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现实主义文学，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代俄罗斯文坛上发育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她已覆盖自“30后”至“80后”好几代俄罗斯作家，呈现出一拨又一拨且有多种类型的艺术探索，显示出独特的哲学取向与美学追求、艺术定位与诗学特征，已然构成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一种有气势成气象的文学思潮，而在实现着其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超越。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范式，它拥有独具的世界观、独特的人生观、独到的意义观。既反思记忆中的历史又直面当下现实的文学叙写，既有所解构也有所建构的艺术写生，在生动地体现其别具一格而新人耳目的探索路向，在深刻地展现其积极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化功能。
关键词：后苏联;当代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艺术范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ZD126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020-07
苏联解体以来的当代俄罗斯文坛，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狂飙突进，更有“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亮丽风景。“后现实主义文学”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发育进程中出现的新气象。它是新俄罗斯对这片土地上根深叶茂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更新。这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复活，而是经历“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强劲冲击之后，俄罗斯文学超越传统、应对挑战的一次浴火重生。
一、“后现实主义文学”基本表征
“后现实主义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发育进程中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在时间维度上，这“后”既是指苏联解体之后，更是指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之后;在空间维度上，这“后”既是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指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时尚的超越。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既是指当代俄罗斯文学向现实主义的回归更新，更是指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经历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冲击之后的“死而后生”。
“后现实主义文学”覆盖了好几代俄罗斯作家，呈现出一拨又一拨绵延不断的艺术气象。有“解冻”岁月成长起来的“30后”与“40后”作家，譬如，弗・马卡宁（1937― ）、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1938― ）、柳・乌里茨卡娅（1943― 也有“停滞”年代成长起来的“50后”与“60后”作家，譬如，尤・科兹洛夫（1953― ）、尤・波尼亚科夫（1954― ）、安・德米特里耶夫（1956― ）、奥・斯拉夫尼科娃（1957― ）、阿・瓦尔拉莫夫（1963― ）、安・格拉西莫夫（1966― 更有“解体”之后成长起来的“70后”与“80后”作家，譬如，奥・巴甫洛夫（1970― ）、罗・先钦（1971― ）、米・叶利扎罗夫（1973― ）、扎・普里列平（1976― ）、谢・沙尔古诺夫（1980― ）等等。
“后现实主义文学”覆盖了当代俄罗斯文坛上多种色彩的现实主义艺术探索。各具个性的“后现实主义”作家也有共通的美学理念，其文学世界呈现出多种诗学类型：
1. “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马卡宁的小说《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Стол，покрытый сункоми с графином в середине，1993）、《高加索俘虏》（Кавказскйй пленный，1995）、《地下人，抑或当代英雄》（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998），德米特里耶夫的小说《河湾》（Поворот ключа，1995）、《一本合上的书》（Закрытая книга，1999）、《回程的路》（Дорога обратно，2001）。
