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者联盟2》首周结束，票房逼近10亿元人民币，其引发的翻译吐槽事件仍在低调发酵。
所谓槽点，究竟在哪儿呢？
如钢铁侠在生死危难关头说了一句“We may not make it out of this”，字面是“我们这次大概过不去了”，实际意思是准备以死相拼，直到最后，何其悲壮！但翻译为“我们可以全身而退了”。
另一句“waiting too long”被翻译成“我很老”。“我当时彻底惊呆了，爆米花塞嘴里都掉出来了，前排一个妹子直接哭出来了，说不看了，老公我们回家，不受这份气。”一位网友举例说。
这些看起来完全是关乎翻译水平的批评，所引起的反响，似乎远不止于争论谁更高明。圈内甚至有传闻称，此事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已经扩大到对电影进口政策和审查政策的抨击。”一位“四大厂”译制者告诉《t望东方周刊》。
所谓“四大厂”，是指中影集团译制中心、上海电影集团译制片厂、长春电影集团译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
根据相关规定，外国影片通过有关部门审查后，均由中影集团或华夏电影引进。中影集团会把具体翻译工作分配给上述四家机构。
至于《复联2》的译制者、59岁的刘大勇更是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个背景是，中国最有名的字幕组在2015年春天遭遇严格管理。坊间将其解读为：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了“开火”。
不同的台本
“刘大勇不是翻译里最顶级的？他做了20多年，这么多大片都是他做的。”八一厂译制部门负责人王进喜对《t望东方周刊》说，从他1994年开始负责八一厂译制片翻译，刘大勇一直是他的合作伙伴。
其后20多年，刘大勇的作品目录振聋发聩：从《拯救大兵瑞恩》《U571》到《指环王》系列、《星球大战前传》《黑客帝国》《终结者》以及漫威、DC的超级英雄和《阿凡达》……
至于此次接手《复联2》，“五个英雄中，刘大勇翻译过三个――绿巨人、雷神、钢铁侠，更稳妥。”王进喜说。
刘大勇从接到任务到最终做出2万字的台本，用时不到10天。“翻译时间特别短，要是他年轻的时候，白天黑夜的5天就能翻译完，现在岁数大了熬不了夜了。”王进喜说，全部译制过程是18天，以此满足审查和档期的双重需求。
所谓台本，就是供演出、电影使用的剧本，也称为台词脚本。
王进喜说，此次网上流传甚广的“谷大白话”翻译台本，其实只是《复联2》的送审台本。
出品《复联2》的美国漫威公司曾邀请民间字幕高手“谷大白话”翻译了送审台本。但后者在微博上表示：“今年2月漫威找我做了《复联2》的中文字幕翻译。送审后中影确定引进，然后交给译制厂修改剧本。”
由此，导致了“谷大白话”的版本被刘大勇修改的印象。这位翻译者也一直以抨击“四大厂”译制而著名。他没有回应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
王进喜解释，送审台本和译制者拿到的对话台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初审台本只是单纯的字幕，用于有关部门审查影片内容。
译制厂拿到的台本不仅包含了字幕，还对每一句台词发生的语境信息、前后关联、深层含义，甚至单词词义等进行了详细解释。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获得观众满意的银幕对话――这也是外方的期望。
为此，外方有时还会提供片源，用于翻译过程中对应台词字数、口型等。不过这些片源通常非常模糊，“最变态的情况，可能满屏只能看到一个人脸和他的口型，其他都看不到――这是为了防盗版。”贾秀琰向本刊记者解释。
四大厂的前世今生
“同行出冤家。”上影厂相关部门负责人江琴对本刊记者说，此次事件很容易理解。而对刘大勇的吐槽，使网络舆论继而指向四大老牌译制厂。 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展厅
中国的译制片始于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历时8个月将苏联电影《普通一兵》搬上大银幕。卫国战争中的英勇战士马特洛索夫，一口俏皮的东北话土腔土调，深深地印记在中国观众心中。
1950年上影厂成立译制片工作小组。1954年起，八一厂为配合部队作战、训练以及科研需要，开始译制外国军教片、纪录片和科研片，如《莫斯科保卫战》、《山本五十六》等。
到1994年，八一厂译制了第一部分账大片《阿甘正传》，广受观众、专家好评。《拯救大兵瑞恩》和《U571》、《珍珠港》等还获得了金鸡奖、华表奖。上述就是“三大厂”。
中影集团后来也成立了译制中心，《复联2》译制其实是中影和八一厂相关部门合作的产品。
对于“四大厂”的地位，贾秀琰称之为“老牌厂的光荣传统”。
首先是保密，“片方要找到靠谱的人。”贾秀琰告诉本刊记者，“一旦剧情泄露，法律责任谁来承担？”
总之，对于“四大厂”的地位，王进喜称之为“多种因素”。
“当然这次任务急了点儿，虽然大家追求完美，但不可能十全十美。”王进喜说，正因为一时大意，“I’m home”被无意接了上句话茬儿翻译成了“我很好”的昏句。 “垄断”体制下，不满的网友继而扒出这些体制内的译者实为“兼职”。已经有媒体报道刘大勇来自航天系统，贾秀琰则是八一厂的一名宣传人员。
八一厂确实没有专职的电影翻译职位。“我们编制内有2个，签约的大概有20多个，中影派给我们的都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人为主。我们不可能光做电影，还有电视台播放的电影电视。”江琴说，签约者的作品，“我们的翻译都会作一次审查、鉴定”。
对于王进喜来说，“养一堆人，成本太大，包袱也重，我这儿是最没有包袱的，我的钱可以全用在做片子上。”
