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呐喊》有着分明的启蒙主义的创作特色。
欧洲在十八世纪有过一次启蒙主义思想文化革命，它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鲁迅的启蒙主义自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但又有自己的特点。鲁迅的启蒙主义，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蒙昧，以唤醒“昏睡”中的民众，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在《呐喊<I>&#</I>8226;自序》中，鲁迅曾这样回顾自己弃医从文时的认识飞跃：“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强烈地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那出于爱国热忱，想借文艺的力量去唤醒民众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
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留日期间他们常在一起探讨“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⑴国民性的弱点是由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毒害造成的。鲁迅的启蒙主义中，改造国民性思想据有重要位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鲁迅重视人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表现。
鲁迅留日期间，写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均收入杂文集《坟》)。从那几篇论文中，他的启蒙主义观点就已表露得相当突出。在《科学史教篇》中，他提出必须“致人性于全”；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国家能否强盛，其“根抵在人”；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推行蒙昧主义的。与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一致，道家的“绝圣去智”也是为了蒙昧民众：“老子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化社会，而世即太平”。封建统治者认为，民众愚昧，天下便可长治久安。由此可见鲁迅对封建蒙昧主义危害性感触之痛切。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自述里，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讲到了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的“为人生”是一种启蒙主义的“为人生”。正是出于为启蒙主义服务的需要，他在作品的取材方面，就有特殊的考虑，那就是“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就是说，他在表现被压迫民众的不幸时，要着重揭示出他们精神上的“病苦”。 二
《狂人日记》和《药》都对封建社会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狂人日记》借狂人之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本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统治者为了掩盖“吃人”的真相，就用了“仁义道德”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欺骗世人。这篇小说从根本上揭露了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的弊害，用语又十分愤激，因而格外动人心魄。
《药》里的夏瑜是一位致力于创造新生活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艺术形象甚为罕见。夏瑜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既清醒又深刻。他对阿义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义正辞严之语并非无的放矢，那是因为阿义们受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以为天下为统治者所有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革命先驱者夏瑜明确地认识到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所以他要劝人造反。夏瑜不仅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传统思想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之展开了决绝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不遗余力将封建秩序标榜为“仁义道德”，并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教义来禁锢被压迫民众，在《狂人日记》和《药》里，诸如此类骗人的鬼话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药》的启蒙主义，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民众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艺术描写上。鲁迅对夏瑜显然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这样一位革命青年，在当时的社会中，为统治者所不容，是很自然的；可悲的是，他也为民众所不容，民众视他为“异类”，不仅不理解他，甚至唾骂他，对他的受难与牺牲幸灾乐祸。茶馆里的茶客们对他的遇害津津乐道，而华老栓，在得知他是个革命者，家中还有个孤苦的老娘时，居然仍“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康大叔讲自己是怎样用他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的，完全无动于衷。夏瑜被一个亲戚告密而被捕；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对他和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也是根本不理解的。在狱中还不忘劝人造反的夏瑜是一位“新主义宣传者”，而周围民众与此却“不相干”。毛泽东同志在一次纪念“五四”的讲话中说：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鲁迅在“五四”暴风雨到来的前夕就提出了革命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把握，确实是相当准确的。《药》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如果民众仍处于愚昧之中，革命就得不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也就无法取得成功。小说明确无误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与“吃人”，他们“吃”了夏瑜，而被传统的封建思想所禁锢的民众，却有意无意地都站在“吃人”者一边，无怪乎革命者的热血会被充当治疗患有痼疾的病人的“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药》用一个人血馒头，将死于愚昧的小栓和为民族前途而牺牲的夏瑜的悲剧联结起来，突出地体现了鲁迅对唤醒民众觉悟的启蒙主义思考。鲁迅在同友人讲到《药》的创作意图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话语中充盈着愤激。
