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上了年纪的遵义人都常说：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迁遵义，是文化交流的大好时节。特别是独山告急，黔南吃紧，不少文化人纷纷到来暂居。当时我和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接触较多，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年，这位出身在辽宁省昌图县紫鹭树村的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创作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一同吸引着我。太平洋战争爆发，端木随一批国内进步的知名文化人组成“文化垦植团”来遵义，住在新城福音堂（现市政协内），我和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去拜访。当时，他才30来岁，眉宇间却起了皱纹，显得有些苍老;披着一件不大合身的旧粗布灰大衣，穿着一双橙黄色的皮靴;说话句短，朴实恳切。我们一道去的3个青年，都各带了一张八开书写纸，附上毛笔，请他题字作纪念。走时，他送我们出了大门。隔了两天，我们又去，他谈话的内容多了，谈了遵义的地理位置，遵义的人民，遵义的文化，特别是郑子尹、莫友芝、黎莼斋等先贤在文化上的卓越贡献，他表示赞赏。我将他题写的《南明口占一绝》拿回家细细品味，且不说诗内促人进步的艺术构思，纯欣赏他那刚劲圆熟的核桃字笔锋也是一种艺术享受，随即我就送去了字画铺作条幅裱褙起来。
后来，遵义县教育会等单位在老城小学（现文化小学）礼堂举行欢迎会，文垦团的国内著名戏剧家熊佛西，著名小说家端木蕻良，著名诗人方敬、许幸之，桂林才子陈迩冬，漫画家张光宇和张正宇都参加了。会上，在方敬美如散文诗似的发言之后，并在他的鼓动和推荐下，端木也作了简短的发言，语多对遵义文化名城的颂扬，并对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节节溃退表示愤慨。
第二天上午，熊佛西和他的爱人叶子（叶仲寅）身扛行李背包，手提大沙罐旧提篮进入老城小学，入住教员楼的一间小屋，就在我隔壁。此后，就见端木时常来到熊家，我们碰面的机会就多了。不久，熊佛西又迁往老城菩提寺（当时熊佛西把他称叫“勺水山庄”，现遵义地区行署后面半山处的住房）去住。后来熊佛西导演著名戏剧家洪深的多幕剧《寄生草》，叶子扮演主角，端木时而出现在后台，忙忙碌碌，时而出现在台前，充当忠实的观众。这次演出，轰动山城。
1944年除夕的晚上，文垦团在遵义新城社会服务处召开文艺晚会，熊佛西主持大会，作家、诗人、浙大师生、文艺青年济济一堂。许幸之等集体朗诵了普希金的诗剧《茨冈》中的片段，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作了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讲话，真是慷慨激昂。她说“……还退，退到四川，退到西藏么？”端木也在会上，朗诵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篇。散了会，我回到老城小学，熬夜写了《除夕夜的一角》，副标题是《记文垦团除夕文艺晚会》的特写稿，用“林三”的笔名，发表在第二天的《黔南日报》上。
后来，文垦团主办文艺讲座，有戏剧、有诗歌等专题。蹇先艾讲了《文艺工作者的苦与乐》，端木谈了有关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可惜我因教学等工作忙，未能去听、去学，很是遗憾。
当端木迁住遵义老城协台坝时，为了约稿、送校样、结稿费之故，我常去。每次，他总是满腔热情，有求必应，乐意为山城新文化的发展作贡献。那时，他的创作声望更高，而生活的压力却也更大。寒冬腊月，常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伴着几块烂砖砌成的小方地台，放上一个破旧瓷盆，生上几片木炭火，烤半边刮过皮的老南瓜，边烤边啃。那时谈不上有什么菜果、桔柑、梨子之类，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更是奢侈。这些时日，我对他窘迫的生活，深表同情，但又无能力支助他什么。而他还时常通过稿件和谈话，语重心长地教育和鼓舞着我们青年人多多努力，坚持上进。他关心别人胜于自己，常见他去湄潭，回遵义，和当时浙江大学的进步文化团体“黑白文艺社”（主要在湄潭）、“黎明文艺社”（主要在遵义）的文艺青年接触，或是作报告，或是为他们的刊物写稿。
端木关心扶植文艺青年的事例颇多。记得那时我和在遵义师范教生物课的老师蔡壬侯（现杭州大学教授）、雪舒（原名杜学书，当时浙江大学四年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图书馆工作）、子殷（原名李赓序，当时浙江大学史地系四年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中心历史教材）合出《四心集》（新诗集，《启明星文艺丛书之一》），将全部底稿先送端木修改。他热情接待，非常谦逊，除对我们诸多肯定和鼓励外，还给我们分别圈定了一首较有代表性的习作，给以扼要中肯的分析，指出优点和缺点。我还记得端木当时给我圈定的是《布b》。他有针对性的指点，给我们4人很多启发，帮助很大。
《力报》在遵义复刊，端木任主任，秦牧编文艺副刊。时值抗日战争最后也是最紧张阶段，日寇进入独山，黔南告急，遵义地处川黔要道，天天都有抗日将士路过，在遵义人民、浙大师生和遵义中小学师生中间形成了劳军热，《力报》也成为宣传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人民喉舌之一，很多劳军场景时常在上面出现。我也写了《歌五百将士》的特写稿，用荒沙之名发表在《力报》第一版的右下角专栏。
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是端木离开遵义前夕，他住在遵义社会服务处内一间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一个独凳的小寝室。一天中午，我去看望他，表示送行。正逢他翻译的英国近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中篇），刚由重庆一家出版社寄来，他顺手拆开一包（约10本），一本赠给我，还客气地写上某某指正，并落了名和年月日。他仍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却新添了惜别、依依之情。这书和他为我题写的好多张横幅、条幅，连同我编的几百期文艺副刊单页，一直伴随我到“十年浩动”之前。
随着“复员”，文垦团成员纷纷离遵。端木在武汉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将我刚发表的小诗《花圈》进行了转载;接着，熊佛西在南京编的《大刚报》文艺副刊《文岗》也转载了这首小诗。这些文艺界的老前辈们，对文艺幼苗的培植、浇灌，真是无微不至，虽然分别了、离开了，他们仍自觉肩负着激励后进的责任。后来，我写了《倾诉》一文，发表在1947年9月6日蹇先艾编的《贵州日报》文艺副刊《新垒》第169期上，寄托我对端木等一些前辈和文友们离别的眷恋之情。
1983年暑假，我到贵阳开会，碰上蹇先艾聊到他不久前在北京会见了端木，他说端木还恋恋不忘遵义，恋恋不忘遵义的人民，多次问到我和当时的一些文艺青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虽精力集中在教育，但仍爱好文艺，不时在报刊上谈到端木脍灸人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端木的晚年多疾病在身，在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的工作之余，仍继续从事“红学”研究。当我得到他给我寄的新出版的《曹雪芹》（长篇小说第一部）时，真是爱不释手，无比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