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媒体与现实
2007年9月，有两条新闻值得关注，一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莅校演讲，引起美国群众的不同反响；一是缅甸军政府向游行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了包括一名日本记者在内的七个人。从这两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可以看出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复杂性。
对于是否邀请内贾德演讲及其与言论自由的关系，等等，体现在媒体上的美国群众意见分歧颇大，其中相当大的因素是政治立场分歧所致。据说，在美国政府和纽约市有关部门拒绝接受内贾德赴“9・11”现场进行凭悼活动后，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坚持让内贾德到学校演讲。
据说，哥大校长为了减轻舆论压力，在内贾德演讲前，特意把伊朗的“恶行”数落了一遍，而且还说内贾德是一个度量小而且残酷的总统之类“坏话”（也只有美国人才干得出这种当面说人坏话的事）。而内贾德则说校长这番介绍是不礼貌的待客之道，然后也把美国政府及总统批评了一番。还是据说，演讲之后，伊朗国内的媒体报道，内贾德总统在哥伦比亚大学如何义正辞严地批判美国，又宣扬了伊朗如何伟大光荣和正确，以致现场听众起立鼓掌数次，云云。
日本学者清水几太郎曾提出一个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拷贝的支配”的社会，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扩大，人们与大多数重要的“实物”不可能保持实际接触，要了解它们只能依靠传媒提供的第二手信息――拷贝。因此，人们往往把拷贝当作实物本身，在利润和宣传动机驱使下，大量地制造这种拷贝成为大众媒体的产业支柱。
“拷贝”理论不仅指出了现代信息的二手性，而且也道出了现代人对于媒体的被动性、依赖性，这种依赖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媒体本身就是一种介质（麦克卢汉则进一步，说媒体也是一种信息），起一种中介作用。因此，传媒对现代人隐形的暴力是主动“嵌入”式的，或叫麻醉作用，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在这个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是很被动的，除了全盘照单接收，几乎无能为力。
而某些办报的“政治家”则往往秉持一种反“拷贝”的理论：舆论监督要讲究时机。即，在某些时候负面新闻可以不要做，在某些时段可以放弃舆论监督。从这样的说法里，一方面可以窥视到当下传媒自由的限度，另一方面也说出了在某种现实语境下，人对于传媒的主动性（任意性）。当然，这个“人”已经不是上述的作为传播对象的读者，而是传媒的控制者了。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缅甸的新闻。据香港电视新闻报道，2007年9月，缅甸的僧人发起游行，群众加入，军政府终于开枪。而由于不太明确的原因（电缆之类故障），所以缅甸的互联网服务已中断，邮件无法收发。而军政府不久前认为，与游行示威相关的消息报道主要是透过互联网。不仅是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受到影响，而且连一名在现场采访的日本记者也被打死，军政府说他是被流弹击中，但画面所见是被一名军人近距离射杀。
在传媒被这种或那种带着主观目的的外力挟持的环境下（已非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传播工具），有几个基本问题仍然值得一问：媒体的目的是什么？所传播的都是真实的吗？必须是真实的吗？真实即好吗？媒体需要自由吗？自由的限度在哪里？自由能导致真实吗？
纷纷扰扰，这就是现实中的媒体，也是媒体中的现实；隐隐约约，媒体与这个世界互为倒影（拷贝）。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能亲身感知的现实只是相当有限的局部，而对于多数新闻事件来说，他们注定只能是缺席者，只能被动地依赖传媒的“拷贝”；而传媒的主动性也并非完全自主自由，当然也受到这种或那种因素的制约，由此构成当下现实的传播生态。
二、信仰与尽职
2008年8月香港某大楼发生火灾，有两个消防员在救火时殉职，其中一个是因为把氧气罩让给被救的市民而献身的。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在读报时发了一句感慨，大致说这要在大陆，就是奋不顾身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但在如今的香港，共产主义精神应该不是了，应该是什么精神？