然而鲁迅对革命的前程并不悲观。《狂人日记》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令人震颤的呼声。《药》的亮色更为明显——夏瑜的坟上出现了花环，这是一种象征，喻示着思想启蒙的成功是迟早的事，封建统治的灭亡和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也无需讳言，鲁迅在“五四”前后毕竟还不是一个阶级论者，在《呐喊》里他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基点，一方面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正义呼声，另一方面却又寄希望于“吃人的人”能够“惭愧”并“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他还用“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这样的话来作为劝诫。可见鲁迅当时对改造社会的方法和途径并不明了。事实上，对付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吃人的人”，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用革命斗争的手段，寄希望于他们听从劝导而改弦更张，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几年之后，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坟》)一文中说：“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救世良方。在这里正表现出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三
鲁迅注重揭示" 国民性的弱点。在《呐喊》中，作为国民性弱点的载体，常常是被压迫的民众。因为在鲁迅看来，只有将思想意识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唤醒，革命方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民众因受封建传统观念的禁锢而精神蒙昧的状态，除已论述到的《药》中有痛切的描写而外，在《孔乙己》、《明天》、《风波》、《故乡》和《阿Q正传》诸篇中，也都不乏传神的笔墨，而且各有各的内涵与特点。
孔乙己的命运遭际甚为凄惨。他的不幸显然是由他所虔诚笃信的封建观念与科举制度造成的。孔乙己出场时，已经落魄不堪，跌落于社会的底层，成了连营生本领也没有的废物。
鲁迅创作《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意图是什么呢?抨击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它对知识分子的戕害，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并非全部。鲁迅对友人孙伏园说：“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⑷。作品本身确也印证了这些话。“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使鲁迅深觉沉痛。鲁迅是把这当作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弱点来看的。留学日本时，他同友人许寿裳共同探讨国民性问题，在涉及“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们共同的见解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⑸
在《孔乙己》里，人们对孔乙己这个苦人的遭遇的确毫无“诚和爱”。孔乙己每次遭受凌辱，从他们那里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被当成笑料来捉弄。孔乙己被何家打过一顿，在他来到酒店里被人发现后，“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孔乙己很难堪，不予理睬，“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窘迫的孔乙己作了一番“君子固穷”之类的辩解，却“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人们之所以哄笑，是因为他们从孔乙己的不幸中得到了赏玩。孔乙己最感痛苦的是屡试不第，酒客们又故意寻衅：“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直使得孔乙己“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而“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显然是故意捉弄，以赏玩他的苦楚。甚至在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脸色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了，去酒店时，酒客和掌柜还是照样以他的不幸来嘲弄他，他终于在极为难堪的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从此不再回来。
鲁迅对于那种缺乏诚和爱，好以旁观态度看待人们不幸的社会现象，深为愤激。他指出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附图，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上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⑹孔乙己就象被削的羊，他的痛苦使得那些在一旁观赏的人们“仿佛颇愉快”。
对于缺乏诚和爱的国民性弱点的针砭，在《明天》里也表现得很突出。寡妇单四嫂子带着幼小的儿子宝儿生活，境况十分困苦，却从来没有人诚心诚意地来帮助过她。宝儿病危了，她从庸医何小仙那里得到的是一种玩忽性命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冷漠；而那个蓝皮阿五，在单四嫂子最需要有人助一臂之力的时候，却借故欺侮了她；红鼻子老拱早就对单四嫂子不怀好意，一直虎视眈眈，唯恐宝儿不快点死……。小说题为《明天》，单四嫂子原是将唯一的儿子宝儿视作自己的“明天”的，宝儿死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又能有怎样的“明天”呢!
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对于弥漫于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冷漠，十分痛心。《孔乙己》和《明天》从日常生活中来表现人们“对于苦人的凉薄”，那种类似于从观看剥羊而获得心理享受的现象已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遭遇不幸的是革命者，人们所抱的仍是这种态度，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呵!
