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寻根”的昨天与今天
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曾经掀起过很辉煌的“文学寻根”运动。然而,短短两三年间,它就如昙花一现,迅速从文坛消弭,之后更为人们完全否定和基本淡忘。在谈论这场运动时,同时代和后来的许多人几乎一致认为其失败是必然的,理由在于其主张背离了时代潮流,犯了方向性错误。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当时(甚至包括之后)中国文学迫切需要的,是向西方学习而不是向传统回归(寻找)――事实上,取“文学寻根”而代之的正是以追慕西方文学为指向的“先锋文学”潮流。迄今30余年,中国的文学潮流虽略有起伏,但基本方向却从未移易:西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主导和最终目标。
然而,我以为,“寻根运动”的失败原因值得重新反思,更不能因其失败而对方向性价值予以完全否定。换言之,“寻根运动”的失败也许并非在于其方向本身,只是由于时代(社会)和个人等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了“寻根运动”未能充分而健全地孕育和成长,从而迅速走上夭折之路。
从时代方面说,社会尚未形成“寻根”的大趋势,致使其缺乏充分而坚实的背景。当时正处“文革”结束、打开国门不久,整个社会都在感叹西方物质的强大和文明的进步,慨叹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愚昧,无条件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为全民共识――除了个别因为意识形态障碍而反对者之外。文学界也一样。作家们面对琳琅满目的西方文学世界,再对比刚刚走出单一和狭隘、处于艰难恢复期的中国文学,自然滋生强烈的落后感和危机意识。追赶西方文学、得到西方文学的承认,不只是个别作家的梦想,更是整个文学界的集体意愿。另外,当时的社会文化主导是“回归‘五四’”,将传统文化视作封建思想的观念依然是时代主流,一般人很难背离时代潮流来进行思考――直到几年后,由“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而改变了政治文化导向,“新儒家”思想领了时代风潮,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开始在知识界形成剧烈冲击,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观念才有所改变。
从个人方面说,那些主要由“知青”群体构成的中青年作家,虽然在乡村的人生经验和多元文化撞击的影响下,萌生出对“五四”传统进行反思、对传统文化进行重审的强烈意愿,但是,他们当时的文化积累尚难以真正承担起“寻根”的重任,也匮乏真正立足于传统“寻根”的深层自觉,特别是他们长期接受的是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导的思想文化教育,在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在短期内难以越过“五四”文化的雷池,在完全悖逆于现实文化潮流的道路上走得更远。①
所以,在根本上说,“寻根运动”一开始就不是在完全自然和自发的背景下孕育出来,而是其他因素催生的结果,或者说,它并非独立的自觉产物,而主要是在其他外在因素刺激下产生的,其背后有浓烈的西方文学(文化)焦虑和困惑因素――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承认,“寻根运动”最初和最基本的触发点就是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让一些作家意识到,要追赶上西方文学,除了学习,还可以另辟蹊径,通过“民族个性”取胜,而且,比起一味的向西方学习,这种方式更能让作家们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保持至少是表面上的自尊。
在这个意义上说,“寻根运动”可以说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所以,无论是从运动的一开始,还是在短暂的发展过程中,都可以见到其内在和根本性的缺憾。
其一是仓促草率的准备。“寻根”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至少它需要真正扎实去“寻找”,需要对“根”做出客观全面的检视、甄别和分析,即使是文化功底再好的人,要做好这一工作,也不可缺少较长时间的认真准备。但是,“寻根运动”的兴起却相当匆促。作家们都急切地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姿态,张示自己的宣言,却缺少具体、细致的“寻找”过程,也难以看到深入沉潜的思索。
以“寻根文学”的主将韩少功为例。《文学的“根”》的呼吁发出不足半年,《爸爸爸》就问世了,再半年,《女女女》也问世了。要知道,韩少功并不是一个以创作量见长的作家,在“寻根”作家群中,他的创作还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但如此之短促的时间要真正深入地完成理论思考的深入,显然是很困难的(作为个人,韩少功倒并没有真正放弃其“寻根”之举,他1996年问世的《马桥词典》可以说是一部晚到的“寻根”力作,也达到了他个人创作的高峰)。于是,从1984年“寻根文学”口号提出一年多间,“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几乎全部问世――当然,我并不否认作家的创作是长期孕育的结果,也不否认韩少功等作家在发出“寻根”宣言之前早有思考,其“寻根”具有一定的厚积薄发因素。但是,从一个集体行动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跟随者来说,如此之快的创作速度,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作品是依靠扎实的“寻找”功底才获得,并且这些作品中又真正蕴含有深刻的文化之“根”。事实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短暂的创作冲动过去之后,作家们再无后续之作,根本无法以作品来支撑起“寻根”的大旗。
