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今年21岁。在中国生活半年之后，她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她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弃婴，美国家庭的养女。20世纪的最后10年，有超过3万名中国弃婴被跨国收养，从此成为“美国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女孩。
在长大的过程中，这些曾经被遗弃的孩子，获得了幸福的童年，但她们从白人父母的眼睛里，看不到自我的映射。在美国这个强调独立人格、寻求自我的国家，当女孩们相继成年，“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她们被这样的自我审问反复纠缠。
20年过去了，那些女孩们已经相继成人，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回到中国，寻找父母，找回遗失的生命密码，发现真实的自己。
然而，寻找家人和找回自己，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成为了美国人
“96.9.15 生”这是女婴的母亲给她留下唯一的出生介绍，写在一张撕得方正的红纸上，藏在包裹她的浴巾里。女婴被路人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备案登记后，又被民警送到洛社计生办，最终被转进无锡福利院。“锡芸竹”，这是福利院给她的新的身份。
“锡芸竹”并没有成为她后来的名字。她的命运很快与一位美国妇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95年，41岁的克罗蒂女士辞去白宫的行政职务，回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定居。克罗蒂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已经结婚生子，她最小。因为常年满世界跑的工作，她没有结婚。安定下来之后，她想要一个孩子，她希望是个健康的女孩，因为没有丈夫，克罗蒂不知道如何和男孩相处。
独身很难在美国收养孩子，法院更倾向于将问题儿童或者孤儿交给夫妻收养。有收养了中国弃婴的朋友告诉克罗蒂，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健康女孩被遗弃后寄养在福利院里，她们需要一个家。
克罗蒂开始查阅和中国收养有关的资料。她发现，在中国收养孩子只需要等上一两年，审核程序快，费用也相对合理。1996年收养一个中国弃婴的费用在15000美元左右，包括向中国福利院支付3000美元的“儿童抚养费”。克罗蒂找到一家名叫“共同收养”的美国中介机构，她决定收养一个中国孩子。
锡芸竹的资料被无锡市福利院整理递交到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克罗蒂的收养需求同样被邮寄到此。CCCWA是中国负责涉外收养事务的主要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有权力根据孩子的情况和国外养父母的需求来为双方配对。命运在这里流转，新的家庭随着两份材料的堆叠而被重新组建。
1997年，刚满一周岁的锡芸竹在福利院见到了来接她回家的陌生妈妈。在美国大使馆，“锡芸竹”有了她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凯特・克罗蒂”。
这一天，凯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不幸的她们或许是幸运的，可随着成长，曾被生硬地抽离了的生命基因注定将在她们的命运里，不经意间冒出来，烦扰她们，也提醒着她们。
“我是否值得被爱？”
凯特小时候，非常讨厌“中国”。
可小时候，凯特从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有任何质疑，“我就是个美国人”。
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被收养的孩子，但我是美国人。”因为养母的爱尔兰血统，她有时也会称自己为“爱尔兰人”。但同学还是会彼此议论，“凯特是中国人，我知道她是中国人。”她对此异常敏感而愤怒，她大声怒吼，或者向老师和母亲哭诉。但同学的嘲弄并没有停止。“也许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觉得看我生气好玩。”她事后回忆说。
同样的困扰也伤害着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佐伊。
她担心自己永远不够优秀，怀疑养父母无法像爱其他孩子一样爱自己。
佐伊甚至用过药物治疗，来帮助自己缓解情绪。“你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被收养的事，而是关于不自爱。”她说。
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
2014年6月，凯特和母亲一起踏上中国的寻亲之旅。她们从北京、西安、成都、桂林，一路南下，这是凯特第一次在中国旅游。吃火锅、包饺子、看大妈跳广场舞，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她来说都是新奇的事情。 但凯特感觉“像回家了”。每个人都长得跟自己很像，他们会主动跟我说中文，向我问路。“太奇妙了！”走在中国的马路上，凯特会故意离白人妈妈远一点，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她是中国人。第一次被淹没在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里，凯特觉得很舒服。
福利院、派出所，凯特循着来时的路一路回溯，曾经居委会的台阶已经变成了工厂的侧门。她很难想象，18年前，自己曾经孤零零地躺在这里。
虽然凯特的一路寻找都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无锡都市资讯频道还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她的寻亲故事。但CCAI（美国最大的专门服务中国孤弃残儿童的非政府慈善领养机构）创始人仲辉透露，相关部门并不希望看到跨国弃婴大规模的寻亲活动。曾经多次帮弃婴回国寻亲牵线搭桥的常昌富，因为是弃婴的原因，也没有得到官方的协助，动用的都是私人关系。
凯特最终没能找到自己的生母。根据医院的出生记录，唯一一个可能是她生母的人在四川成都，然而两天之后，在她上飞机之前，工作人员向她确认，这个人不是她要找的妈妈。
来中国寻找母亲的索菲亚同样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母。
有时候，索菲亚照镜子，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她说。
我是谁？
“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寻找失败。”常昌富说，对孩子而言，回中国，与其说是寻找父母，不如说是寻找自己。
2011年起，CCAI和中国民政部合作，每年都组织收养家庭和孩子回国“寻根”。创始人仲辉说，你无论如何去和孩子解释“中国”，描绘“长城”，都不如带他们回国，让他们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或亲眼看到兵马俑的那些时刻来得感动和震撼。
1993年颁布的《海牙国际收养公约上》确立了弃婴“本国优先收养”原则，以及在跨国收养中“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儿童最佳利益”中有一条“充分考虑儿童的成长和其种族、宗教及文化背景”，让他们尽可能接触接受出生国文化。这也是自50年代朝鲜战争后，美国针对第一次大规模收养韩国弃婴之后一二十年间暴露出问题提出的补救措施。
这些社会中上层的白人家庭，为这些弃婴创造了非常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他们急于让孩子融入美国文化，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但是，当这些韩国弃婴在十几二十岁进入学校和社会后，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认识危机”。
这些来自韩国的弃婴长期和白人父母生活相处，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亚裔身份。可一旦进入社会，周围的人并不把他当做白人对待。尤其是在比较封闭的白人社区，“他们会好奇我亚洲人的长相，像看一个怪物一样围绕着我。甚至在学校巴士上对我说一些带有种族偏见的淫秽下流的语言。”一些成年后的韩国被收养者回忆，那是在美国种族矛盾最为激烈的六七十年代。
但寻根的路已经被完全切断。他们只有英文名字，吉姆、凯特、米娅;他们不会韩语，不懂任何的韩国文化。在巨大的认知反差之间，有些孩子甚至选择了自杀。
当第二波大规模收养中国弃婴的浪潮来临时，美国的养父母们已经会尽可能主动让孩子学习汉语，带他们去唐人街，过农历年。但这并不容易，如凯特这样的孩子，在一开始会非常抗拒“中国”。为了不让自己孤立，她们想尽可能快地融入美国孩子的氛围。
等她们在十五六岁甚至年纪更大的时候，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周围大多数人不一样，去追问“我是谁”的时候，一张嘴，已经是一口标准的美国口音了。学习中文对她们来说，并不因为是中国血统而容易些。
这些在21世纪初被收养的孩子，很快也将逐渐成年，她们是否会和凯特、佐伊一样，遭遇如何寻找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否会执著地找回自己丢失的密码？
可无论如何寻找，命运于这些孩子而言，像一张被磨损的唱片，即使尽力修复，也难以听见最初的和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