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自2018年第1期起连续刊登由李雪峰1994年5月口述、李海文采写的关于1970年8月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及年底的华北会议的相关回忆，口述者呈现的个人经历，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参考。
中央批评北京军区
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华北会议，两个会议整整相隔100天。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不久传来消息说北京军区传达庐山会议传达得不好。全国八大军区，其他七个军区都是集中开会，而只有北京军区没有集中开会，是分片开会。北京军区有难处。我不管军队的事，我估计他们在庐山可能就商量好了的。
原来北京军区政委是廖汉生，司令员是杨勇。“文革”一开始几天，廖汉生就被打倒，杨勇不出一个月就被捕了。有一段报上登谢富治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以后又没有了，又说他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周恩来叫郑维山多管事。
郑维山是河南新乡人，1929年加入青年团，1930年入党，同年加入红军，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参加抗美援朝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后任代司令员、司令员，1969年参加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参加庐山会议。
北京军区副政委是陈先瑞，陈是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他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2年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参加了庐山会议。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兼内蒙军区司令员、内蒙古革委会主任，他也是金寨人，四方面军的干部，1955年的中将。
北京军区的部队主要是晋察冀的，外来的是24军、27军、38军。24军、27军都是三野的部队，从华东调来的。66军驻天津，65军驻张家口，24军驻唐山，38军驻保定。卫戍区有3个师，由63军的主力师扩编的。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都是二野一纵的。
“文革”开始后主席从东北调来38军是有防备的，要它保卫北京。江青经常讲1948年主席到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城南庄遭到敌机轰炸的事。38军装备好，全部机械化，在军内数第一，编制满，人员多。38军到河北保定后，不了解历史情况，从到处随便表态变成到处插手。不仅插手保定的运动，支持642厂（生产油罐车）的一派，而且插手天津的运动。当时河北省委、省政府均在天津。38军表面上支持林铁，林铁倒了之后，他们又支持天津革委会的对立面，搞训练班，将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阎某拉过去，组织反对派冲击天津市革委会、军队大楼。38军的问题始终也解决不了。河北有10个地市、10个军分区，9个意见一致，形成9比1的局面。38军是个单干户，但是很蛮横，开口林副主席，闭口林彪。38军是抗美援朝的主力之一，号称万岁军。它拥护主席，又吹林彪。林彪是它的后台也很难说，黄永胜讲话也不行，北京军区更不放在眼里。军人，服从是天职，但38军上下都不服从。
38军刚调到河北时，军长是李光军，这个人还不错，不知为什么将他调开了，由刘海清任军长。刘原是38军的参谋长，他是四川通江人，1933年加入红军，1936年入党。王猛是政委，王是小知识分子，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初期是连级干部，解放战争时他在二野一纵。
郑维山、陈先瑞、滕海清都是中央委员，他们可能在庐山己商量好分开传达，因为都怕38军。不仅怕38军，河北从抗日战争起是10个单位：平北、冀中、冀东、热河，在热河还成立过冀热辽分局，冀南、冀鲁豫（包括山东、河南）、太行山、渤海（又叫津南），山头多，很复杂。
阎某是唐山的，“四清”时，我蹲点的村子就是他帮助找的。当时我提的条件是村子大、落后，进村有地方住。阎和刘子厚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好。不知为什么这时他反刘子厚，拥护林铁。后来他又反林铁。林铁大骂他狗日的，两面派！阎的老婆在北京，我一直没理她。
伯达也在北京军区插手，怎么插手、我们也搞不清楚。北京群众组织分天派、地派，陈伯达两面都插手，与两派都有关系。这也反映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矛盾，详情都不清楚。1970年6月陈伯达让我们和他一起去保定、石家庄。在保定要解决胶片厂的问题。这年春夏，地派先派人到保定，38军很傲慢，地派就反对38军。陈去了支持地派，他召开一个会议，在会上对38军有所批评，但是都不严重。
