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批黄金支撑了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的艰难岁月，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它使台湾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冲击。
消息见报后，举国震惊。本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以闹剧收场之后的金圆券就已经江河日下，发行仅半年就已贬值到五百分之一。此消息一出，金圆券更是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上海更是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黄金挤兑惨案”。
乔治・瓦因或许没意识到这则报道捅了一个多大的娄子。当局一面“辟谣”，一面抓捕“造谣者”。乔治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判处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获释放。
“绝密”的运金计划
范元健是国民党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的船员。1991年8月，他在台湾忆起当年运出黄金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蒋介石的秘密运金计划应该与其迁台计划同时出笼，是在1948年底。国库的黄金对蒋而言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本钱，绝不能落入共产党和桂系李宗仁之手，为此，运金计划必须保持极度机密。10月9日，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对他首次谈起以改储金地点方式为由转运黄金的问题。为了谨慎，整个计划参与者全部为蒋的心腹。
在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蒋介石还急电养病中的亲信陈诚，命其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与此同时，大批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黄金挤兑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而金圆券更是一泻千里，此举使得许多小康人家倾家荡产。
“预支军费”的“黄金草约”
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和桂系的“逼宫”，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蒋还不忘国库里的剩余黄金。1949年1月8日，他密召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商谈运金事宜。因财政界反对声音较大，在俞鸿钧与财政部沟通、施压后，由蒋介石拟订一份“草约”，把国库资金的半数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起来，然后再秘密运出。之所以拟订这样一份“黄金草约”，据吴嵩庆之子吴兴镛博士推测，蒋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这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此时，蒋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吴认为，应该还算合法的。
但是这次所运的90万两黄金，与之前1月10日运走的10万两一样，都没有直接运抵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鼓浪屿晃岩路30号）。
对于档案是否随“太平”轮沉入海底的说法，吴兴镛在查阅央行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国库被搬空
与上一批运出的黄金一样，这一次运出的黄金也并没有正式入账，都成了财务署掌控的绝密军费。对曾经阻挠黄金转移并涉嫌泄密的刘攻芸，则被蒋介石列入了“黑名单”，以致他在国民党赴台后被冷落并无法立足，1950年举家迁往新加坡并客死他乡。
等到李宗仁知晓此事时，国库黄金已差不多被搬空。他一面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一面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要求运回黄金，但其命令均成一纸空文。不仅如此，4月南京失守后，国库剩余的20万两黄金也由负责守卫上海的汤恩伯在蒋的密令下运往台湾。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圆100万元”。其后，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汤要求中央银行“除暂存留黄金5千两，银圆30万元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而所谓安全地点，指的正是台湾。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按计划，“汉民”轮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被迫停驶。第二天拂晓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起锚。
至此，上海国库内之黄金，前后分成四批，全部被运出。
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
今天，大陆黄金运台一事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这件对台湾看来大有裨益的事情，在当时参与此事的当事人那里，却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毕竟，正如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提到的那样，“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这些黄金作为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然而，无数百姓却因金圆券的剧烈贬值而倾家荡产。
因此，长期追踪研究黄金运台的吴兴镛先生提议台湾当局，用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的利息建立一个“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他还声明，将其所著《黄金秘档》一书的全部稿酬捐献给这个基金，用以增进两岸交流、争取两岸和平。在他看来，这也是对大陆许多由于这笔巨金运台导致金圆券狂贬而受到损失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