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汉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汉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汉译 来源自教育网
一、“如火如荼”的上世纪20年代 此后,陀氏的另一篇“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的作品《圣诞树和婚礼》也随即被翻译进来,名为《冷眼》,最初刊登在1920年《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上,后又被良浚、叶劲风、仲持等译者多次译介,还曾经选入在上海公民书局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和商务印书馆版的《近代俄国小说集
(一)》中。不难看出,陀氏同一小说被作译者多次译介的倾向已初露端倪。 1926年6月,韦丛芜翻译的《穷人》由北京未名社出版,这是陀氏作品的首个中译本,可称得上是中国陀氏译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鲁迅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很弥补了些遗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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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书以康斯坦斯?嘎纳特的英译本为主要参照,并参考ModernLibrary的英译本,后来又由鲁迅和韦素园分别根据日译本和原文加以校订而成,可谓是呕心沥血之作。此译本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成书后短短4年就再版了3次,到1947年为止,累计再版12次。在20年代后期,由于鲁迅等人的支持,未名社对陀氏作品的翻译工作是极为投入的,后又于1929年4月将陀氏小说《贼》选入在李霁野编译的短篇小说集《不幸的一群》中。 随着陀氏在国内小说界和读者群中影响力的加深,对于关涉作家生活与经历的引介材料便适时地成为翻译学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1927年,《小说月报》首先吹起了号角,于第18卷第4号上刊登了《死刑台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此篇随即选入进商务版的《文坛逸话》中。随后,陀氏的书信也进入了国内学人的文学视野。1928年,《语丝》第4卷第9期、第4卷第17期和第18期分别刊载了《陀斯妥夫斯基致兄米海尔书》和《朵思退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关于他们间的争端之信件)》。1928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李伟森译的《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记及回想录(上、下)》,值得注意的是下部,其中包括“托尔斯泰与司特拉可夫对于朵思退夫斯基之批评、司氏致托氏信(4封)、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答复———我给司特拉可夫的答复”等内容。此事端的导火索肇始于斯特拉霍夫在1883年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首次提到陀氏曾经诱奸过幼女;此信公开发表后随即遭到了陀氏夫人的严厉驳斥,因此也成为陀氏研究界的一桩公案,该译作中的相关内容首次向国人提供了这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1929年底,韦丛芜也将这部着作翻译出来,名为《回忆陀思妥夫斯基》,并于1930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同一本作家夫人的撰述在仅仅一年多时间内被两度翻译,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可说耐人寻味。
二、“深入译介”的上世纪30年代
这个时期,除了报刊继续零星地刊登一些作品外,几部大部头的着作———如《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也被翻译进来,这意味着陀氏作品的译介开始迈向深入和成熟的阶段。 1931年,正值陀氏诞辰11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陀氏作品翻译的小高潮。这一年最重要的收获是韦丛芜翻译的《罪与罚》由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该书由英译本转译,共分上、下两册,选入在“未名丛刊”系列中。此译本影响甚广,此后又由多家出版社再版,在第6版时,又由张铁铉用俄文详细修订了一遍,使译本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同年,泰山书店出版了袖珍版的《白夜》,编入在“万人丛书”系列中,《小说月报》第22卷第4号上将此书的部分章节发表,更名为《彼得堡之梦》。《诚实的贼》的英汉双译本也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编入在“英文小丛书”系列中;上海商务书局也于1931年6月将陀氏的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出版,选入在“世界文学名着”系列中,名为《淑女》,后来该译本选入到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中。值得重视的是,陀氏一生中思想与艺术的总结性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重要的篇章———《宗教大法官》也由周起应译成,名为《大宗教裁判官》,发表在《青年界》第1卷第5期上。 1931年4月,李霁野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共分8册;1934年被合为两册,书名改为《被侮辱与损害的》。此书虽非译自原文,但由于译者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处理和细致斟酌,仍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时,就选用了此译本。