陈到了石家庄，支持省革命委员会，当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不到一年，这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是代表中央来视察的。
黄永胜也去过保定，北京的好几个人都出头，但是都弄不下去。
陈先瑞有些挠头，如果全军区在一起开会，由谁主持，如果会上出现矛盾怎么收场？就是请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不答复怎么办？因而陈先瑞提议分地区传达。他找到我，让我到石家庄给63军传达。我不干，说：这是你们军队的事，我也搞不清楚。后来北京军区开会，军队是多数，我只好服从。
我和刘子厚在石家庄向63军传达。按中央规定正式传达就是传达公报和《我的一点意见》。公报已经公开发表了。我和刘子厚严肃纪律，把《我的一点意见》完全背下来。开会的会场十分严密，下面有警卫。传达时就十分简单。先由我背了一遍，下面有人讲没有听清楚，我又背了一遍。有人提出要求看文件，我们说中央有规定，文件不下发，我们手上也没有文件。这后来又成了一条罪状，光讲纪律，不讲政策。军队不讲纪律讲什么？
不久，从38军中传来消息，说在北京是总理和康生传达的。总理在庐山会议时曾出席过华北组的会议。他在北京讲得不多，康生是原原本本，传达得十分详细，连会上的情况、6号简报等都讲了。这个传闻是否可靠也无处查证。
以后，中央批评北京军区传达不好，不应分区开。为什么你们要分开？这也是习惯，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一定要集中开会传达。
中央批陈，主席批示，江青发难
11月16日，中央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转发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并附上陈伯达编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出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并说“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号召全党检举和揭发陈伯达，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学习《我的一点意见》，防止上当受骗。文件发到地师级。华北会议以后，1971年中央公布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文革”期间政治局会议主席一般不出头，林彪也不出头，总理主持。
12月18日晚7时半，总理在京西宾馆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军区党委常委、河北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中央文革小组都去了。郑维山去了，我也去了。
总理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12月16日对38军报告的批示。主席的批示，现在印的不是原稿。主席批评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的活动，他说：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党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那时把林拉了一下，现在就明白了。连林都不便说话了，这就厉害了，点题点到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我们将主席的批示简称为“三点为何，三个为什么”。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先以三天的时间开好军区常委会，初步统一认识，以“打通思想，更好团结”。
同时会上还发了38军的报告，文字写得很好。
38军告状，名义上是批陈的，实际是批我和郑维山的，主要是批郑的。38军攻击他，讲军内的矛盾，对我没有什么材料，写得很长，好几页。开会时刚发下来，我看得慢，还未看完。总理就让讨论，他会前早就看过。文件牵扯到那么多的矛盾，那家伙！
我还未看完，这里就出现一个情况，江青和我坐斜对面，和郑维山挨着，她坐在口上。她对郑讲：你呀，你这个人不好好学习，是个二杆子。
二杆子就是敢放炮，粗吧，她这话暗示我在后面指挥。
总理讲到6号简报，讲到庐山开会的情况。总理的意思可能是让我在会上讲讲。
我刚一开口，讲到汪东兴的名字，刚一点名，江青就从她的位子上走过来，说：“我看他是要把责任推给老汪。”说完了她就要走了。她这是和总理针锋相对，总理正在垂询情况，我还未讲，刚刚点名。她是不让我讲话。
我就没有再讲，也不能再讲了。总理也没有再问。
其他人发表态度都讲拥护。
郑维山检讨了几句，江青马上表扬，重复“二杆子”的话：“我看你就是个二杆子。你就是没有好好学习，说话粗。”她态度很明确，拉一下郑，打一下我。她表态完了，总理还未宣布散会，就走了。
会后，总理给主席、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很短，汇报会议情况，提到我，因为我表态没有完，总理正在问问题，江青又冲了一下。总理只能如实讲，李雪峰态度很僵。