中国的新闻界如今仍然是依照惯性运作的旧体制，有许多数十年照搬的惯性思维、惯性用语，也不管最终传播效果如何，不管受众信不信烦不烦，主其事者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招数，只能套用老皇历，传媒从业者过一日算一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懒得动那个脑筋，反正一切照旧，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大而化之，这也是整个社会的现状，谁还较真讲究什么精神呢？
在集体记忆里，我们似乎曾经有过一个讲信仰讲精神的年代。而由我的直接经验以及间接得来的印象，对此并不敢十分肯定。何为信仰？何为精神？精神即非物质非实在，上升到信仰，就是无条件地相信和崇拜，行事为人以之为标准为参照为依归，不得违悖，不仅为之倾心献心，而且可以为之献身，并且不因时因地而改变。比如，信仰上帝，比如信仰共产主义，等等。
在同一天的凤凰卫视上，“口述历史”栏目专访了彭德怀的侄女彭钢。彭德怀是为中国共产党屡建战功的十大元帅之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却被打为“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反革命”分子，“文革”中惨死于北京301医院。“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彭德怀冤屈得申，准备开一个平反的追悼会，但彭钢发现悼词中没有提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问题。彭钢找到王震，王震说：喔，你真是动了脑筋了！然后把这个意见反映给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还有人反对给彭德怀平反，能平反就先平反吧，至于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一事，留待以后再解决吧。
邓小平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简单地说，叫实在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中的俊杰。
在中国，所谓的信仰、理想，往往都是写在书上的，是给读书的人看的，而读书的人一般都被称为“书生”。在老托派郑超麟的回忆录中，巴黎时代的邓小平还只是一个喜欢顽笑的少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大哥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连在发展党员的时候还不列入考虑人选之列。这样的一个邓小平才是真实的邓小平。 “文革”中，邓小平三起三落，写了很多检讨书，甚至写保证书“永不翻案”，但后来那么多呼风唤雨的人都烟消云散了，却只有他笑到了最后。改革开放后在解决许多国际国内问题的时候，也展示了他务求实效的特点。这就是搞政治的人所需要的品质，也是政治本身性质的内在要求，在政治游戏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口号再堂皇有什么用？理想、信仰只是梁山好汉们招兵买马时高挂的那面“替天行道”的旗帜，到了“天”变成“天子”的时候，“聚义厅”最终不免为了招安的现实需要易名为“忠义堂”。 彭德怀至死都喊冤枉，称“死不改悔”。这是一个耿直的人，不会转弯。从井冈山红军时期起，直到八路军时期，再到建国后，彭德怀多次顶撞过毛泽东，由着性子实话实说，就是不懂给领导面子。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难道真的不知道亩产万斤是谎言？人家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官员党员都不出声，就你彭德怀强出头？说你，你还不听，还声辩，还上万言书。一而再，再而三，“者易折”，最后折了。彭德怀不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或者说，不是一个适合在中国搞政治的人。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信仰共产主义，但他确实是一个较真的人。
当然，这么说，并非否定信仰的价值及信仰者的存在，这是另一个问题。
回到开头，香港殉职的消防员应该不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不知他是否信基督？信佛？信真主？但他的殉职本身至少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尽职的人，是一个在危险瞬间先人后己的人，是一种专业精神的体现。当下大陆的媒体人即使有一千条理由为自己开脱，最不能开脱的就是这种专业主义精神。
