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对待做学问是这样的态度，人到晚年，一要抓住有限的时间做事；二要学会做减法，优先做自己最想完成的事。我正在集中精力做的，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桩重要的事，就是把我大半生研读《清史稿・儒林传》的札记整理出来。这项工作和我之前完成的《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去年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同一种类型，书名打算叫《（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为什么叫“校读记”呢？就是把《清史稿・儒林传》这300多篇传记里面出现的失误，一条一条地给它校出来，解释它失误在哪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失误，应当怎样才是对的。这项工作原来老一辈学者没有人系统地做过。这对于清史研究特别是清代学术史研究是个缺憾，所以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2018年春节前后主要文稿就能完工，但是还要做些后期工作，把所有稿子从头到尾再仔细看一遍，还得编个目录。
《（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全部影印手写稿，
陈祖武，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专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代学术源流》等。
大概要出三本。针对每一篇传，我有很多校记，有很多注释，并把清史列传附进去，有些失误多的传记一篇就有十几处。我用的底本就是中华书局出的《清史稿》，这套《清史稿》当初都是老一辈专家整理的，前辈们完成的质量很高，绝大部分失误都不是整理过程中出现的，而是当年清史馆修书时出现的。
这项工作实际上也和“文化自信”有很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鞒蟹⒄咕褪且一代人做一代人之事，如果我们这一代学人没有这份自信，就不会去碰校读《清史稿》这个事了。在我看来，尽管是校正失误，但是做这件事只能增强而不会削弱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在今天的条件下，看一看老一代学人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学人有勇气有能力去解决它，这也是文化自信。
中国学人向来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好传统。明清之际，顾亭林在《日知录》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讲的“天下”两个字，既不是先秦时代天子治下的那个“天下”，也不是秦汉以后一家一姓的“天下”，他讲的是中华文明，他的“天下”已经有“文明”的含义。到了晚清，国家处在危难的时候，学术界又把顾亭林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拿出来。为什么拿出来？就是因为国家正在被列强瓜分啊！所以知识分子提出“行己有耻”，提醒国人要知道什么是羞耻。“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存亡之际，老一辈学人像章太炎先生站出来号召学习中国历史，整理中华文化，因为学人最懂得，只有中华文化不灭，神州家国才能存续。
现在我们的忧虑比过去少了，但是也还有忧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不是画出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实现，没有这么容易！困难还多得很，要做的事还多得很。就像我们谈文化和文化建设，不是出几套书就解决问题了。出书只是一种方式，关键要能够春风化雨，要变成老百姓的思想才行。我们整理出版经典，目的是把经典的精髓普及到大众中去，所以出的书就要让老百姓喜欢读，这是个功夫。为什么自然科学系统那些院士可以写科普著作，而文科想把经典的精华提炼出来，深入浅出地讲出来，并不容易？因为文科积累不到一定程度你写不得通俗的，要写通俗的就变成一杯白开水，那样最要不得。
学问要经世致用，这也是我们中国学人几千年来一直坚持的好传统。北宋大儒张载（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讲的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谈的“横渠四句”，总结了几千年来中国学人的优秀品质和责任担当。现在有的学者把这四句话叫作“横渠四句教”，不能这么叫，横渠先生这四句和王阳明那四句不能相互混淆，不能相提并论。王阳明讲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确实叫作“四句教”。“横渠四句”的提法最早是冯友兰先生讲出来的，现在陕西的学者又进一步提出叫“横渠四为”，就不仅更准确恰当，而且言之有据，有历史根据。因为晚明思想家、有“关西夫子”之称的冯从吾在整理《关学编》的时候，就把张载的这四句话概括为“横渠四为”了。事实上，在张载的代表作《正蒙》里面是没有“四为”原文的，这四句话出现在《横渠语录》里。《横渠语录》是张载的弟子或是再传弟子为他编的，类似《论语》的体例。弟子们从张载的思想中把这四句话提炼出来，就是“横渠四为”。晚明学者整理《关学编》为什么要提出和表彰“横渠四为”？因为时代需要。明代后期，国家已经出现危机了，所以说那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中华学人的好传统，虽然研究的是书本，但关注的还是社会现实问题，要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找出路。正如我们做历史研究，虽然选的题看起来很古老，但实际上最后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当代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家培养的学人，我们都希望国家和民族兴旺发展。而我们的职分之所在，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事情，把中华学术、中华文化从我们这一代传承下去，要让国家看到没有枉自培养我们，没有枉自聘任我们这些人做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做《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的出发点或者说“初心”，就是把老一辈学人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把中华学术传承下去，使之发扬光大。
老一辈学人出现的那些偶然失误，主要是受时代条件所限，特别是时间仓促、相关资料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等等客观原因，这都是难免的。我们作为后学，绝不能够抱着专门找前人失误这样的心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老一辈的好东西传下来，发现他们的失误，尽量地帮他们改，改完以后，后人看到的就是一个更可靠的本子。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钱大昕，是一位很有名的史学家、大学者，他不仅史学造诣高，还精通经学、文字音韵学，甚至自然科学他也做。钱大听先生讲自己为什么要做《廿二史考异》？这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他遵循的是“实事求是，护惜古人”八个字，“护”是爱护，“惜”是珍惜。我做《（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就是沿着钱大听先生的治学路径往前走。钱先生说得很好：“史非一家之书，实干载之书。”如果没有古人艰辛的开创，怎么会有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书？他们偶然的失误，那是历史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做学问，一定要尊重、爱惜古人的劳动成果，实事求是地帮他们把失误找出来，改了，中国学问就传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