他举例，自己的团队中，从国家话剧院院长周志强到从事译制片工作多年、著名的广播艺术团导演廖菁，中央电视台导演张伟，美国迪士尼影片前中国地区配音总监张云明等。
“译制片是一个特殊门类。”廖菁对本刊记者反复强调，“译制片翻译要求更高。上译老厂长陈叙一先生曾经有特别著名的两句话：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上流社会的语言一定和底层平民的朴素是不一样的。”
中央电视台导演张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找到翻译界名气很大、翻译水平极高的大学教授，却在翻译译制片时捉襟见肘。
张伟认为，配音版工作的复杂性要远高于纯粹字幕。一个例子是《变形金刚4》，李冰冰回答了一句音调上扬的“No”，而翻译给的台本是：“怎么会。”
“‘No’，嘴从张到闭到收嘴，要出现三个口型。我们想了半天应该怎么表达。”提到这个处理，张伟十分兴奋：“李冰冰说‘No’时那种风情万种，眼睛里闪烁的半推半就，用‘怎么会’表达口型肯定对不上。”
最后使用了“你说呢”，“说”拉长，正好和“no”的口型配对，“演员的神态也充分展现了。”张伟说。
网络让翻译走下神坛
然而，“院线产品的翻译一直是由有关部门包办，近年来观众之所以对‘奇葩’翻译吐槽，其实官方翻译质量并无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观众的观影水平在逐渐提升。”某知名字幕组翻译组长对《t望东方周刊》说。
曾经只有译制片厂有条件培养译制艺术家，如今网络时代的自媒体发达，加之年轻人英文水平的提高乃至多年海外生活经历，人人都可以是翻译家。
“网络让翻译走下了神坛，逐渐平民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麻争旗对《t望东方周刊》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不是翻译水平的下降。”
“字幕组的加入也是有门槛的，取决于翻译能力而非专业背景。”该翻译组长介绍，“大家没有酬劳，有兴趣聚集到一起，志愿奉献。每部电影按照长度分成若干段翻译，最后交给校对统一纠错，协调风格。翻译周期一般一周左右，如果翻译若干次不达标将会取消翻译资格。”
如此协同之下，字幕组才能高效率完成翻译。
“几个翻译一人一段，肯定是不对的。”江琴坚决反对字幕组的模式，“我个人感觉必须由一个翻译来译。台词风格要统一、诙谐幽默的笑点要统一，没有上面的噱头哪有下面的侃儿。你译20分钟、我来20分钟，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就像十个画家画一幅画。”
从专业角度来说，“四大厂”译制者与字幕组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的翻译要服务于配音，考虑演员口型等多种因素。后者不仅只需文字美妙，还可以在审查的压力之外插入更受青年人喜爱的“非主流词汇”。
而“四大厂”译制者的言语中，也不断流露出对于一门阳春白雪的艺术门类的追求。
“字幕组最大的困境便是地位的尴尬。”该翻译组长则对《t望东方周刊》说，字幕组甚至民营公司对译制片翻译的参与之路“任重而道远”，“未来我们可能与有版权的网络平台进行合作，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行动。”
但麻争旗认为，“从还原原剧应有的艺术来看，它的存在是不合适的。从语言规范来说，它也是不符合语言法的。它的存在，对真正意义上的影视剧翻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冲击。”
让外国人说中国话
“贵为”好莱坞大片的翻译者，其报酬却实在可怜。
译制片费用和票房并不直接挂钩。“根本不像网上说的，什么翻译下来十多万元。”王进喜替团队喊冤，“最早从600元开始，现在也就是两三千元。”这是延续十几年、四厂都同意的价格。
好莱坞大片为精益求精，经常上映前还在进行修改。加之进口影片的流程也需要时日，整个流程最多长3周，分给翻译的时间只有区区几天。
据称此次主管部门也在问责，为何翻译周期如此短暂。
江琴说，被称为译制片界第一权威的顾奇勇，现在作品“很少很少，他因为现在比较喜欢悠闲的工作，我们做不到，周期都很短”。
“一接到任务就特别着急，导演猛催。”贾秀琰说，接下来几天从早到晚跟棚，和导演沟通每字每句说出来是否违和。
然而，配音版电影在影院的边缘化，对译制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挫败。
“其实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不看字幕版电影、电视剧。”王进喜说，“他们看配音版电影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现在挺特殊的。”
近几年，尤其一线城市，院线为了讨好观众放映字幕版拷贝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四大厂”的译制者却仍在坚持“让外国人说中国话，还是地道、标准、接中国地气的中国话。”
也有人因为低廉的劳务费，不再从事此工作。在麻争旗看来，不仅是电影翻译，整个翻译界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真正的高手可能都转型了，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其他工作，比如同声传译、口译的待遇比较高。”麻争旗说，“拿翻译小说来讲，流行书稿费多，就会有人去做。学术翻译酬劳低，还不算研究成果，可能就不大有人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