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逛古本屋（旧书店），除了不少用日文撰写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著作，还经常能碰到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中国内地出版发行的文史类书籍，犹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老牌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版本居多。这些书中的大多数，都是当时出版后直接被日本的书店进口过来、库存至今的，大部分并未进入流通渠道，触手如新。
日本人对中国出版物的兴趣，仅限于传统的四部、三教之学。内山书店的情况略为特殊，还贩售不少出版于国内的中国当代文学书，以及这些书的日语译本，甚至还有时下发行的中文报刊。但对于大多数书店来说，除了传统的中文文史书，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著作很少见，转译西洋著作的汉语书则几乎看不到――他们大概对中国翻译的西洋著作并不那么信任，并且，日本人在引进西洋书籍方面，做得远比国人要更同步、更精细。新出和旧版中文文史书只是普通种类，唐本与和刻本才算特别。
日本人称中国印行、流传到日本的古籍为“唐本”――这也间接说明，中世纪的大唐帝国之于日本文化的意义。日本的唐本中，有一些在东土已经散佚失传，有一些尚有与国内传本对勘的功用，学术价值很大。当年董康（1867年-1947年）渡海东瀛访求遗书，目的之一就是补东土典籍流传之缺，他记录访求过程的《书舶庸谭》一书，如今亦成为经典之作。除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如今在不少的日本书店，也还能见到罕见的元明清刻本，只是价值不菲，和国内行情越来越平齐了。
在奈良、平安时代之后，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文化基本是以华夏为师的。所以直到江户晚期，日人中的精英，都还将能写作汉诗汉文视为一种荣耀。所以，江户后期所刻汉诗文集中的第三类，就是日人自己所创作之汉诗汉文的刻本。我购买了一套四册的《山阳诗钞》，是日本天保四年（1833年）刊刻的日本著名汉学家赖襄的诗集，字体优雅别致。赖襄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外史》等诸多书籍之作者，通称久太郎，号山阳，工汉诗汉文。近代著名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也有汉诗集传世，我购入了一册《漱石诗集》，还附带一册印谱，宣纸线装，开本阔大，虽然是复刻品，也算能追摹大正八年（1919年）的原刻之精美于万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