其二是浅白简陋的内涵。“寻根文学”作品并不算很少,但是,读完这些作品,究竟什么是他们寻找到的“文化的根”,却难以让人言说。正如郑万隆所说:“我小说中的世界,只是我的理想和经验世界的投影”,②除了阿城的《棋王》能够被人解读出有某些道家思想的印记(其实也有牵强和浅白之处),其他的“寻根”作品很难寻找到真正有内蕴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们更多只是作家自我和某种观念的表现而已。以这样浅陋的内涵来作为“寻根”的成果,自然会让那些试图在其中感受和体会文化之“根”内涵的读者们失望,也难以让“寻根文学”名符其实,产生好的文学效果和社会影响。除了思想内涵外,艺术表现上也是如此。“寻根文学”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对“根”(文化内涵及其体现者)的细致书写和深层表现,而是大都采用大而化之的方式,从虚幻处着手。比如其中的“丙崽”“小鲍庄”“葛川江”“棋王”等“根”的意象,都少有对文化深刻的体悟、细致的描摹和真切的展示,更多只有抽象的象征和空洞的抒情。如果我们将之对比一下同时期的以邓友梅、冯骥才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小说”创作,感受更为明显。这些以表现地域民俗文化为特色的作品,虽然在大的文化指向上并不宏阔,但在文化细节展示的细致具体上却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寻根文学”。 从文学层面上说,文学思想的深邃独特,需要建立在在深远的民族文化之上,民族个性化的精神、文化和思维方式,是文学思想最深厚的资源,也是其独特性之根本所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审视世界的方式,中国文学也有独特的审美传统,当前中国文学需要与这些传统勾连起来,才能实现其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和审美品格,才能真正深入地揭示现实、特别是现实中的人,也才能以独立的思想和文学审美卓立于世界文学中。正如诗人臧棣所说:“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是多样化的,但缺少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从而容易产生不同的评价。在日本、美国等国家,一个诗人无论写得多么反叛、怪异,但他的作品总是能够和本国的诗歌传统发生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在中国诗坛,我们缺少一个‘主心骨’,对于什么是伟大的中国诗歌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诗人们的作品放在共同的平台上进行比较,对这些作品的意义也无法作出价值的判断。”④缺乏对民族个性传统的深刻体认和体现,是当前文学未能呈现出独立、深邃文学思想的根本原因,也严重局限了当前文学的总体质量。
从社会接受层面看也是如此。当前文学过于偏重西方文学的接受和认可,相当多的作家完全以西方文学趣味和接受标准为写作方向,严重与现实本土生活相疏离。换句话说,他们写的也许是中国的生活,写作方式却不是遵循真正的中国现实,而是遵照西方式的观念和趣味――1990年代人们曾经批评过的“后殖民主义”现象在今天并未消失,相反却是愈演愈烈,方式更丰富也更隐蔽。同时,正如作家宁肯所说:“中国当下写作的根源似乎都在西方,我们顺口就能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却独独对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处于失语状态。”⑤在审美趣味上,作家们也完全忽视与大众接受有深远关联的传统审美方式,拼命追求西方化的文学特征。以诗歌而论,当前诗歌艺术的理性化、知性化特征完全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相悖,充斥诗歌之中的是晦涩抽象的西方理念,精神和情感都与传统审美严重疏离。而且,在诗歌作品中基本上看不到普通大众的生活,甚至连诗歌意象都是西方式的,如太阳都是“阿波罗”,月亮都是“阿尔忒弥斯”。文学不关心大众,不以大众需要、关切为念,甚至根本就不去写大众,自然是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和欢迎,也肯定产生不了应有的社会影响。
在明确“寻根”意义之后,再来谈“根”的内涵。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既需要吸收1980年代“寻根运动”的某些倡导,接受他们的启迪,但更应该进行全新的辨析和必要的纠偏。
其一,应该在更丰富的内涵上来理解“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包括儒道释,包括民间文化,其中也包括已经有了近一百年历史的“五四”新文化传统,都应该成为“寻根”的内容。这当中,需要特别谈到主流传统文化问题。1980年代的“寻根运动”明确将“根”集中于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予以排斥。这一看法带有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痕迹,片面性是很明显的。任何文化传统都由主流与非主流组成。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文明传统比较悠久、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度,主流文化绝对是占据中心,成就和厚度也更为突出。寻根,离开传统主流文化显然是难以完成的。
其二,需要更充分地关注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传统。正如郑振铎对民间文学的评价:“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⑥ 民间文学和文化以边缘的立场表现了对社会独特的审视,其艺术也充分切近着农业文明状态下的质朴生活,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和魅力。特别是在当下,因为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生存正遇到严峻挑战,甚至濒临绝境,汲取其精神和艺术,是丰富文学内涵、拓展其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其三,需要正确和全面认识“五四”新文化传统。很多人认为“寻根”与“五四”文化是完全对立的。其实并不尽然。“五四”文化对传统的鄙薄固然有其局限,但客观上,“五四”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借鉴传统,也部分地发展了传统。遗憾的是后人只看到他们当时的反传统态度(事实上,这种态度更多是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而不完全代表他们真实完备的思想),却忽略了他们与传统的深刻关联。典型如废名等人创立的“诗化小说”。它是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与现代小说艺术相沟通,将诗的艺术特征融入到小说形式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征。虽然非常遗憾,由于缺乏与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的深度关联,因此丧失了生活本身的鲜活生命力,从而局限了其读者和社会影响力,但他们对传统的许多探索和创新都有很多值得传承和发展之处,值得今天的“寻根”者汲取⑦。
三、 今天文学如何“寻根”?