实际生活是那样的无情。在《药》和《阿Q正传》里，我们便读到了革命者的受刑被民众当作鉴赏对象的描述。
鲁迅对于热衷于看示众的人们，历来深恶痛绝。《呐喊》中的那些看客，他们虽然体格都很强壮，但鲁迅还是愤愤然地称他们为“愚弱的国民”，这“愚弱”自然是指他们的精神状态而言。在小说《药》里，革命者夏瑜被杀害的时间是一个“秋天的后半夜”，然而往而观者依然众多。他们在丁字街口“簇成一个半圆”，小说从老栓的所见所闻和心理感受角度展开描写：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老栓的心境与看客们显然不同。这段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活画出了看客们的无聊。那些盲目的看客，只知道看热闹，以鉴赏他人的痛苦作为一种享受。这种畸形心态正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麻木。
在《阿Q正传》里，作者是借阿Q的口述间接写出城里的革命党被杀的。阿Q从城里回来，向人们讲得津津有味：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味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既而，阿Q又扬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后项窝上直劈下去”，他的讲述直使“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作者在这里突出了作为看客的阿Q的心态，并连带写出了王胡等人的情绪反应。这些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民众与革命者之间的隔膜。民众之所以会以旁观者的鉴赏的态度去看革命者被杀，那是由于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明白革命与自己有何相干，这种蒙昧情状酷肖似鲁迅在仙台医专时从幻灯片上看到的那样。“愚弱的国民”依然是“愚弱的国民”。所不同的是，这两篇小说中的“示众的材料”是革命党人，这就使得那画面更其令人痛苦和震惊了。
《风波》也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民众思想启蒙问题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分明地与他对民族前途的忧虑胶结着。《风波》以张勋复辟为背景。张勋复辟发生在辛亥革命后的第六年，即1917年。鲁迅所提供的艺术画面晓示人们，“民国”建立已经这么些年了，却并没有给农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带来什么变化，没有注入任何新的活力。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只是剪人家的辫子”而已。七斤的辫子，就是进城时被剪掉的；在农村，则连这样的变化也没有。村民们与革命隔膜得很，他们和以前一样，辛苦而麻木地默默劳作、默默生存，没有人去关心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风波》的题旨，恰如鲁迅后来在一封通信中反顾历史、分析现实时所感慨的那样：“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⑺要改造中国社会，“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风波》里描写的一群村民，他们在听到“皇帝坐了龙庭”(张勋复辟)后的思想情绪是怎样的呢?七斤嫂道：“又要皇恩大赦了么?”既而埋怨七斤丢了辫子。七斤虽与革命并不相干，但毕竟是革命使他丢了辫子，听说皇帝要辫子，没有辫子要杀头，便懊丧得不知所措。临河土场上其他村民的舆论，竟一致认为七斤的倒霉是罪所应得，于是有好多天对他“大抵回避着”，有的甚至还幸灾乐祸，“觉得有些畅快”。面对那个代表封建势力的赵七爷的猖狂，不但无人敢于抗争，反倒敬畏有加了。此时他们最关心的是辫子的有无，至于帝制还是共和，他们似乎无所谓。鲁迅借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水乡的余波，深刻地揭示了一群“愚弱的国民”的精神面貌。
鲁迅的启蒙主义与改造国民性思想，除揭露、批判国人因长期" 遭受封建主义的禁锢与毒害造成的精神愚昧和麻木之外，也包括他对民众品质情操上的优点的肯定。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民族精神的向上。
《故乡》里的少年闰土和《社戏》里的双喜、阿发非常相似，他们都纯朴而善良，生气勃勃、富于创造精神。这两篇作品以注满深情的笔调，抒写出了尚未被封建思想所污染的少年们的思想境界有多么可爱。英俊活泼的农家少年闰土与“我”亲密无间，以哥弟相称，关系十分和谐。双喜与阿发也是农家少年，他们对于来自书香门弟的“我”亦复如此，亲若一家人，一起去掘蚯蚓、钓虾，又热心地帮助我实现了去看社戏的愿望，归航中还煮了罗汉豆来请“我”的客。鲁迅还特意写了一笔：“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同性，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未蒙封建思想污染的那个天地，是多么值得留恋、值得追念!
《一件小事》歌颂了劳动人民质朴的品格。人力车夫那种诚恳待人、勇于负责的精神，不但令“我”敬佩，而且成了“增长我勇气和希望”的力量。
《故乡》、《社戏》和《一件小事》都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社戏》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童年生活与污浊的、充满市侩气息的都市风情相比照；《一件小事》以“我”对苦力工人的敬佩和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的不满、失望相对比；《故乡》让我们看到了未受封建传统思想侵蚀的少年闰土和身受其害的中年闰土的反差何其强烈。
在《故乡》中，“我”和闰土是在二十年后才重逢的。再度相见时，闰土已判若两人了：外貌的巨大变化，突出地显示了他人生磨难的深重和生活的艰辛、困苦。这自然令人同情。但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他精神状态的今非昔比：童年的闰土乐观、活泼、机敏，此时的他却已变得麻木而颓唐了；以前同我哥弟相称，现在却强命儿子水生向“我”打拱，自己则称呼“我”为“老爷”，并说儿童时代的平等相待是“不懂事”。“懂”的是什么“事”呢?是封建传统伦理罢了，“不懂事”时的关系其实是纯净无邪的；而此时的所谓“懂事”，则是他懂得遵循封建等级观念的约束、心灵已被传统惯例所扭曲和锈损了!小说还写到了闰土从“我”家拣去的东西中有香炉和烛台，看来他已失望于现实人生，在无奈中只得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了。
华老栓的愚昧无知，单四嫂子的失去了“明天”，七斤夫妇的麻木，闰土精神面貌的扭曲与锈损，这些都令鲁迅痛苦和悲哀。但鲁迅仍对未来抱着希望，不仅《药》的结尾在瑜儿坟上出现了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I>&#</I>8226;自序》)，《故乡》也分明有着“亮色”，那就是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所抒写的水生和宏儿的关系：当“我”惊悚于闰土称“我”为“老爷”时，水生和宏儿“却松松爽爽……一路出去了”。在小说的末尾，又有这样的抒情：“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水生么。……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揭露在封建主义和传统意识禁锢下的民众精神痼疾及其对民族前途的危害，以期改造和“疗救”这些国民性的弱点，是贯穿于《呐喊》创作始终的宗旨，在描写农民生活的那些篇章中则尤为突出。
