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古代，当人们对案件的审判不公或其他权益遭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击“登闻鼓”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国家也通过立法等方式对这种救济渠道加以规定，以此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虽然当时的法律与今天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相差较远，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本文探讨明朝登闻鼓案件的审理程序，以还原历史，对解决我国当今的上访等难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明朝 登闻鼓案件 审理程序
一、击登闻鼓的鸣冤的由来
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听取官民意见之言或冤抑之情，特别在皇宫大门外设登闻鼓，规定若有认为审判不公的，可以击登闻鼓诉冤。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击登闻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之一。我们常常在影视片中看到，冤屈的百姓在衙门口击敲鸣冤的场面，所击的大鼓就是登闻鼓。负责登闻鼓的官吏听到鼓声则立即出来受理立案，不得有误。相传尧舜之时，就有“敢谏之鼓”了。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击鼓上言。据史载，周时悬鼓于路门之外，称“路鼓”。后经历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己巳，置登闻鼓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敢阻告者罪。后移设于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
二、明朝时期登闻鼓案件的审理程序
1、审问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是击登闻鼓或者到通政司告状的，连人带状移交到都察院，由都察院“责令供状明白，保管听候。” 京外的军民百姓赴京及登闻鼓或向通政司投状的，立案后应在本地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审问。监察官审阅供状，根据被告身份等级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提取方式，经审查如果是流品之内的官员，都察院需奏请皇帝，获得批准后才能提取人犯。如果是“军民人等给批差人提取”，只需要发出公文就可提取人犯。提取人犯后，由告状人与被告人对质，由监察官详细的记录被告人的供述和辩护词，然后将被告人监管起来听后处理。对罪犯应当严加看管，追缴其所交代的赃物，赃物追缴完后上交管理仓库之人收贮。然后议拟罪名，开写发案是由，审讯情况，供述情况。
2、判决
按惯例，应当判处“徒流徙死罪充军人数”的，奏闻皇帝。笞仗以下的案件填写牒文，签名画押后，与囚犯一起带到大堂上，命令囚犯将他所犯的罪名和情节复述一遍，如果没有出现前后不一致和翻供的情形，将囚犯押送至大理寺复核，等待大理寺的复核结果。如果大理寺认为所判处的罪名不当，应当驳回，然后再重新审理一次后才能改判。如果经大理寺审理后发现还有疑点，则将囚犯收监听候，转送到其他衙门再审。其他经过大理寺复核无误之人，除笞仗徒流徙罪准许做工的囚犯，应当写明他们的年龄和服劳役的地点，简单的列明他们所承认的罪状以及服劳的期限，“呈堂编发工役。”
3、复核与执行
决杖囚犯，填写执行书，写清楚应判处的罪名，和刑部等其他部门的官员一道做出判决并执行，并将犯人签字的批单收入卷宗。充军的囚犯，填写手本，送到军御史处，按地方编发，并将签发的回执收入卷宗。绞斩死罪的囚犯，令司狱司转送到重囚监牢，固枷收监听候，待大理寺覆奏皇帝后，填写手本，会同刑部等官，一起处决。并将执行完毕日期的批单收入卷宗。无招疏放以及笞杖立即执行完毕、还职、做工、回家的，另行填写公文，差人押送至各有关衙门，发给凭证后放回，并将回执收入卷宗。
4、没收赃物
没收的赃物，每季度终结后报告给都察院，由都察院出具清单，派遣御史到内府的有关仓库，上缴完毕后，将该库填写的回执收入卷宗。如果囚犯的赃物无法及时追缴完毕，责令其供述明白，发回原籍继续追征；如果有审出应当追究的其他人，应当立即报请批准。如果前向审过的犯人生病去世，请官员勘验清楚，确认死亡后，将批单收入卷宗；如果是罪行严重的囚犯需通知大理寺，等待本案审理完毕后，填写结案的过程和理由，并报送审查。
5、审理过程中遇到法律无明文规定罪名的处理
正统四年定：“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追问轻重刑名，中间果有律令该载不尽者，比拟律条，开具请旨。”弘治元年（1488年）奏准：“律无正条，情犯深重者，引律比附，奏请定夺，不得一概俱拟不应。”相当运用法典中的类似罪名处理，与我们今天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洪武二十六年定（1393年）：“凡各道每月以问过轻重罪囚，自月初起，至月终止，将已未发落实在数目各若干，具呈本院，转具揭帖，开报刑科查照。”
6、备案
洪武二十六年定（1393年）：“凡各道每月以问过轻重罪囚，自月初起，至月终止，将已未发落实在数目各若干，具呈本院，转具揭帖，开报刑科查照。”
三、登闻鼓的作用
登闻鼓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封建司法审判中的直诉制度。它始于西晋，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专制主义皇权对最高司法审判权的控制。客观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为官民提供了一个申诉冤曲的场所。登闻鼓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可直达圣听，伸冤雪滥。二是可惩治贪官污吏。三是可发现弊端，促成改革。四是可发现一些有用之才，激励士风。当然，登闻鼓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被别有用心者作为诬告的工具。
三、明朝登闻鼓案件审理程序的借鉴意义
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程序性的规定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家事务在一个高效有序、严肃合理的平台上进行运作。纵观古今中外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程序”一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明登闻鼓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行政程序法的影子。但是，我国目前的程序立法在制度设计上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就像钱穆先生所说那样：“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通过对明时期案件审理程序的研究，发现我国当今制度中的不足，使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明）李东阳等敕撰，《大明会典》，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8页。
[3]彭勃主编《中华监察大典 q法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张晋藩著《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龙文彬纂，《明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版。
[8][明]雷梦麟：《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