有涉及到自己。
在揭发周扬的过程中，人们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大家争当左派。每天开大会、小会，写大字报，都是冲着别人的。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洁白无瑕;还有人揭发林默涵是抱周扬大腿升官的。
随着 《红旗》 杂志第9期发表阮铭、阮若瑛的 《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 〈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穆欣的 《“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 两篇文章，和 《人民日报》7月份连篇累牍发表揭发批判周扬的大块文章以及 《大字报选》，夏衍、田汉、阳翰笙及邵荃麟、袁水拍、胡风、冯雪峰、瞿白音、周作人、丁玲、陈企霞等人也被公开点名，揭发对象越来越多。 昨日亲密谈笑之声已经远去。人们提高了警惕，害怕别人牵连自己，或者害怕自己牵连别人。本来互相认识的，这时变得陌生了，见面连头都不点了。夏衍在楼梯口遇见唐瑜，四顾无人，便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人们之间开始揭发、检举，上纲上线。一些人发言的嗓门也大起来了，你大声喊叫，我比你声音更高，最后互相拍桌子，过激的言辞也出来了。大字报把林默涵的名字画成一只带毛的狗。邵荃麟病重，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被说成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作了高级疗养院。田汉在食堂吃饭，吐了一根实在咬不动的肉骨头，被当场斥骂并被喝令把吐的东西重新咽下去。孙维世被扣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
韦君宜回忆：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
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陶钝回忆：我看到大字报天天在增多，我发现过去我没有见过的事在今天有了创造：把被批判的人名上用红墨水打上×，使人名特别明显。如同在旧社会被判处死刑、砍头或枪毙的时候，把背上插标的死囚名子上用红墨勾掉，叫作“用朱”那样，一勾这人就身首异处了。这样打上×，表示这人就是不死也完了。究竟这项发明是谁的创造？是在首都的发明家呢？还是外地的发明传到北京来的呢？有待考证家去考证。
叶浅予回忆：每个单位都有革命积极分子掺合在牛鬼蛇神之中，因而“狗咬狗”的把戏表演得相当认真。除了张贴大字报揭发所谓反动言行，还开过几次斗争会，把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揪出来批判。
舞蹈学校的女校长被揪回单位斗争，头发被抓乱，身上泼了墨水。
集训班管理人员说：“在这里只是要你们揭发批判，回去可不是洗温水澡，是热水澡等着你们。”舒芜所在的小组组长说，你们回到本单位的群众斗争中去，“会脱掉一层皮的，不过那是资产阶级的臭皮，脱了也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普遍开始焦虑。唐瑜回忆，马思聪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
8月初，集训班结束。在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唐瑜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他认出那台摄影机是他在1951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
人们的离别，凄凄惨惨。黄苗子临走时给唐瑜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
迈出班门进炼狱
各单位陆续来车接人，“如驱猪狗，塞进卡车。” （韦君宜语）
人们回到单位，大都在当天就陷身于“阶级斗争”的烈火之中。
8月3日上午，音院马思聪等人被押上卡车。卡车刚开进学院，就被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包围。马思聪等人立即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每人还被迫拿着一只搪瓷破面盆作为“丧钟”，一面走一面敲打。赵h被强迫穿上肥大的羊皮袄。随后，他们被赶着在校园里，在38℃的炎热气温中游街。
8月9日下午，美院运载叶浅予等人的卡车一到学院，“牛鬼蛇神”们立即被押进操场，开批斗会。他们一个个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登上临时搭成的高台。红卫兵每人揪一个。喊完口号，在大礼堂召开批斗“走资派”陈沛的大会。
北影接人的汽车上刷着大标语：“横扫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车一到，上面就跳下一帮人，把陈强揪上了车，给他套上一件写着“南霸天”的黑背心。在车上他们被造反派勒令跪下，不服的陈强、田方、崔嵬、赵子岳、汪洋、海默一个个都被踢倒在车里……
卡车开进北影，立即召开批斗大会。从车上拉下的人都被挂牌，反剪手，由两个造反派扭着，站成一字横排低头示众。曹积三记述，当前的情境，使陈强想起他在戏中扮演的黄世仁和南霸天挨斗的景象，迷惑不解：“怎么自己真的成了专政的对象，乾坤真的倒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