相对于1980年代,今天的文学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重倡“文学寻根”来说,其中既有有利之处,也有艰难的一面。
从有利方面讲,现在的政治、文化环境更为宽松,社会的文化意识也更开放和多元。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深刻和全面,简单化的思维正为绝大多数人所抛弃。特别是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各个领域学者们对它的梳理辨析更为深入,社会认知更为客观科学,这是今天“文学寻根”很好的社会文化基础。而且,几十年间,虽然受大的潮流局限,真正有“寻根”意识的作家不多,特别是在理论上推进不很充分,但依然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上进行艰难而自觉的探寻,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对今天的“寻根”活动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从不利方面讲,其一,时代文化的西方主导色彩更见突出。随着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全球村”的特点更加明显,西方文化随着商业文化进入中国,并占据了完全主导的位置。可以说,在包括国家行为到一般大众思维,几乎一致地认同西方文化,民族传统被视为落伍的代表。文学的发展与这种潮流基本一致,当年“寻根运动”夭折后,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文学界,作家们避之唯恐不及,基本上回避谈“传统”“民族化”“本土化”这样的话题,思想和创作重心完全放在世界化、全球化方面。虽然在这当中,并非没有反思和理性的呼声,但相比于大的潮流,声音非常微弱,几乎被淹没于无声。其二,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更显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社会的政治、文化等领域,主张回归传统的呼声也很强烈,虽然其内涵不直接关涉文学,但却有着难以廓清的复杂联系。比如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着强烈复古传统文化的新儒家观点;在政治文化界,也有以传统文化对西方民主观念进行排斥的声音。这些思想的存在,客观上会搅乱人们的视线,也会让许多人误以为文学的“寻根”等同于政治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复古,从而对之产生反感和犹豫。 上述情况,在客观上导致了“文学寻根”的思想只能是寂寞的,是逆时代大潮而行,甚至可能为人所误解和排斥。同时,它也要求“文学寻根”者需要更严谨地限制自己的行为和方式,在内涵和外延上做出更清晰的辨析,明确“文学寻根”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依附,也不是以文化为旨归,而是主要局限于文学层面。只有这样,它才能不被混同于政治和文化思潮,更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目标,不至于走向歧途和逆向。所以,在今天重新提出“文学寻根”,既需要吸取1980年代失败的教训,也需要考虑新的时代变化,在思维、方法上等方面做出改革和调整。具体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平等自信的主体性姿态和创造性的现代立场。正如前所述,1980年代“寻根运动”的重要匮乏之一是西方文化主导的心态。在今天,只有平等自信的心态,才有可能有主体性的立场,真正客观面对传统。事实上,面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我们完全拥有平等对话的基础。这不是说我们的文化一定比西方文化优秀,更不认为中国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成为时代主导潮流,而是需要承认,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是有独特智慧、是具有丰富内涵和生命力的,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它当然需要蜕变、发展和更新,但却绝对没有失去存在的意义。相反,它在面对人类的现实处境时能够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人类解决困境和向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文学方面也是一样。就长篇小说、戏剧等文体,西方文学的传统比中国文学悠久,成就也更大,但传统中国文学也拥有自己的显著个性,同样抵达了文学的顶峰,是优秀人类文学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自信的基础。
但是,平等绝不意味着封闭,自信更不是蛮干。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思想的现代创造问题。“寻根”绝对不是单一的、狭隘的,不是对古代的一味膜拜,不是简单的寻古和无原则的吸纳――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寻根”不可缺少的精神之一就是批判,它是对传统的创造性再造,是一种现代的选择和批判性吸收。“寻根”绝对不应该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不能成为文化守旧、作传统文化的守灵人。在这方面,1980年代部分作家的创作有着前车之鉴。当时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作品,对传统文化(包括一些背离现代文明的内容)一律持怀念和赞赏的态度,结果陷入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窠臼。所以,对于今天意图“寻根”的作家最需要的,也许不是简单地做某种立场的宣示者和维护者,而是应该立足于客观而深入的展示,以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获得自己的价值。
二是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如前所述,1980年代“寻根运动”作家普遍认为“根”存在于历史当中,因此,他们普遍到古代历史或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中去寻根,所写的多是古代的边野文化或民间传说。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追溯远古历史,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写即将消失的葛川江渔民。即使是那些涉及到现实题材的作品,也基本上不是对现实的写实,而是选择抽象和象征的方式。韩少功的《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一代风流》,等等,都是如此。
