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建国后至新时期以来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的，其小说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其独创的文体特征，在建国后文坛经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并在新时期深受其影响之后，汪曾祺小说的出现给文坛带来了一股优雅、淡泊的文风，本文将从题材与结构、诗化散文化的语言等方面具体论述汪曾祺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文体
所谓文体，一般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正如汪曾祺先生自述道：“小说就是跟你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不管是在读《受戒》《大淖记事》还是在读《鉴赏家》《陈小手》时都仿佛都像是在听汪曾祺先生讲一个个淡而又淡的故事，彷佛在与汪先生交谈故乡发生的琐事，这当然一方面是与汪曾祺先生批判的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超然物外，飘逸淡泊的格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先生自己心中所特有的那种坐看云起，悠然自得的达观。
读汪曾祺的小说，大抵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几失去了默写传统小说的特性。“不太像”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对一般小说形式的直觉经验：小说应当是对一个故事的完整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但是，当我们在品读汪曾祺小说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往往不是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一种随意自在的创作姿态。例如我们在品读《大淖记事》的时候，汪曾祺在开头的景物风俗的描写就接近两千字，之后才慢慢的道出了故事中的主人公十一自和巧云，因此汪曾祺小说缺乏完整的人物形象描写和生活场景的展示，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现象进行的印象式描写和对回忆中朦胧情感的勾勒。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也就是故事中的情节人物以及场面的描写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代之而起的是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在回忆中展开对情节人物的叙述，这就大大降低了故事的重要性。回忆的因素，作者自身的思想等因素都取代故事情节成为小说的首要组成部分。印象与思想意识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在读汪曾祺小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小说的题材与结构，人物形象塑造都会符合这个印象式的特征，而这些都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独特的文体特征。
一、小说的题材与结构
题材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重大问题，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文学体裁的选取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优劣与可读性，甚至会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二十世纪以来，与政治相关的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都明显的优于知识分子题材，在“十七年”文学中，写中心、写重大题材成文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指示，而知识分子题材如《红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典型，致使以后的作家均不再创作知识分子内容的作品，这就造成了新文学史上知识分子题材的一个“断代”。新时期以来，题材问题虽然不像“十七年”那样敏感和尖锐，但是作家们用文学创作来揭示“文革”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创伤，也就是用文学作品来反映政治的倾向性，也是与政治紧密挂钩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谌容的《人到中年》，刘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春之声》，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般是女人》等等这些小说，都在寻找什么，批判着什么，为新时期的破旧立新而躁动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这些过于明显的政治与社会信息，对于那些已习惯了社会功能阅读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受戒”。
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我们看到，一些与社会、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写进了小说，这都是汪曾祺的个人化的情感和行为，小英子和明海小和尚、十一子和巧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出任何独特的品格或个性，人物就像风俗习惯、花鸟鱼虫那样自然与和谐，而不是一般小说人物所具有的的那种鲜明的性格。小英子和小和尚的朦胧的爱情，是源自人们内心的希望和梦想，汪曾祺把它揣测的那么老到那么细腻，勾起了人们心中最美的回忆和想象，“十七年”文学以来小说模式的功利性、重大性、典型性，都被这两个“肆无忌惮”的孩童消解的无影无踪，《受戒》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更是心灵的净化和洗礼。
二、小说语言的诗化与散文化
如果说汪曾祺小说的题材与结构，人物形象与描述手法都是独创性文体的重要特征的话，那么这两个重要特征就是用来衬托汪曾祺那诗化与散文化的语言的。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这篇小说所到底写了什么，因为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而情节又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起伏高潮。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通过阅读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散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小说故事中对童年情趣梦想的回忆。在汪曾祺小说中，回忆小说占了很大一部分，读他的回忆性的小说，就似乎感觉到一位长者在述说他那些有意义的人生趣事，在这些回忆性的作品中作家有意识的过滤了那些痛心和丑恶的东西，表达的是一种处世的心平气和和远离现实的情志以及那些田园风光和温情脉脉。正由于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他在《受戒》中的健康人性、纯真无邪的爱情；《大淖记事》中流露出来的乐观豁达的精神，将一种含蓄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二是汪曾祺执着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汪曾祺的小说几乎都是短篇小说，这种短篇小说简约、随意、篇幅很短小、文字质朴，往往总是在简洁中求其神似，颇似一种“笔记体小说“，而这种笔记体的小说因为不可能承载过多的故事情节含量，因此每每以悠闲的笔触怅然写出，也令人回味无穷。三是清新淡远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卷。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风格，一抒情的笔调，着意描写风俗民情，刻划下层百姓的人情人性这就使他的小说多取材于逝去的岁月，但又不刻意追求情节的完整和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一种和谐。很多时候，他只一一颗景观而自然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言语叙说石井村落的细碎所示，叙说仿佛离我们很远的尘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像汪曾祺这样专心致志与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写作而颇有成就的人少而又少，不仅如此，汪曾祺把这一小说样式赋予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语言、结构，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典范：如散文化的小说，平淡的叙述方式，简洁准确的语言，“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虚实相生的氛围等等。我们在他那些精致而令人回味无穷的小说里看到生命的各种状态，人生的各个层面，体味到空灵和诗意，感悟到成熟和达观，使我们能像汪曾祺那样，来到精神世界的乌托邦，感悟生命的魅力。
【参考文献】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肖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61.
[4]耿红岩.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与文体[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1）：69.
[5]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A]，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