19日毛主席在总理的报告上批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的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华北会议开始叫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22日开始开会，开了三四天到27日。参加会议的人扩大到北京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的负责干部。主持当然应该是军队干部，我的政委是挂名的，但是挂名也不行，名字是不能随便挂的，一定推我，把我推到第一线。
12月22日开会，郑维山做了自我批评。让我表态，我不懂的，因而没有做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也不行，自我批评也难呢。
38军那么一讲，北京军区的部队统统倒了，承认搞山头主义，批判山头主义。只有一个人顶着没有讲话，63军副军长徐信。自我批评总要有的，但是他没有讲山头主义。军长、政委主张表态，他说：不。他不同意，顶着。他本来要提北京军区参谋长，后来一段时间不让他上任。
27日吴忠放了一炮，是打我的。打我干什么？都是军队内部的事。他讲得很重。他一讲，下边就有喊声响应。吴忠原是二野一纵的，我们从大别山冲出来时，那个旅（25旅）是他指挥的，应该说是患难之交。刚开会时他还来看我。后来我回到北京，吴忠见了我一直是自我批评，说：我是罪魁祸首，第一个放炮。
政委杨俊生态度不错，见到我，小声地说：说话要谨慎。27日吴忠放了一炮，会议内容就改了。
有趣得很。以前在军区的会上，尤太忠讲过一番话：“打仗（他是四方面军的），我就佩服两个人，一个许世友，一个郑维山。”他什么时候讲的我也不清楚，在会上翻出来，他倒简单：我说错了，收回来！
老郑就很难过关了，因为文章做到你那，顶上了，检讨什么也不行。
一开始阵营有点乱，泰山压顶。
毛主席两次批示
这件事反映到毛主席、中央那，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领导不力，不能自己整自己。这就是说要夺权吧。中央决议政治局领导，决定会议加以扩大，军队扩大到师的全部领导，原来只是正的，另外河北省原来只是省一级，现在加上地委一级的书记和革委会的主任，河北来的人很多。全会有200人，到总理接手时就有700人。从此会议改成华北会议并要李德生、纪登奎领导，意思是在政治局领导之下，由他们俩具体领导。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我的部下。李德生原是陈锡联那个纵队的团长。后来主席又批了一段，要黄永胜、李作鹏这两个人也参加领导。现在的文件把这两段都印到一起了，因为黄的地位是四个人中地位最高的，就把黄放在前面，其实主席是先批给李、纪。
后来才知道，开华北会议时，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在召开军委座谈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挨整，我们也挨整。
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一开始就出了一个波澜。
12月30日，江青来了。她一共出席了两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她一来，会场的气氛就很紧张。
1967年夏天，我们住在京西宾馆，总理说：你们很闭塞，我想请示主席把文件发给你们。说了两次，头一次讲了，就忘了，后来请示主席发给我们。我看了有若干段十分精彩，抄也来不及，把最精彩的地方划了一下，开始轻轻划，不敢大划。黄道霞也感兴趣，就要抄。我说：多了。他说：不睡觉。这样抄了大部分。文件两天之内就收回了。这件事谁都不知道，从庐山下来，通知我去北京开会，走之前我把文件锁在保险柜里。第二件事，庐山会议时我有一个日记，本来我有一个小笔记本，他们始终不晓得，我没有交。批我时起了作用。庐山会议时很忙，上下午讲了什么，又是简报，主席的讲话，有外交文件，会议不长，经历的事情很多。会议过去，我把这个东西整理了一下，特别是开会的情况。庐山会议时，我知道形势复杂，不敢多记，就拣几句记一下，很粗。怕时间一长就忘了，叫秘书兼华北组的秘书，另外换一个本子，整理一下。上庐山时也没有带东西，秘书有一个50开的本子。我只记了一二天日记，太费时，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再记也不行，和秘书商量：你来搞，我说，由你来记。他说可以，我那有些资料，下了山再整理，你知，我知，没有关系。他整理完了，就放在保险柜里。“文革”前我就常常记主席的讲，我来不及记，就我讲，秘书记。党史工作者来访问我，告诉我，他们看到档案中主席讲话多是我记的。人家抄出来主席讲话，他们没有可说的，我的日记定的罪名是翻案材料，这是总理定的。我的是开会日记，没有什么案，怎么叫翻案材料。一条大罪状。 华北会议来势很猛，我对小黄讲：你早点回去，把那些材料烧了，就算了。最可惜是主席讲话的记录。因为当时纪律很严，文件是不准保留的，就是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也不行。他说：不要紧。又过了两天，一看不妙，1月3日晚上去石家庄。
可能已经有人监视。他中午走了，江青就来了，故意在会上点名。点到黄道霞的名字，有人说：没有在，回石家庄了。江青马上厉声喝道：“抓起来，要活的！”
陈先瑞说：“我们早派人去了，他前面车子走，我们车子在后面跟上了。他临走时回家（黄的老婆正在生病），从家里还带了一麻袋材料。
我心想怪了，应该从河北往这拿，怎么还能从北京往回拿？而且思想这么紧张，怎么可能？到这时候都想立功。