但其实,文学的基本表现对象都永远是现实,文化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所在也是现实。在任何民族文化中,传统并不是僵死的,不是仅存于典籍的。按照物竞天择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能够以健全状态生存的民族,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都会存活于民族生活中,而那些不能留存于现实中的传统必然有其与时代发展不适应处。而且,如果传统需要借助历史的外壳才能呈现价值,那就很难说有生命力了。换言之,传统中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内涵是蕴含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文学的寻根,最首要、也是最有价值的方式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既能赋予传统以鲜活气息,也能促进传统的现实关联。所以,“文学寻根”的首要方式应该是在现实中(或者在与现实密切的勾连中),通过揭示和探寻现实生活(人)的传统文化因素,让现实与传统得到最直接的关联――寻找的目的不是僵化,不是拉到博物馆去展示,而是赋予它新鲜的生命和活力,让它进入现实生活当中。否则,即使找到了传统,也是僵硬的、缺乏生命力的。
在这方面,新文学历史上除了“寻根文学”的教训之外,也有成功的创作可以作为借鉴。比如莫言,虽然没有广泛地宣言“寻根”,但正如他认为自己“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⑧他应该是当代文学中最成功的“寻根”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终立足于乡土大地,深深扎根于在《聊斋志异》为代表的齐鲁地方文学和文化传统中,营造出“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从而完整地再现了一部中国近现代乡村历史,是对文学之“根”的多层次多方位挖掘和表现。再如现代京剧艺术(京剧虽属艺术类型,但现代京剧非常重视语言创作,其文本完全具备文学效果)。虽然现代京剧是在特殊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兴起并赢得巨大影响力的,但客观来说,以《红灯记》《沙家浜》为代表的现代京剧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准,特别是在方法意义上,给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赋予了新的现实内容,让其获得了新生。
三是处理好思想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寻根,究竟是寻思想,还是寻形式(艺术)?究竟是寻一种抽象的精神,还是具体的内容?对此,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以为,这二者当然不能截然割裂,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中也包含有适合民族审美特征的因素,关联着与中国文化一致的思想和精神,特别是在小说的故事化和诗化的融合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它们对今天文学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特别是被大众接受,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所以,适度的文学形式、特别是方法借鉴是有必要的。但是,就根本来说,寻根的重点不在器物,不在外形,而在精神和灵魂。不在简单的艺术形式继承,而在对世界的观照方式。内在的思想是“寻根”活动中最根本的精髓。
单纯的形式继承是难以获得成功的。因为具体的文学形式和方法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随着社会生活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那些具体的传统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大多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将它们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重新灌注其生命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一点,在文学史上已经有教训可寻。比如1980年代曾经流行过“新笔记小说”,它完全借用传统的笔记体小说形式,试图以现代内容使其再生。汪曾祺、林斤澜、何立伟、聂鑫森等作家都付出了不少努力。但客观地说,这一形式取得的成就有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太过于倚重传统小说形式,创新和发展上有所不够。再如近年来贾平凹借用明清小说语言来反映当代生活,反响很大,但同样成绩不佳。这些语言在叙述传统的、节奏缓慢的生活书写时也许显示出特色,但在叙述快节奏现代生活时则明显让人觉得生硬和滞涩。
在今天重倡“文学寻根”,不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也肯定有非常大的难度,甚至会遭遇各种困厄与困境。但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来说,它也许是无可回避的选择,至少,它可以以更自主的方式验证一条道路,探索一种文学与民族、与本土关系的深层可能性。
注释:
①参见拙文《“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心理与文化困境》,《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②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③参见拙文《新文学本土化理论引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④黄尚恩:《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文艺报》2014年7月11日。
⑤傅小平:《中国为何缺少“作家中的作家”?》,《文学报》2014年9月4日。
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⑦参见拙文《中国传统文学的换形变体――论“诗化小说”的兴起与传承》,《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⑧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