2. “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科兹洛夫的小说《夜猎》（Ночная охота，1995）、《预言家之井》（Колодец пророков，1997），瓦尔拉莫夫的小说《生》（Рождение，1995）、《沉没的方舟》（Затонувший ковчег，1997）、《圆顶》（Купол，1999）。
3. “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黑夜时分》（Время ночи，1991），巴甫洛夫的小说《官方的童话》（Казённая сказка，1994）。
4. “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叶利扎罗夫的小说《图书管理员》（Бибиотекарь，2008），普里列平的小说《萨尼卡》（Санькя，2006）。
5. “带有感伤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乌里茨卡娅的小说《索涅奇卡》（Сонечка，1992）、《忠实于您的舒里克》（Искреие ваш Шурик，2004），格拉西莫夫的小说《草原神》（Степные боги，2009）等等。
覆盖了好几代作家、呈现出多种诗学类型的“后现实主义文学”，致力于反思苏联历史，更直面当代现实，致力于走出传统的“红”与“黑”的锁定，检视多灾多难的生存境遇中的困顿，呈现剧烈动荡的生活大潮中被裹挟者的面影，倾心于今日俄罗斯人生存状况之凝重的写生。1经历了20余年发育的“后现实主义文学”，已显示出独特的哲学取向与美学追求，已展现出独有的艺术定位与诗学特征，确乎构成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一种有气势成气象的文学思潮。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一种思潮的“后现实主义”，已经被写进当代俄罗斯文学史。[1] “后现实主义文学”，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代俄罗斯文坛上，坚持并发扬俄罗斯文学素有的丰厚的现实主义（“启蒙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之基础上，充分吸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成就之后，而发育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这种新型现实主义文学，其艺术哲学立基于已然得到普适性理解的相对性，立基于对于这个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之体认上的对话性，立基于作者观照与审视、描写与叙述这个世界之立场上的开放性。米哈伊尔・巴赫金是这种高扬相对性、对话性、开放性的美学思想之最早的开路人。
以相对性、对话性与开放性为基石的“后现实主义文学”，有自己的艺术书写策略。当代俄罗斯学者Н.莱伊德曼对“后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书写策略有过这样的概括：
1. 将决定论与对非因果的（非理性的）关联的寻找相结合。
2. 将典型性与原型性之互渗作为艺术形象的构建原理。将社会性与心理描写同对于人的本性之类属的形而上层面的勘察相结合。
3. 形象结构自身提供出艺术评价的含混性。评价对于作者、对于读者都成为一个不可裁断的问题。其实，只是在后现实主义的艺术体系中，列夫・托尔斯泰1898年提出的那个创作方案方才得以实现：“要是写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有多好，在那里会清晰地呈现出人的流变性，呈现出他原本就是那同一个人，一会儿是恶棍，一会儿是天使，一会儿是智者，一会儿是白痴，一会儿是大力士，一会儿是最为软弱无力的东西……”[2]（P86）
4. 将世界形象作为对话（甚或是多边对话）――来加以建构。
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之原初的公设――现实中有意义，如果说，现代主义之原初的公设――现实中没有意义，那么，后现实主义作家们则已抛弃先验的立场，而用不断地追问来取代它：什么是现实？现实中究竟有没有意义？如何使得意义成为现实的，而使得现实成为可以被反思的？……
然而，“后现实主义”之相对论美学不能被等同于精神上的相对主义……
在“后现实主义”的作品里发生着对宇宙的重建。这是相对的宇宙，源自混沌的宇宙。这一宇宙在世界的碎片之中发现世界的整一，在对立面的冲突之中发现关联，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发现稳定。这一宇宙，巩固了人的抵抗力――不仅仅是对于兵营式的思想一统步调一致的抵抗力，而且也是对于精神上的相对主义的抵抗力。[3]（P797-799）
二、同“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的双重对话
当代俄罗斯文坛上的“后现实主义”，是在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对话中发育起来的。
这是作家们的选择。这既体现为主动的开放与积极的吸收，也体现为被洗礼被渗透。
“后现实主义”孕生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拓展与更新。后现实主义作家们主张，新型的现实主义对后现代主义诗学是开放的。“后现实主义”孕育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与渗透。批评界谈论“后现实主义”，缘起于关注“那种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诗学成分，然而其作者仍相信‘最高的精神本质的实际存在’并努力使读者注意这些本质的作品”（К.斯捷潘尼扬）;缘起于关注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已然向现实主义靠拢，创作出一些兼有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П.巴辛斯基）;缘起于关注“后现代主义超越者”（Н.伊万诺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现实主义既是后现代主义的克服，又是它的继续”。[4]