四
对生活贫困、精神蒙昧的被压迫民众寄予深切同情，这是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作品普遍具有的色调。从启蒙的视角来看，仅仅同情他们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并不能起到催人猛省、促人奋起的作用。鲁迅所取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由于“怒其不争”，所以鲁迅在作品中往往要对他们的精神弱点予以揭露、针砭，以期引起反省。
在《阿Q正传》中，鲁迅一方面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阿Q的困苦与不幸遭遇——这是“哀其不幸”；另一方面，他又针对妨碍他起而抗争的精神上的病态现象作了无情的揭示与针砭，对其精神胜利法的鞭挞尤为着力——这是“怒其不争”。精神胜利法在中国社会本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只是人们习焉不察罢了，由于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它作了集中的艺术概括，并加以生动的描绘和有力的针砭，就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力量，从此人们干脆称之为“阿Q主义”或“阿Q精神”了。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个赤贫的雇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由于传统的等级观念的禁锢，阿Q对赵太爷之类权势人物的欺凌，往往敢怒不敢言。但他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逆来顺受的。例如村里的闲人们拿他头皮上“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来开玩笑，他就曾大为恼怒，“估量了对手，口纳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他吃亏的时候居多；后来他“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谁知闲人们并不在乎他的“怒目主义”，反而“愈喜欢玩笑他”，撩拨他，乃至“终而至于打”；他瘦骨伶仃的，不是对手，常常“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四五个响头”。这样的失败应使人懊恼，但是阿Q却不同：
……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在小说很有层次感的描写中，鲁迅将精神胜利法怎样在主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过程勾勒得了了分明。
虽然，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很没出息的、在步步败退过程中形成的弱者自我抚慰的办法。它无助于实际斗争，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阿Q在不断失败情势下获得心理平衡的一种精神麻醉剂。它使阿Q本来愤愤然的心绪平静下来，变得怡然、释然。由于精神胜利毕竟仅限于精神上的自我感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胜利。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鲁迅说，他写《阿Q正传》，是为了“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说，“在将来，围在高墙中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阿Q是“沉默的国民”的一个典型。鲁迅从启蒙主义的视角，对精神胜利法产生的缘由、特征、表现方式及其危害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对这种国民性的“痛苦”作了十分深刻的剖析，晓示于人们，它是一种窒息民族生机的病态心理。他希望他的针砭能触动社会的神经，使人们感到痛心，并“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而使国人由震惊而走向觉醒。
五
对民众思想启蒙的任务应当由谁来完成呢?这任务历史地落在知识分子的身上。
在《呐喊》里，出现了几位经受过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如《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药》里的夏瑜等。此外，从启蒙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知识分子形象中还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那就是深受封建主义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而挣扎在穷途末路上的孔乙己(《孔乙己》的主人公)和陈士成(《白光》的主人公)。
鲁迅启蒙主义创作思想在孔乙己和陈士成形象中，主要表现在对这两个士子所受封建思想的严重戕害的揭露上。他们都是一心想顺着科举的扶梯爬向高位的读书人，但结果都落了个被封建制度毁灭的可悲下场。在对这两个人物的命运遭际的生动描写中，体现了小说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孔乙己和陈土成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他们的精神状态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由于他们都有可能借助于科举的阶梯而跻身于统治集团，因而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由此而滋生出来的对下层民众的傲慢心理。孔乙己在短衣帮奚落他时所露出的“不屑置辩”的神气" ；陈士成由于祖上曾经巨富过，又是书香门第，更是妄自尊大，他把十六次落第统归于考官的有眼无珠，全然毫无自省。他们的相同之处还表现在，由于功名利禄的诱惑，白白耗尽了大好年华，结果都成了对社会无用的废料。但他们的品行、性格和遭遇又分明有着巨大差异，陈士成是令读者厌恶的，孔乙己却使人们不由得不对他产生怜悯。小说在描写陈士成时，突出了他追求富贵功名的疯狂性，贪婪卑污的无耻心态被披露得淋漓尽致，他是在发财梦的驱使下，在神志迷乱中失足亡身于万流湖的。陈士成的追求，在小说中通过心理描写使人知道，他与《聊斋志异<I>&#</I>8226;续黄粱》中那个将奢糜享乐建筑在鱼肉百姓之上的曾孝廉如出一辙。孔乙己虽然迂腐、无能，但这个落魄书生毕竟心地善良、为人谦和，小说中对他在穷困中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被丁举人打断了腿只得坐在蒲包上以手代足地行走的描写，流露着作者对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
思想启蒙的社会使命应由知识分子来承担。鲁迅寄希望于他们的觉醒、并奋起行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虽身处穷途末路，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却仍在“昏睡”之中，他们自己尚需由人将其从封建愚昧中唤醒，“这是怎样的悲哀呵”!这便是鲁迅在“五四”前后，为什么要去描写孔乙己、陈士成等下层知识者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