三、“拆人招牌”
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及其续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仇家寻衅上门砸烂霍元甲的武馆，或者是霍元甲的徒弟陈真为师报仇，腾空而起踢下仇家的门面招牌，那样的凌空一腿，确实痛快淋漓。
但在新闻报道中，这样的“拆人招牌”却并不总是痛快淋漓的。所谓“拆人招牌”，就是指名道姓，揭示问题。可惜人性的弱点就是爱听好话，闻赞喜闻弹忧甚至恨。所谓“负面新闻”难做，一是上级有规定，三申五令，这不许那不许，稍越雷池文件或电话就来了，或者是有这背景那背景，或者是涉及广告客户，采编业务被捆绑上了商业战车，甚至遭遇黑社会……我曾经问过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国外的新闻报道也这么难做吗？他也曾经是传媒中人，他说，和当下国内的媒体动则暗访，揭企业黑幕，国外的媒体是轻易不这样做，因为有很多法律制约着。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据我所知，美国传媒的偶像普利策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以敢于揭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黑幕闻名的，即使是与政府对峙，也有《华盛顿邮报》与尼克松政府的几次较量，并最终导致他的下台。
在有数的几年记者生涯中，我也曾写过或组织了一些负面的报道，为民工讨回欠薪，揭露超市操纵价格，暗访证件造假团伙，取缔招工陷阱，等等。刚开始的时候凭着一腔热血感觉到刺激，即使遭遇了一些危险，也只当作一种难得的经历。到了文化编辑部门，以为从此风花雪月之乎者也，再也没有机会做这类社会新闻了，想不到平空掉下一个纪实版，让我十多年之后又不时地可以再做做有现实感的新闻或准新闻策划了，其中就免不了“拆人招牌”。
2007年8月之间，接到一个某公司利用求职者心切与某医院联手骗取体检费的投诉，这同样是一个招工陷阱，让记者小李以求职者身份去那个公司和医院探个究竟，写下了暗访文章。之后，本人出差云南，一路上除了与小李保持联系，还联络了工商部门、劳动部门，一直跟踪到底，最终给予这个公司相应的惩处。
这样的“拆招牌”仍是痛快的，因为是非分明，还有点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味道。但有些揭露性报道则不是那么好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然，也可能是年龄增长，马齿徒增，思想开始大于行动了，内心里有关于新闻伦理的矛盾思考，拆与不拆之间，不再斩钉截铁，而是充满犹豫。
2008年2月间有关某旅行社侵权的报道即是如此。因为报道中提及了被批评的旅行社的名字，我在做版当天就“战战兢兢”。这种战战兢兢并不是害怕，而是因为又差不多是“拆人招牌”，毕竟不是亲自采访，而且对于旅游业也相当陌生了，担心做得不够周到，说得难听点，打蛇没打到七寸上。好在在做版前，一是记者已对当事的旅行社、旅游局的质监所都采访过，而我也咨询过业界朋友的意见，并复印学习了相关境外游组团的法规。
报纸出街的当天，就有旅游界、传媒界认识的人的短信和电话进来，询问此事的来龙去脉。据说相关旅行社对于我们记者的再次采访要求回应是：“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这句话是最让我感觉心软的，因为据说有一些准备参团美加游的游客因为看了我们的报道退团了。
这篇文章在网上招致相当多的反对声音，不排除其中有相关单位人员，但却也再次促使我思考新闻客观性问题。在做社会新闻记者的时候我是追求一种主观性新闻的，即让信息性的新闻传播带上感性的笔触，当然这肯定不能违背事实。陈力丹在反思陆定一关于“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论断的时候提及，客观性不仅是指基本事实，还指在基本事实基础上的“海量”事实组合。我以为，这点正是传媒及其传播者权力的根本所在，也可以说是弱点所在。不管如何剪裁与组合，先在地就有一个不可克服的主观性在其中。
基于持中平衡的需要，在此次旅游侵权随后的跟踪报道中，一是尽量不再提及相关旅行社的名字，二是增加了面上情况的报道，三是增加了服务指导性意见。当然，“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新闻报道只要是基于事实（具体写法可以有多种），就不应该为上者讳为权者讳为商者讳为名人讳，应该更多地为弱势群体发言，敲敲（警醒）那些损害到个体权益的强势者的招牌，甚至帮助相关部门拆掉那些侵害到个体权益的违法者的招牌，这是新闻传媒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