“后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在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潜对话之中成长起来的。晚年的特里丰诺夫的小说已经预示出对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地下的后现代主义的双重超越。马卡宁描写城市生活，刻画知识分子心态，被视为特里丰诺夫之最杰出的传人。马卡宁笔下的现实更为荒诞，知识分子更加边缘，而且视自己的边缘性为生活的恩赐。后现代作家假设所有真实的都是虚拟的、虚幻的。马卡宁正相反，他将所有虚拟的、虚幻的都赋予现实的况味。瓦尔拉莫夫叙写当代罗斯乡村境况，继承了20世纪70―80年代苏联乡村题材小说的传统，但他是站在世纪末的高度叙写今日俄罗斯农民的生存境况。“俄罗斯农村正在从地球上消失”――这成了作者的一块心病。瓦尔拉莫夫公开宣称，他在文学上的导师是别洛夫与拉斯普京。格拉西莫夫的小说《草原神》，继承了苏联战争小说的传统，但他讲述的是被制度全然不同的两个帝国所抛弃的边缘人之间的遭遇，关注的是被战争压制的人性，他致力于呈现残酷的世界中人性的光辉，抒写信仰创造奇迹。格拉西莫夫坦言，以写战争小说闻名的老作家邦达列夫、瓦西里耶夫以及苏联战争文学是自己的导师。巴甫洛夫笔下的“劳改营”、“监狱”同苏联时代某些作家笔下的“劳改营”、“监狱”大异其趣。苏联时代某些作家是以一个劳改人员的身份描写集中营生活，巴甫洛夫则是从监狱看守战士的视角表现守卫劳改营区的军人生活。巴甫洛夫在对专制加以揭露的同时，对自由，对爱与尊严，对人性的复杂裂变予以更有深度的勘察。普里列平的小说《萨尼卡》的问世，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有批评家认为，这部作品可能成为一代人社会行动的独特宣言，是新形势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再版。作品提出了社会的新问题，宣扬的还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极端的英雄主义。扎哈尔・普里列平有点像马克西姆・高尔基。[5]
后现实主义作家们这种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潜对话，绝非偶然。这些作家不再像那些后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同苏联彻底决裂，一味地对苏联时代的文学大加嘲讽，而是回望苏联文学，对话苏联文学。一些年轻的后现实主义作家对苏联文学的一代宗师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纷纷为他们写评传。譬如，普里列平写列昂诺夫;瓦尔拉莫夫写普里什文，写阿・托尔斯泰;叶利扎罗夫写帕斯捷尔纳克;巴辛斯基写高尔基。这种选择，耐人寻味。
这是读者们的选择。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是互动互生的。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育，也得力于文学消费市场的变化，得力于读者阅读心理的变化。有批评家看出，读者已经读腻了后现代主义、超级隐喻和低级趣味的读物，读腻了怪诞与乖谬的东西，没有从大做广告的新作品中找到特殊的意义，便回过头来阅读反映现实生活并把玩弄辞藻降到最低限度的作品。丧失广大读者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在文化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经历了短暂的风光之后急遽衰退，为后现实主义文学腾出了文化空间。有调查表明，一些后现实主义作家，如乌里茨卡娅与波尼亚科夫的作品，是当今俄罗斯最为畅销的文学作品。波尼亚科夫的小说《我想要逃离……》自2001年以来在俄罗斯已再版10次。乌里茨卡娅的小说《翻译达尼艾尔・施泰因》首印15万册，及至2008年2月，已发行近80万册。乌里茨卡娅的成名作《索涅奇卡》被改编成话剧，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被改编为电视剧。 这是文学批评的引导。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回归、更新、拓展，与俄罗斯作家组织、大型文学期刊、各种文学基金会的引领与推动密切相关。俄罗斯文坛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直至90年代初期政治上的分裂、文化上的分立（自由派、传统派、正统派、民主派），及至90年代中期，一个不是互相攻讦而是彼此对话、不是互相敌视而是彼此开放的整一的“文学场”终于得以形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型文学期刊愈发重视推出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经常组织围绕着“新型的现实主义”而展开的争鸣。一批年轻批评家脱颖而出，“现实的批评”得以复兴。新生代批评家群体共同表现出那种对待文学作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那种重新在作家身上看出精神领袖的意愿，那种要去帮助人们有自省有反思有目标有意义地生活的心愿。新生代批评家不仅仅通过美学的、语文学的透镜来看文学作品，而且动用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地缘政治的甚至是神学的武库来解读文学作品。[6]（P3-11）
