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
《朝花夕拾》是鲁迅惟一一本散文集，是鲁迅先生回忆早年生活的文字。然而，“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情感上来看，还是从创作背景，以及创作手法上来分析，这个作品都具有更深广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作者创作的视角，来探寻《朝花夕拾》的文外之旨。
满溢乐趣的百草园，质朴严谨的书塾，善良仁慈的阿长，乃至正直热情的异国老师……这些儿时记忆，曾时时“蛊惑”着作者，也使每一个读者，对《朝花夕拾》产生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温馨的回忆。这固然没错，然而，作者自己却又说，这些回忆，“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王得后先生在名著导读中，也分明告诉我们：《朝花夕拾》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只有深入阅读，才能获得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结合到《朝花夕拾》这个具体的作品，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探讨。
一、罹陷纷扰：现实很“离奇”
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实践，它首 先“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鲁迅先生自己也有过相关的阐述，认为倘要论文，必须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据此，我们首先谈谈作品的创作背景。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岁，时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把攻击“现代评论派”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期的开始，是女师大的校长事件。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他赴厦门，又赴广东，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 这是李长之对鲁迅生活和思想的发展，所划分的一个阶段。我们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恰当，但他所列举的这一段的重大事件，却涵盖了鲁迅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遭遇，构成了这一时段鲁迅创作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篇》就是最好的例证。问题是，这一背景对《朝花夕拾》这样一部回忆性作品，有没有产生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作者就创作过程专门谈到：“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这话看上去说得十分平静，但这种强调的本身，就透露着作者难以自抑的愤激之情。难以想象，身处“纷扰”，面对迫害，作者还能沉浸到温韾的回忆中，去创作一些所谓的“性灵”文章。
阎昌明先生在《鲁迅与陈西滢》一书中指出：“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关键词’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反被鲁迅引用，以为还击的武器。” 据统计，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篇》中，“流言”、“公理”、“学者”、“正人君子”等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如“正人君子”这一概念，共出现过59次。同样，这些词在《朝花夕拾》中也并不鲜见，出现的次数依次为：“流言”8次，“公理”6次，“学者”7次，“正人君子”4次。而在《无常》一文中，引
用更是频繁，除了上述词语外，另有：“模范县”、“绍兴师爷”、“下等人”、“碰壁”、“跳到半天空”、“放冷箭”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章与他的杂文如出一辙。
二、藏颖词间：内心很“芜杂”
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
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
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
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写书塾中小孩读书的这一个场景，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读着这样佶屈聱牙的文字，我们似乎很容易认同：它表现了封建教育的陈腐。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这些句子的本义，包含着“求仁得仁”的从容，发愤有为的自励。
这是鲁迅初到厦大写成的回忆，而在他稍后写成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却一开头便是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中间又写道，“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这些文章所叙写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关联，但从文章所传达出的感情来看，隐隐地构成了一条线索。
如前所述，当时鲁迅的生活，正经历着重大的改变。这时，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虽然尚未完全结束，北洋政府的迫害也让他极为愤慨，但他的所有工作并未中断，而且，通过抗争，原先担任的佥事的职务得以了恢复；与此同时，由朋友介绍，厦大向他发出了邀请，或许出于多种原因，鲁迅欣然应允。按他的说法，此行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自己“少问别事”，避开纷扰，一则可以“专门讲书”，同时写点文章，“印点关于文学的书”；二则也是为生活计。可是赴任不久，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至，于是，他很快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终于到厦大不到一个学期，就辗转去了广州。
如果把他的这段生活经历与相关文章所反映的感情变化相比对，显然，两者之间与其说是某种巧合，还不如说是作者真实内心的折射。
“鲁迅先生的写作，总是由于当时相当事实引起了感想的。”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所写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
心由境生。“离奇”的处境，使作者的内心十分“芜杂”，有时甚至相当的矛盾：譬如他在谈到《野草》时，说“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在《两地书》中，也曾有过“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感慨；但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却呈现出积极昂扬的一面，他说“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反映到《朝花夕拾》的整个作品中，我们就可看到，有时他直抒胸臆：“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有时甚至痛斥诅咒，如《二十四孝图》；有时则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如对阿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为情造文：内容很“蛊惑”
尽管《朝花夕拾》是作者惟一一本散文集，而且其中作品的抒情
性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文学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不少成为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之作。有研究者这样评价：
“因为是回忆，因为是说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觉到亲切，像是当着春秋的佳日吧，在森林里被轻风吹拂着一般，我们所见的便是安详、平和。”
“与其强调《朝花夕拾》属于一般的自传，毋宁说它更象真正的作品。”鲁迅自己也把它称为“回忆的记事”，大概在于区别其他的杂文。
古人论文，推崇为情造文。依照鲁迅当时的情形，可谓是“志思蓄愤”。事实上，抒情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直接宣泄现实的苦闷，也可以转向记忆和幻想，用另一个充满诗意的境界，把自己从这苦闷中吸引出来。显然，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较多地采用了后一种方法（当然也不乏杂文式的议论）。这种选择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
对此，韦勒克有过相关的论述。他认为，“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的。此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艺术家借其艺术去体验生活，与人们实际生活经验有所不同；实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在文学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
拿这个观点来分析《朝花夕拾》，也同样适用。作者曾经说过，自己有一时屡屡受了记忆的蛊惑，进而时时反顾。不错，每个人都有蛊惑他，使他时时反顾的记忆，但他在什么时候回头过去，却多半取决于他此时此刻的具体心境。当现实中在某一方面情感极盛时，作者就不自觉地转向过去。所不同的是，他所作的回忆，并非单纯地为淘取慰藉，更主要的是，在于通过对往昔印象的重新描绘，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感情，或者更具体一点，那就是与“正人君子”之流所笼罩的黑暗相抗争。所以，李长之十分肯定地认为：“‘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只有这一句才是这些散文背后的一字一句的骨髓。”
四、笔区云谲：表现很“闪烁”
还是上面引用的那句，也可以用来讨论他的创作方法。在《小引》中，作者说：“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这里的“离奇和芜杂”，所指的不仅是现实，也是一种心情，而且，惟其因为“离奇和芜杂”，所以作品的表现手法也就显得“闪烁”起来——“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当然，这种创作的特点，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情性”。对此，在《两地书》中，鲁迅坦言：“自己爱作短文，爱用反语，……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至于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 ”
这话说的是实情，也是自谦。畅达自有畅达的好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同样，简练、含蓄，不同于晦涩、雕削，当可使文章言近意远，辞约旨丰。其实，鲁迅对自己的这种作文方法是并不排斥的，在谈到《野草》一书时，他就自认为“技术并不算坏”。所以，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朝花夕拾》中，作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其中，而且得心应手。如《五猖会》中，作者一方面叙写“我”对五猖会的渴盼，但另一方面，却又奇怪五猖神的与“礼教”有妨；《无常》中，作者竟把无常刻划成一个“鬼而人”、“理而情”的形象，认为它与人最为稔熟；即便如《阿长与<山海经>》，作者描写阿长喜欢“切切察察”的毛病，或者也可让人联想到他所憎恨的“流言”……可见，这样的“闪烁”之间，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深长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