他这么一讲，会场气氛就紧张了。
纪登奎接上来说：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正在烧李的讲话。意思是我指挥的。
我很生气，平时挺好，到紧要关头就跳出来，到大会上都要表演。这是干什么？！有事可以慢慢来，这是干什么！在紧要关头就暴露出来了。
后来，我从安徽隔离回北京，纪登奎己下来，他来看我，一进门就打拱，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犯了错误，反你，说了坏话。第二句是：我也说了好话，但是没有起作用。没有起作用是什么事？毛主席决定开除我的党籍，政治局开会前，他找总理，说：是不是不要开除，因为华北会议讲的都是军队内部的事，与他无关。总理说：你说，你说，你在会上提。总理点了头，他就在会上讲了。主席说：不行，他是政治局委员。（我实际是候补）对郑就不同了，文件没有点名，另外一些人要做另外的处理，不在开除之列。林彪那伙人是另外的事。话说远了，再回来说那天会上的情况。
轰了我一下，也弄不出什么来。
38军发言攻的是郑维山及部下，提名字是连提李郑，实际内容是对着郑的。
黄永胜也去了，他是敢讲话的，这次也不吭声，有些蔫。李作鹏也在。
江青披着头发，像个泼妇，先讲了一通，她讲了郑维山：你对毛主席还有一点点红心的话，就应站出来。她一边讲，一边用小拇指比划着。是让郑揭发我。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揭发个球！郑没有讲话。
然后，江青就对着我说：你不是要和我们奉陪到底，好了，今天我们就跟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
我将背对着她坐，给她一个屁股。心里非常生气：你算什么！江青你有什么本领，就是靠毛主席尽胡说八道。我非常生气。
江青又搞黄永胜，她对黄说：你们要保定，反38军。打开北京大门，让坏人好冲北京。大闹北京，中央住在这，毛主席住在这，你们负责不负责？！
样子非常凶，这不是说我们要搞政变！？
黄低声说：当然负责。
这实际是说晋察冀的部队要把38军排挤走，大闹北京，要搞中央。会议紧张的情况就是这样。
炮兵司令原来是63军张军长，他是革委会副主任，坐在我的后面，我坐在第一排。一批判，大家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发言。他讲话的声音我听出来，他在后面说：“翟英是李雪峰派到河北的特务。”
失去自由，做检查
散会了，我回到住处，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主任王长白在门口站着。他原是保定的专员后做承德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到中组部，后又调到农业部当副部长。
我进去一看，秘书（当时有两三个秘书）没有了，警卫员也没有了，家里空了。窗户的玻璃都涂白了，把小刀等东西都没收了。我们在那边开会，人家己在这边收拾。浴室上面有个窗户没有关。我想，要自杀，这是6层楼，跳下去也自杀了。我才不自杀呢！
叫我写检讨，我也搞不清楚，非常生气。一天吃不下饭，一天喝5瓶酸牛奶。警卫员大杨想方设法给我做点啥。允许他来看看，旁边也有人跟着。
晚上睡觉，我在里面睡，不能关门，派66军的战士站在外面看着，晚上睡在我窗户外面。这两个人是邯郸人，提起来还是老乡。安眠药统统没收，每天给你发5颗巴比妥。吃了也睡不着，一次要两片，睡两个小时。吃5片也就是睡三四个小时。脑子里一塌糊涂，检讨也好，反驳也好，都理不出头绪。
我对解学恭说：“你们来帮帮。我说，你写。”他在天津，还没有挨批判，还未轮上他。
他说：“哎……你还要人。你，万言书一夜就出来了。”他不帮忙，还说风凉话。
这时我的脑子完全乱了，想起来，好写，有条有理，一拿笔就没有话了。最后我向总理提了个要求：我写不出来，要求调黄道霞回来。总理说可以，但是定了个条件，他执笔。意思是要你出思想，完全是你自己的。
黄道霞从石家庄连夜赶回北京后，就不让他见我了，要他在会上揭发，他在会上讲了一下午，讲得比较客观。也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检查也是好的，人家对他也不放心，6日，他来写时还派了两个人。郭志是好人，他不能写，也不给透漏消息，他是来监督小黄的。你也不能说他坏，他是奉令，后来他当了河北省人大主任。
后来总理讲了好话，对黄就松了，他有空就到我这来。我说：你敢来吗？他说没事。他来了才把外面情况原原本本讲了。这就好多了。大体上知道中央的态度，总理讲什么，阵营怎样。总理有时也问黄一些情况，他比较客观地把6号简报产生的过程讲清楚了。总理曾在会上说：秘书说的情况跟我们原先估计的情况差不多。这个秘书，是有党性的秘书。江青也拉他。江派纪登奎找他谈过话。
我检查写了八条，第一条，反对康老。后来落实政策时说反对对了。检查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在大会的检查是失败的。我的提纲小黄也很难改，干巴巴的几条，很短，也不行，也写不出来。时间也到了。算了，我就这样了，承认犯了大方向、总路线的错误，先戴上帽子，一共七八条，第一条反对康生。1971年1月，我到大会上检查，讲时闹个笑话。一开口，我在台上叫：同志们。如同做报告。大家都笑了，我也不由地笑了。
大会就发展到刘子厚z查。主席的方针，对我是一批二倒，对刘是一批二保。解学恭检查了两次，第一次讲了两个小时，琐碎的事都说了，大家不满意。他力争再做一次检查，又讲了两个半小时，等于和上次一样。天津一杆人也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