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李先生的文章以后，我也去书店买了一本《老圃遗文辑》翻看。这本书收集了杨荫杭上世纪20年代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很短，却涉及中外历史、地方文化、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等许多方面的内容。阅读中我发现杨荫杭有三个特点：一是满腹经纶，博闻强记;二是不写高头讲章，只写简短评论;三是继承了中国文人关心政治的传统。
《老圃遗文辑》一书后面附有杨绛的长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提到杨荫杭的祖父在杭州做过“很小的小官”，杨小时候颇受祖父宠爱，记忆最深的就是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一边教他背古诗。杨绛还说：“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所以两代人都是只有住宅没有田产的穷书生、穷小官（参见《老圃遗文辑》第93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版）。
早年求学经历
话说回来，当年杨荫杭之所以选择这所学堂，是因为它不仅对学生一律免费，还在教员配备、教学计划、讲授内容和教科书选择、实验室器材等方面都采用美国模式，故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另外，它还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部分。头等学堂相当于本科，设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等5个专业;二等学堂不分专业，相当于预科，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头等学堂。
1897年，该学堂因伙食问题爆发学潮，校方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决定将带头闹事者一律开除。据杨绛说，当时他的父亲并未参与其事，但是在学校当局追查时，他因为看不惯那些事前慷慨激昂、事后畏葸不前的人，便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结果他被开除学籍，离开了这所条件优越的学校。
随后，他又考入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该校也是由盛宣怀创办，聘请张焕纶与福开森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它原计划分为外院、中院、上院和师范院4个部分，前3院相当于小学、中学和大学，但由于缺乏师资，只好先在师范院招了一个班的学生。有人对这个班评价很高，说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先河，是一所值得纪念的学校。
保送日本留学
1898年，杨荫杭被南洋公学保送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随后，国内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联络感情、激励志气”，成立了一个宗旨不太明确的团体――励志会。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励志会为庚子（1900年）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 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 （参见《革命逸史》初辑第99页，中华书局1987年1月第1版）
冯自由还说，早在1900年，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人就创办了《译书汇编》。该报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之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后来，曹汝霖在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也提到了这份杂志。
有趣的是，杨荫杭在日本还遇上过两件趣事：一是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被大家发现;二是日本下女把留学生带去的牙粉当作化妆品，涂抹在脸上。后来杨荫杭给杨绛讲这些趣闻轶事时，还使用了章回小说的标题：“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这件事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也有记录，标题是《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可见，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
东瀛归来译书
关于这段话中“派往译书馆译书”，文后的注释是：“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第72页。译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此说法似有讹误。
杨荫杭等人是由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留学的。后来母校急需翻译人才，他们尚未毕业就提前回国，显然是为了解决母校的燃眉之急。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北京“译书馆”虽然只差一字，却相去甚远，所以我猜测杨绛先生所谓北京译书馆云云，很可能是上海“译书院”之误。
杨荫杭等人编译的这些社会政治读物，虽然是南洋公学的教材，但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思想资源，产生了很好的效应。后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显然与他主持译书院的经历有关。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03年，译书院因经费问题而停办，于是杨荫杭离开上海返回家乡无锡。
执教澄衷学堂
据杨绛说：“我父亲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从这里，可以看出其科学救国的热忱。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后来去日本留学时，选择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理化专业，也正是受了杨荫杭的影响。
杨绛说：不久她的父亲又到了上海，“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
查《中国近代史词典》有关词条，可以发现这一说法也有问题：《时事新报》的前身是1907年创办的《时事报》，到1911年才改名为《时事新报》，而1906年杨荫杭已经赴美国留学了。另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时报》：一个是1886年在天津创办的《时报》，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担任主笔;另一个是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时报》，由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担任主笔。杨荫杭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以后，他的同学雷奋和杨廷栋都在后一个《时报》馆担任过编辑，所以我怀疑杨绛先生所谓《时事新报》，很可能是上海《时报》之误。
远赴美国留学
1910年杨荫杭学成回国。他的硕士论文是《日本商法》，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杨绛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自己的学位和论文，倒是钱钟书是个有心人。有一次他在岳父书橱的最高层看到一本红皮书，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就是老岳父的硕士论文。那个时代的人对学位论文是不当回事的，他们认为如果只有学历没有能力，只能是一个两脚书橱。回国时，杨荫杭还路过欧洲游历一番，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回国以后，杨荫杭经张謇推荐，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肃亲王善耆听说他精通东西方法律，便请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为自己讲课。善耆是清朝末年锐意改革的一位皇室成员。义和团动乱以后，他引进了警察制度，修整了王府井一带的路面和大大小小的店铺，还建成了东安市场和文明戏院。此外，他还因为同情革命，主动释放了刺杀载沣的汪精卫。
