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说部的内涵
说部一词，肇始于明代中叶以后，较早使用此词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王世贞。万历初，世贞手自编定《彝州四部稿》一百七十余卷，将平生所撰之文分赋部、诗部、文部、说部四大类编次，故称四部稿，不同于传统目录学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其中说部收录《札记内编》、《札记外编》、《左逸》、((}}长》、《艺苑危言》、《艺苑危言附录》、《宛委余编》七种著作。这些著作内容庞杂，没有明确、集中的主题，体制灵活自由，行文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难以独立成篇。如果比照目录学史上对相似作品的著录，不难发现，此书说部的内涵，与传统目录学上的小说家关系密切。如《札记内编》、《札记外编》、《宛委余编》主要记载读书心得，类似读书笔记或学术札记。这类著作宋代以来颇为盛行，著名的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曾糙((}说》、郎瑛《匕修类稿》、王世贞《史乘考误》等，焦站《国史经籍志》皆著录为《左逸》、《短长》为野史逸闻类，相似著作，如王嘉楷遗i曲《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史类，而株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入子部小说类;《汉武故事》，《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旧事类《宋史艺文志》入别史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类《艺苑危言》、《艺苑危言附录》为谈诗论文之作，虽然这类作品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入集部诗文评类，但因其体近说部，故多有归入小说家者，如《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录苏轼《东坡诗话》、陈师道垢山诗话》、谢极《四六谈鹰》等。尽管古代小说内涵驳杂，文体界限模糊，同一著作，可能入子部小说家，也可能入杂家;如果叙事、记人成分较多，还有可能入史部杂史、杂传、别史等类目，但《彝州四部稿》说部七种，依作品体性而言，在目录学史上都有著录为小说的先例。因此，其说部内涵，大致相当于目录学家心目中的小说概念，这一点当无疑义。
二、传统文集中小说作为文体的缺失
明清说部的概念，大致相当于目录学上的小说，己如前论。而目录学上小说的内涵及地位，则早在汉代即奠定了基本格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间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当当尧狂夫之议也。
这段为后世学者反复称引的小序，所论小说虽然只是一个被归入诸子略类的学术概念，并非文体范畴，却成为研究小说早期发展状态和观念的重要史料，而稗官也成为后世小说的代名词。在传统儒家看来，小说只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道，难以臻于大道，故君子不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己，小说不在可观者之列。但因其可广见闻、补史闲、昭劝诫，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故也不必刻意抹灭。这种以社会功用为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小说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和卑下品级。又因表现小道的方式灵活多样，没有稳定的形态特征，再加上内容驳杂，遂使小说在目录学上常处于忽此忽彼、摇摆不定的尴尬境地。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春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托古人者主于记言，如((}尹i},)) ,《黄帝说》等;记古事近乎野史，如惆考》、《青史子》等。这种或似子，或近史的性质，是小说在后世目录学著作中经常依违于子、史之间，缺乏稳定归属的重要原因。
明代以后，小说的文学化批评进一步发展，并且出现了新的趋向，即不仅站在文章学立场看文章之外的小说，甚至直接把小说视为文章之一种。如桃源居士搪人小说序》: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搞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⑤以律诗与小说并称绝代之奇，是唐代文章鼎盛的标志，而小说的艺术成就，有李杜诗、韩柳文所不能及者。这在小说观念史上可谓又一次飞跃。至李赞将不登大雅之堂的章回小说体浒传》与《史id) ,《杜子美) ,《苏子瞻集》、《李献吉集》并称为五部大文章，更是振聋发碳之论。这些观点，并非个别思想家的孤明先发，而是明代文学思潮的反映。明中叶以后，文学批评界出现了一种泛文章倾向。许多评点家，把一切著述都视为文章，从文学角度广泛评点包括小说在内的经、史、子、集等各类著作。这种风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四部分科的藩篱，为小说以文之部类甚至文之一体的身份进入文集克服了障碍。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才能出现《彝州四部稿》这样于别集中设立说部，与传统赋、诗、文并列的文集编纂新体例。
当然，彝州四部中的说部，多为学术笔记，主要是传统目录学家心目中的小说，而非文学家心目中的小说。王世贞编《彝州四部稿》时，早己完成们比说新语补》、《剑侠传》的编纂工作。但这两部以写人叙事见长、更具文学性的著作，却未能入选《彝州四部稿》，可见其小说观念偏于保守。尽管如此，王世贞以一代文宗之尊，将历来被逐于文苑之外、依违于子史之间的小说，破天荒地收入自编文集中，与传统赋、诗、文并驾齐驱，这对于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仍有重要意义。由于小说或说部内涵的丰富、驳杂，既包括学术性的笔记丛谈，又包括文学性的志怪、传奇K彝州四部稿》立说部的创举，打破了千余年来层层冻结的坚冰，为文学性小说进入文集、跻身文体谱系开辟了尽管狭窄但极其珍贵的通道。宋憋澄《九篱集》正是经此通道，在文集中立稗体，收录大量情节曲折、叙事生动、描写细腻的传奇小说的。需要指出的是彝州四部稿》中的说部尽管获得了与赋、诗、文并列的文体地位，却是以文体部类的身份出现，其文体形态并不清晰。而《九篱集》中之小说，不是以文体部类，而是以一种具体文体的身份，与诗、书、铭、诛、论、传、记等传统文体并列于文集中的。因此，此书所录稗体文，都是独立成篇的辞章，而非彝州说部那样成部的著述。小说至此才真正成为文章家族中的一员，其文体地位远比面目笼统、模糊的说部更为具体、明确和清晰。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利器先生对《九篱集》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明代末年小说登上大雅之堂的破天荒之举，，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应该加以大书特书的。如从文学小说观念看，这一评价无可非议，但不能因此忽略了《彝州四部稿》说部在发凡起例上的开辟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