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墨学在秦汉时期衰落的缘由占今皆有各种论断、东汉王充认为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论衡薄葬》篇)。胡适认为墨学的衰微是因为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第二，由于遭到政客的猜忌，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胡适:《中国析学史》初版)。梁启超先生则视墨家的衰微为墨家理论难以实行，不符合群众的心理(见梁启超:《墨子学案》)。此外，冯友兰、任继愈等著名学者都对墨家思想的衰微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则根据各位前人提供的史料，简要总结墨家思想在秦汉时期迅速走向衰微，并一撅不振的原因。
一、社会层面上的因素
1.墨家思想对变化的社会环境适应性减弱
战国时期，诸侯竞相争霸，各自寻求强盛的法宝。因此，各诸侯国都试图通过变革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包括商鞍在秦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李懊在魏国变法、邹忌在齐国改革，等等。
墨家思想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基于对诸侯国内部的社会状况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尚贤、节用、非乐等。然而，墨家思想大多是从社会整体的善出发、站在下层人民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社会主张。作为处于封建时代诸侯国的统治者来说，他们不可能太多地关注所谓的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才是各诸侯国所关心的。
在诸侯国之间，其实力强弱不均，这给墨家思想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诸侯国中的小国尽管不希望真正实现兼爱、节用、非乐等，但非攻、尚贤等主张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因而他们推崇墨家思想，并希望强势诸侯国也能奉行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的思想，而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墨家思想也主要是在小国中得到推崇、
秦统一后，各个小诸侯国消失殆尽，墨家思想也就失去了支撑它发展的基础。社会环境也不再是以七雄乱战为主导，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使得墨家思想与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格格不入。因此，从逻辑上说，墨家的衰微是社会变迁的客观结果。
2.墨家思想对现实的社会现象缺乏充分的解释力
一般认为墨家衰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实亡于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之时，战国，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兵疲将乏，民贫厌战。墨子深睿地洞察到当时的社会状况，遂而提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墨子亲士》);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兼爱下》);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以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非攻下》)。这些都深刻反映了墨子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深刻认识，如若这样的主张能为各诸侯所推崇，或许墨学能成就一个与战国完全不同的太平盛世。
但是，兼爱、非攻、尚贤等观念在两百多年的战国历史中并没能很好受到统治者的实践。相反，七国兵戎相见，争民夺地，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社会并没能如墨家所主张的人人爱我，我爱人人，人人利我，我利人人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可能用兼爱、非攻来解释，残酷的现实与墨家的理想主张完全不对称，墨学也就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可。因而，墨家思想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也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社会很难永久地去推崇、传承这样一种与现实完全相左的思想。
3.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者的排挤
不论是孔丘还是墨翟，二者都曾周游列国，其动机无外乎是希望推销自己的那一套治国治民理论。因而，当他们到诸侯国宣讲自己的理论时，都会极力标榜自己的主张多么优良，而非难或论证别派主张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儒学对墨学的打压也是墨学衰落的一个因素，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尽心上》)。应该说墨学和儒学所代表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的思想出发点也不可能一致，所阐发的思想也代表着各自的利益群体。从孟子对杨朱、墨氏的评价可以看出，各家思想之间存在着竞争，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学毫无疑问比墨学更具有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发展和对墨学主张的排斥势必会削弱墨家的发展空间。
二、政治层面上的因素
政治是社会中的政治，社会是政治中的社会，社会和政治本身就拥有着极其紧密的内在依存关系。在讨论墨家衰微的原因过程中，我们把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分开论述是因为其侧重点的不同。
1.墨家主流思想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
墨家比较能够代表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大多数人的利益，王朝则完全代表统治者、剥削者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墨家独被历代王朝视为眼中钉而大肆加以镇压、兼爱、非攻、尚贤、节用、非命等主张明显符合广大下层人民的愿望，而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却没有一个会完全崇尚这样的主张，这不符合他们自己的统治利益。