20世纪90年代以降，当代俄罗斯文坛的重要文学奖项越来越青睐“后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黑夜时分》，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乌里茨卡娅的《索涅奇卡》，巴甫洛夫的《官方的童话》，瓦尔拉莫夫的《生》，科兹洛夫的《夜猎》，乌里茨卡娅的《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斯拉夫尼科娃的《放大到狗一样大的蜻蜓》，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乌里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德米特里耶夫的《回程的路》，沙尔古诺夫的《一个男孩受到了惩罚》，巴甫洛夫的《卡拉干达九日记》，格拉西莫夫的《拉西尔》，斯拉夫尼科娃的《2017》，普里列平的《萨尼卡》，乌里茨卡娅的《翻译达尼艾尔・施泰因》，叶利扎罗夫的《图书管理员》，格拉西莫夫的《草原神》等先后入围并赢得“俄语布克奖”、“反布克奖”、“大书奖”、“国家畅销书”等文学奖项。
三、作为一种艺术范式的“后现实主义”
正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新气象，引发人们谈论俄罗斯文学中的新思潮，谈论艺术范式意义上的新探索，谈论一种对于现代主义元素、后现代主义元素与现实主义元素之积极的耦合――有效果而能感动人的、艺术上成功的、美学上新颖的耦合。“后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就是产生于文学思潮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不再仅仅将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后现代主义看成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而是在其对立对抗之中也看到其互动互渗而生成第三条路径的可能性，看到一种既有别于后现代主义文学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新的艺术范式生成的可能性。
作为新的艺术范式的“后现实主义”，自有其生成于其中的历史文化语境，更有其独具的世界观、独特的人生观、独到的意义观。
“后现实主义”没有忽视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财富。然而，“后现实主义”在世界观上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力图将决定论与对非因果性关联的探寻耦合起来，将典型性与原型性耦合起来，将日常性与永恒性耦合起来。“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深刻体验着“对意义的渴望”，从自身汲取意义，从个人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认识之中来汲取意义。
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在其人生观与意义观上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自由”、对于“意义”之新的体认。在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绝对的自由”已受到质疑，被推向首位的乃是新的“意义观”――作为自由之不可或缺的条件的那种意义观，没有这一条件，自由就会蜕变成那种“无法承受的存在之轻”。直面现实，立足现实，植根于现实，在“不自由的现实”之中超越现实而建构“有意义的现实”，这是后现实主义者的那种积极发挥正能量的处世态度。
“后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在不自由的现实中探寻意义的边缘人。譬如，马卡宁笔下的“地下人”。这是城市底层的代表，是俄罗斯新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乞丐。“地下人”有许多缺点和劣迹。他不接受过去的制度，但也与苏联解体后的新秩序格格不入。他不被社会承认，不受社会保护，以边缘性为自我选择的一种生存状态，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见风使舵，不投机钻营，而是“坚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像以前一样坚持自己，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当代英雄”。[7]通过对这样的人物命运的描写，作品对苏维埃时代人的命运加以反思，也对当代俄罗斯社会加以批判，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当代人的“自我”进行深入探索的旨趣。
