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发现，凶手虽然很年轻，刚刚20岁，却深受极端思想的影响。当电视台到监狱采访，问他是否了解纳吉布·马哈福兹，是否读过马哈福兹的作品时，这位年轻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至于行刺的动机，他说是因为清真寺的伊玛目认定马哈福兹是个反叛伊斯兰的作家，凡是反叛伊斯兰的人都该杀，所以他对马哈福兹下了手。
对马哈福兹的刺杀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因为它对作家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其目的就是要终结作家的生命，从而对其他的世俗主义作家，或在他们看来是亵渎了伊斯兰教的作家，给予严厉的警告，取得杀一儆百的效果。尽管刺杀行动没有夺走马哈福兹的生命，但这一行动本身的确已取得惊人的效果，使许多作家既震惊、愤怒，又担心、害怕。
实际上，他们有必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们早就跟马哈福兹一起上了黑名单。记者们顺着凶手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隐藏在这一谋杀事件后面的背景。他们极为惊讶地发现马哈福兹早已上了极端分子的黑名单，且名列榜首。在多座被极端势力控制的清真寺里，墙上都贴有一份被认为是叛教的世俗主义作家和学者的名单。在名单上专门有一段话说到马哈福兹：“此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他写了一些书和小说，在里面嘲讽宗教，拒不遵守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信仰。”
一些宣传极端思想的磁带被发现，更加清楚地揭示了马哈福兹遇刺事件的背景。1987年以后，这些非正式出版的录音带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秘密流传开来，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散发的。在这些磁带中，录音发言人的宣传与黑名单的做法如出一辙，抱着同样的目的，指控一批阿拉伯作家“和外国的走狗一起叛教”，号召虔诚的穆斯林用所有的武器与之作战。
他们重视的是对真主的崇拜和绝对信仰。他们正是据此来批判以马哈福兹为代表的众多奉行世俗主义思想的作家。在谈到埃及诗人萨拉哈·阿卜杜·沙布尔（Salah Abdas－Sabur 1931－1981）时，录音谈话者批判诗人的作品中尽是“对命运、天定的嘲弄，和对上天的蔑视。”而这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
毫无疑问，世俗主义思想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截然相反的。普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接受不了世俗主义，极端分子更不能容忍世俗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文学家同伙扎基·纳吉·迈哈穆德，和此二人之前的陶菲格·哈基姆（Tawfigal－Hakim 1898－1987）、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尤素福·伊德里斯以及其他的侏儒们，拒绝真主，表现出他们对伊斯兰教潜在的仇恨。”纳吉布·马哈福兹则被判定“已越出伊斯兰的界线”，因为他和其他的作家一样背叛了宗教：“这些文学家以自己的现世出卖他们的宗教。”
对马哈福兹的批判是由他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开始的。小说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宗教界的注意。在看到这部小说中的思想对宗教的潜在威胁后，爱资哈尔权威的宗教人士发布了禁令：
“伊斯兰研究会秘书长、教授衔博士、大德阿卜杜·法塔赫·巴拉卡尔声明：圣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会已发布1968年的裁决：禁止传阅或出版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写作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无论读、听，抑或议谈，均在受禁之列。伊斯兰研究会秘书处将追视禁令，请穆斯林务必遵行。”
在60年代，埃及还处在纳赛尔时代。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中，宗教的影响还很有限，同时鉴于马哈福兹本人的身分和地位，除了禁止出版以外，并不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但是，就连爱资哈尔的长老们也没想到的是，他们当初所发布的禁令在后来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极端分子对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仇恨情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马哈福兹没有受到过分冲击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8—198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马哈福兹，以及伊玛目霍梅尼针对萨尔曼·拉什迪的书《撒旦诗篇》而发布的死亡令，再一次使《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引人注目。
对于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巨大荣誉，一些极端分子不仅不感到骄傲，反而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对马哈福兹作品中所体现的世俗主义思想和理性思考的重视，以及评审委员会本身成员构成迥然不同的宗教背景，而对马哈福兹获奖一事大加挞伐：“纳吉尔·马哈福兹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评审委员会所中意的人。而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犹太人，他们只把文学奖授予评委会认为已放弃自己的宗教甚至专与伊斯兰教作对的人。在纳吉布·马哈福兹写作了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之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看中了他的文学作品。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这部粗鄙俗陋的小说中嘲讽尊严的真主和所有的先知，还有在其中声称那该死的魔鬼伊布里斯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