兼爱是提倡一种君民平等，互爱互利的社会观，兼爱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提出了人的平等性，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待。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主张，但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时代完全不符合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方式。秦国的统一宣告了非攻主张的破产，尚贤常是威胁统治权旁落外族手里的一个因素，节用、非乐、节葬等更是与统治阶级自身生活追求相违背。因此，墨学作为一种不受统治阶级欢迎的思想，要在官家主导的社会得到存续、发展相当困难，只能渐趋走向没落。
2.秦汉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专制取向
秦的统一与法家政治主张的支撑分不开，秦统一后，大举推行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的统治方式。始皇帝对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国百花齐放的文化政策不能容忍，遂而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儒学也因此而受到重创，墨家、道家等的思想主张亦为秦皇禁绝，从法家对儒以文乱法，墨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蠢》)的论调中可以看出秦不可能不禁墨学。为什么受到重创的儒学却没有像墨学一样在汉以后就基本销声匿迹了呢，我们认为秦皇在独推法家的同时也在实质上继承了儒家的礼治等思想，加上儒学内涵几百年来在社会中己经根深蒂固，不可能完全让其消失。而墨家思想则不然，尽管墨学有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的辉煌，但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墨学还是不能和儒学媲美，作为当时社会主导的统治者实际上仍在采纳了儒家的那一套礼治教化的主张。
到西汉时，初期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但是随着国家元气的恢复，无为而治亦不合时宜，儒学开始复兴。同时由于汉文帝、景帝、武帝的镇压，尤其是武帝以后封建王朝实行儒家思想专制，学者再也不敢公开提倡墨学了，如此看来，秦汉时期都是以一元化的思想主治社会，墨学从社会整体的善出发的各种主张都未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这与墨学本身的价值追求有关。因此，秦汉(西汉)二百多年间墨学的卑微地位和凄惨处境不足以让其再发生机，只能走向没落。
三、墨家思想体系自身的因素
墨家的衰微应该说有外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因素，同时在墨家学派和墨家思想体系内部也可以寻求其衰落的一些因素、黑格尔有言口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凡是不能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呢?我们认为墨家思想的衰微与它思想体系的不合理性有关。
1.墨学思想的实用性大于支撑思想长久传承的理论性
一般来说，一种学说、思想既有实用性特征又具有解释性的理论特征，但是二者中哪个特征表现的更突出却是不定的，有的学说实用性较强，有的则是析学性的解释表现比较突出。从墨家思想的整体来说，它的实用性优于它所具备的理论性。荀子曾评论墨子口墨子蔽于用而不知问(《荀子解蔽》)，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与社会现实联系比较密切，都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忧虑，如墨家希望在社会中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等等。墨家希望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剖析，让社会意识到当时的问题，能够促使社会按照墨家的主张发展。但是，时间、地点、事物、制度、诸侯国的存亡等因素都是变化无常的，此一时的主张并不一定适合彼一时的社会。当然，我们所说墨家思想的实用性大于理论性并非否认墨家思想的析学价值，只是我们所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墨学是以整个社会的善作为其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下层人民期待这种社会秩序的建立。但是，墨学中的兼爱、节用、非攻等思想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2.墨家思想自身内部存在矛盾
兼爱是指一种没有等级差别的互爱，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兼爱上》)，这里体现了墨家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平等观、但是，墨子又认为，天下之所以乱是因为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两义，十人则十义(《尚同上》)，故需要政长来管理社会，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尚同上》)，由此看来，君臣民之间的等级照样是为墨家所认可的，兼爱中的平等和这种等级分层是相矛盾的。
非命、明鬼都是墨家所认同的，然而非命所反映的是一种无神论，而明鬼则是一种迷信观，二者理应互不相容。墨家反对命贵则贵、命贫则贫、命寡则寡、命重则重，然而墨家又认为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非命上》)，把命与天、鬼、人联系起来，从而显得墨家思想的逻辑模糊不清，思想主张之间相互矛盾。
3.墨学思想中部分学说过于理想化
方授楚先生曾把墨学衰微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墨学追求的理想之过高也i，这其中不无道理、人人兼爱，互利无争应该是每一个社会都渴望的社会状态，然而，人的利己本性和社会多样性决定了兼爱主张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多样就意味着差别。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人人相互兼爱更是不可能，王公大臣之间，王公大臣与黎明百姓之间都是等级分明的，不可能推崇墨家所谓的兼爱。
节用、节葬、非乐思想与人们的口常生活相比过于脱离实际，节用、节葬、非乐说的主旨对象应该是王公大臣之类的统治阶层，其主要目的在于主张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减轻人民的负担，《节用中》说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正是其体现。墨家认为节用、节葬、非乐是一种积财之道，过度消耗财物可能导致国家必贫，人民必寡，邢政必乱(《节葬下》)的后果。尽管这种思想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封建君主主治的政治条件和礼乐兴旺的文化条件下，基本不可能找到实施它的土壤。
墨家思想的衰落既与各种社会因素相关，亦与各种政治因素和墨家思想自身因素分不开。尽管墨家思想在汉代以后鲜有大的发展，但是其思想内涵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融合在儒家、释家等学派的思想中，并随着它们的发展而成为其中的重要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