“后现实主义”作品贴近现实，叙写的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故事，这些平凡故事往往却是耐人寻味的寓言、象征。譬如，瓦尔拉莫夫的小说《生》叙写一个在娘胎里就有病的孩子出生后受到病痛的折磨，最后勉强活下来的遭遇。这里的“生”，既指孕育子女的过程，也指胎儿出生并艰难地生存下来的过程。贯穿这些过程的是爱与恨、生与死、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与斗争。《生》可以解读为女人和男人灵魂生命之“诞生”，也可以解读为女人和男人之间爱情的“复活”，“生”还可喻指俄罗斯在经历天翻地覆变化之后的“新生”。作家笔下的“孩子”的遭遇具有象征性。“他不过是几千万个刚刚诞生的俄罗斯儿童中的一个，他诞生在贫困交加、兄弟互相残杀，到处有肮脏的交易，到处有谎言，到处能听到世界末日即将降临这可怕的预言这样一种时刻。”1 艰难降临人世的婴儿跟命运多舛的俄罗斯形成强烈类比。婴儿的平安，便是俄罗斯有“新生”之希望的象征。
出色的“后现实主义”作家会艺术地反映现实，会讲故事。讲得出色的故事，则会幻化成现实、文献、神话。在后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严肃与通俗、庄严与滑稽、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对立已经被消弭。“后现实主义”作家善于以其对历史的戏拟，对现实的写生，以讽刺的口吻，用迷宫般的情节，来艺术地刻画典型形象，生动地讲述人物命运。其故事能让人读得饶有趣味，其作品之丰满的意义空间，能为读者提供个性化解读的可能。譬如，叶利扎罗夫在其《图书管理员》这部小说里，叙写曾“被束之高阁的作品”在历史转折时期竟具有极为神奇的魔力，让90年代的俄罗斯人为之痴迷不已。只要“连续阅读”与“专注阅读”，作家格罗莫夫的作品会像施魔法一般显灵。“愉悦之书”让人产生不可名状的愉悦感;“回忆之书”能促使人回忆起甜蜜的过往;一个人读了“愤怒之书”便去杀人而被送进监狱，而在监狱里读了“权力之书”后则感觉到自己变成一个大人物，拥有控制他人的特异功能;护士在病房里朗读“力量之书”，年老的病人顿时变得活力四射。这些作品简直是神奇的法宝。只要不间断地阅读它们，“美好的回忆、崇高的坚忍、真正的愉悦、巨大的力量、神圣的权力、善意的愤怒和一个伟大的创意”就会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并在祖国上空构建起一个牢固的圆形穹顶，庇护着祖国和人民”。[8] 《图书管理员》堪称“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标本。我国俄罗斯文学界已有两位学者对这部作品做出了细致的解读。不妨由这部小说管窥“后现实主义文学”风貌之一斑。《图书管理员》的主人公阿列克谢，是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被指定为其叔叔――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财产继承人，有机会走进一个叫格罗莫夫――一个“只能用左手写作，其作品有一股魔力”的苏联作家――的作品，而被人们视为一个能够破解这神奇世界密码的“超人”。20世纪90年代初，格罗莫夫作品的收藏家们收集了六类作品，唯独缺少“思想之书”。据说正是这一部书可以破解格罗莫夫创作的真谛。这可以解读为一个隐喻，喻指对思想真理的求索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普遍的精神诉求。经历了国家解体、政体更替与经济震荡的俄罗斯人在精神信仰上确实备感惶惑，对家国命运有着深深的关切。[9]小说中对“思想之书”的追寻可以被看成是这一精神诉求的表征。图书管理员阿列克谢被人们期待――只有他最有希望成为“思想”真谛的破解者。只有阿列克谢“这样的读者――祖国永久的保护人”，才能破解“思想之书”的奥秘：这样的人，“死亡对他不构成威胁”，“他为广阔的宇宙站岗放哨，他的劳动是永恒的，保卫祖国牢不可破”。[10]（P311）可见，对“思想之书”的搜寻，可以解读为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人对真理的诉求心态的一种反映。
如此叙写，是不是在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的笔调――对绝对真理加以建构？
然而，叶利扎罗夫笔下，据说只有一册遗存于世的那部“思想之书”，并没有奇诡的神力。“思想之书”不过是精神鸦片。可是，民众百姓对“思想之书”的迷恋，却不曾有丝毫减弱的势头。小说结尾叙写的是：所有的图书室之间的血腥争斗只是为了把格罗莫夫的作品都搜集齐全，以期破解“思想之书”的奥秘。[9]这几近于一个寓言。作者的寓意可能是：人们总想寻找一种现成的理论化的真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人们甚至因为对之迷恋而变得迷信。不过，在作者看来，任何一种理论形态的真理似乎都难以承担凝聚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许多宏论对活生生的实践缺乏理论阐释力，它们并无积极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生命力。
如此叙写，是不是在用“后现代主义文学”那样的笔调――对绝对意义加以解构？
如何走出对“思想之书”的迷信？小说中，有识之士开始转向作为思想生成始源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记忆之书”存量最多（有几百册），对读者最具吸引力。“记忆之书”的阅读，使主人公获得社会责任感。“我们所有的人对祖国具有无尽的义务。”然而，对苏联的追忆并不是想退回到苏联去。作者叶利扎罗夫强调，“怀旧――这不是对过去的怀念。历史记忆，尤其是苏联时代的历史记忆，是俄罗斯民族重塑辉煌的精神引力”，“苏联――是延展的，连续不断地存在着，无法回避它的存在”。[9]正是这种对苏联历史之“整体性的追怀”而不是“全面的憎恶”，使得后现实主义得以超越后现代主义那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新的历史观，来自于新一代俄罗斯人的社会责任感：在读第七部“记忆之书”时，“祖国”一词频现于阿列克谢的脑海，他想起小时候在舞台上朗诵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祖国有无尽的义务”，便产生强烈的责任感。阿列克谢是“70后”，年少时接受的是苏联式教育，对祖国充满自豪感;成年后准备报效祖国，却遭遇苏联解体。阿列克谢的人生阅历凸显俄罗斯新生代曲折的成长轨迹。他的性格由软弱转为坚强，这是重温苏联历史所滋生的精神力量。“我将永远不会死。绿灯不会熄灭。”[9]