据杨绛说：“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着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坚持司法独立
辛亥革命以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不久，因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回避制度，而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杨荫杭上任后，曾接手一件恶霸杀人案件。据说此人仗着自己与督军有裙带关系，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甚至把杀人不当回事。民国初年，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厅长，实行三权分治。当时浙江的督军是朱瑞，民政长是屈映光。屈曾为这个恶霸说情，但是坚持司法独立的杨荫杭还是以“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将这个恶霸判处极刑。为此屈映光在晋见袁世凯的时候，以“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为由，先告了杨荫杭一状。幸亏袁世凯的秘书长张一也是江苏无锡人，在他的干预下，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4个字，然后把杨荫杭调到了北京。
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1917年，有报纸揭露许世英在担任交通总长期间，任用亲信担任铁路局长，并假借调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进贡1000元。另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卖官鬻爵，济南铁路事务所所长、徐州车务段段长、浦口港务处处长等人皆因贿赂许世英而得到官位。更恶劣的是，许世英还在对外交涉中有致使国家财政损失上百万元的嫌疑。杨荫杭得知这些消息后，便下令传讯许世英并把他羁押起来。
许世英字静仁，安徽秋浦人，是近代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早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就因为护驾有功得到清政府重用。1907年东北设立行省后，他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10年，他奉命赴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又考察了10余个欧美国家的司法制度，被视为近代司法制度的专门人才。辛亥革命期间，他与山西巡抚张锡銮联名吁请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上台。民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担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按理说许世英也是司法界元老，杨荫杭的前辈，但是杨却不顾一切地传讯了他。许世英被扣押后，许多人前来说情，致使杨荫杭家“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过。
对于这件事情，有人说杨荫杭在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就与许世英结怨，因此这一次纯属报复。也有人说杨荫杭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就下令抓人，不仅是鲁莽之举，还有滥用职权之嫌。
最后，许世英被宣告无罪并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杨荫杭也辞去高等检察厅厅长一职，于 1919年离开北京回到无锡。
为此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还不如‘褫夺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在《老圃遗文辑》中，附有当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声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其中有《司法部呈文》和《杨荫杭抗辩书》等文件，这应该是进一步研究这一公案的原始材料。
2009年5月，我有幸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邀请，参加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我在台湾大学附近的旧香居书店淘到一本《人间世》月刊社印行的《许世英回忆录》。据该刊发行人刘济民说，《许世英回忆录》是在胡适的敦促下，通过记者采访的形式开始的。这本书“原拟分成上中下三集，上集为满清时代，中集为民国初年，下集为国民政府时代，不幸《人间世》在五十年九月间，突遭意外，被政府强迫停止发行一年，至五十一年十月复刊，回忆录仍继续刊载至年底，嗣因有某要人劝阻静老不要在《人间世》上继续发表回忆录，故不得已只有将满清一部分，勉强予以结束，至堪惋惜！”（参见《许世英回忆录》第2页，《人间世》月刊社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十日初版）
刘济民还说：“因为静老是我们安徽人的乡长，他毕生为国家民族服务，清廉自守的精神与风范，实令我辈后生非常的敬佩！这是我要求替他发表回忆录的动机。”通过采访，他发现“静老一生做大官，但不爱钱……身后很是萧条，在他的故乡――安徽省至德县并未治产，还是祖遗的几间老屋，至于北平上海，亦无华厦别墅，美国银行更无存款。在近代史中凡是担当大任的安徽人，还没有发现到有贪污的劣迹。”
刘济民的话是否可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他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有点武断。
加盟《申报》副刊
晚年逸闻趣事
“一文厅”是明代高官徐如珂的宅第，当年徐因为得罪魏忠贤被赶回苏州服毒自尽，后来当地民众为纪念他，每家各捐一文修建此厅，故称为“一文厅”。杨荫杭买下以后，经过简单修缮住了进去，然后请张謇书写“安徐堂”3个大字挂在正厅。杨绛听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额。”杨荫杭这样做，既为宅第的故主留下痕迹，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抱负。当时杨绛才十二三岁，正处在娉娉袅袅的豆蔻年华，因此安徐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钱钟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给杨绛的信中，附有“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的词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介绍了杨荫杭晚年的许多趣闻逸事。比如他把律师的工作，称作是与别人“吵架”;他在法厅上为人辩护时，经常跷起二郎腿;他午睡的时候，喜欢女儿陪在身边玩耍;孩子要上大学，他完全尊重他们的喜好;杨绛从外地回来，他居然有心灵感应……
此外，杨荫杭还爱好收藏古代钱币。据说他在著名收藏家宣古愚的引荐下，曾经买到4盒古钱。这套钱币上自周代刀币，下至隋代五铢，极其珍贵。对于这件事，杨绛也有记忆。她说：“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替掉些父亲的心力。”杨绛读大学以后，杨荫杭突患中风，居然在法厅辩护时说不出话来，从此便放弃了律师工作。后来他致力于《诗骚体韵》一书的写作，大概是自己觉得不满意吧，后来他把这本书毁掉了。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夫人在逃难中去世。战争期间杨荫杭流离失所，辗转于苏州和上海之间。由于在战乱中倍受煎熬，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享年77岁。
对于父亲的死，杨绛在回忆中写下这样的话：“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这段话让我看到了她对“文革”的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