如此叙写，已然是在用“后现实主义”的那种笔调――对有意义的现实加以重构。
《图书管理员》情节曲折离奇，像一部通俗小说。小说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之间，叙事集中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作家虚构的“格罗莫夫世界”与历史上的苏联社会竟惊人地相似，读者可以从中辨识出真实的苏联历史的某些画面。作家笔下，“莫霍娃图书馆”夺取养老院政权的叙述与教科书上对十月革命的描述如出一辙;在塑造苏联作家格罗莫夫的形象时有意模仿苏联文学话语;格罗莫夫的七部作品会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对于苏联元素的这种戏拟，这种反讽，酷似后现代主义的笔法。作家对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的写生，则是现实主义的笔法，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冷漠的人际关系让人们陷入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养老院的老妇人被亲人遗弃，被看护人员虐待;主人公则是当代的“多余人”;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在为争夺有魔力之书而战;兄弟姐妹最终因利益而争斗而相残。这个世界充满竞争、暴力，但也不乏爱、友谊、责任。[11]
作品里苏联历史和俄罗斯现实的描绘之下还隐藏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思考。这思考同苏联某些现实主义作家当年对苏联的反思大相径庭。叶利扎罗夫不再像《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穿白衣的人们》的作者们那样倾心于对苏联的“清算情结”。在这位“70后”作家笔下，“回忆之书”引发了主人公阿列克谢对苏联的“怀旧情结”：“苏联就像一个本性善良的人，由于生活的艰难没有展示出他所有的潜能，你不能因此而怪他，他又有多大错呢？”[10]（P438）这一番独白令人深思：这是不是在反映今日俄罗斯30―40岁一代那种对苏联的“特殊心结”？已然超越了全盘的否定，一味的决裂;已然进入对历史的回望，对故园的追思。这种对苏联的“回望”与“追思”，确是当代俄罗斯真实存在的心绪。
这样一种既反思记忆中的历史又直面当下的现实的叙写，这样一种亦幻亦真、亦庄亦谐的写生，在生动地呈现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取向与艺术追求，在形象地体现“后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路向，在深刻地展现“后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价值与美学价值：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一种思潮，它在实现双重超越――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超越。
[1] Н.莱德尔曼、М.利波韦茨基：《当代俄罗斯文学》2卷本，莫斯科：“学术”出版中心，2003.
[2] 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22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5.
[3] Н.莱伊德曼：《体裁理论》（Теорияжанра），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2010.
[4] М.利波韦茨基：《死亡的摆脱――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载《旗》1995年第8期.
[5] 邦达连科В.：《何谓俄罗斯文学中的主流文学？》，载《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6] 罗曼・先钦：《新俄罗斯文学批评：20世纪第一个十年》，莫斯科：“奥林匹亚”出版社，2009.
[7] 马卡宁：《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田大畏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
[8] 叶利扎罗夫：《图书管理员》，赵丹选译，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11期.
[9] 陈爱香：《历史记忆：思想溃退后的精神引力》，载《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2期.
[10] 叶利扎罗夫M.：《图书管理员》，莫斯科：Ad Marginem，2007.
[11] 赵丹：《虚构世界中的真实》，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