至1931年11月,陀氏最具有存在主义风格的重要作品《地下室手记》由左翼着名作家洪灵菲译成,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时隔不久,该书局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译作《赌徒》,1937年此书又由上海复兴书局再版。 暨短暂的平静之后,便迎来了1935年至1937年5月的又一个繁荣阶段。陀氏的巨着《白痴》的第一部由高滔翻译出来,在《文学季刊》第2卷第1期至第4期上连载;他的另一部译作《温淑的心》也被选入在郑振铎主编的大型文学丛书———《世界文库》第11册中。1935年11月,上海大光书局出版了《房东太太》;几乎同时,《白夜》的斐琴、陈达人的译本也由联合出版社出版。老翻译家伍光建翻译的《罪恶与刑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译文较粗糙,发行量很少,因此影响力不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罪与罚》的另一个版本却广受欢迎,不到一年内就被再版了4次,这就是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的汪炳琨译本,1949年该书又由上海启明书店推出了新一版。基给阿尔车夫斯基夫人的信》。同年在《译文》第2卷终刊号上刊登了丽尼译的陀氏着名的文论———《普式庚论》,后来此篇又选进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版的《普式庚研究》中。
三、“坐标体系基本完成”的上世纪40年代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战争的影响,中国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之中。尽管条件艰苦,陀氏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仍然在顽强地进行着。
这一时期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当属耿济之,最重要的译作是他“自俄文原文全译”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1940年8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了其本人所译的名为《兄弟们》的上卷,但因战乱,直到1947年10月,该书全译本才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列入在“晨光文学丛书”中推出,名为《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这是国内第一部直接由俄文翻译过来的陀氏作品。这一时期耿氏译作还包括应上海开明书店之约翻译的《白痴》(1946年版)、《死屋手记》(1947年版)和《少年》(1948年版)。
《白痴》此前还出现了高滔、徐霞村的译本和高滔、宜闲的译本,前者由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1943年出版,后者由桂林文光书店1944年出版。《死屋手记》也有了两个新译本,分别是水平书店1943年版、庄严译的《死屋》和正中书店1947年版、韦丛芜译的《死人之家》。文颖的译作《穷人》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这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最流行的译本。
40年代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绩是邵荃麟的译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该书由英译本转译,编入在“世界文学名着译丛”中,于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由桂林文光书店出版,后于1946年5月再版。由于译者情感投入、语言酣畅淋漓,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都仿佛直抒胸臆、毫无斧弄造作之感,该译本在当时很流行,代表了解放前陀氏作品汉译的最高水平。 40年代后期,陀氏作品的汉译工作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全面地展开。1947年,正中书局拟定编撰《陀思妥夫斯基全集》,相继出版了韦丛芜译的《穷人及其他》(包括《穷人》、《女房东》)、《罪与罚》和《死人之家》3个卷本、4部作品,后该工作因内战爆发而中途夭折。无独有偶,文光书店于1946年便开始了《陀思妥夫斯基选集》的出版工作,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努力,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最终以九卷本的《陀思妥夫斯基选集》的出版宣告结束。其译作按时间顺序陆续出版的有:1946年5月,邵荃麟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46年12月,韦丛芜译的《罪与罚》;1947年4月,王维镐译的《淑女》(收入《淑女》、《女房东》);1947年4月,李葳译的《醉》;1947年8月,叔夜译的《白夜》;1947年8月,韦丛芜译的《穷人》;1948年4月,王维镐译的《地下室手记》;1948年5月,高滔、宜闲合译的《白痴》;1948年6月,叔夜译的《女房东》。
四、陀氏作品汉译历史情态的特点
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这近30年的时间内,陀氏作品的汉译经历了两个相对明显的热潮:一个是在30年代,形成了两个舒缓的小高峰;一个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两、三年,借正中书局与文光书店欲出《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和《陀思妥夫斯基选集》之力而盛。由于这两个阶段的集中译介,陀氏的许多长篇巨着被陆续翻译或重译,有的作品甚至多次再版,更是有多达十数家的出版店社先后参与其中。
在陀氏作品的早期刊行中,商务印书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往往采用丛书的形式,即通过“俄罗斯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文学名着丛书”等形式开展这项工作;30年代之后,陀氏作品翻译出现了“百社争鸣”的局面,其中上海出版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40年代后,文光书店、开明书店崭露头角,成为这个时代潮流的主力军,尤其文光书店历时
七、八年,终于完成《陀思妥夫斯基选集》的编撰,更是值得特别肯定的历史成就。
从译者的贡献来看,就不得不提及将陀氏作品首次由俄文直译的先驱者———耿济之。他开始这项工作的时间可追溯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虽然那时完成了《罪与罚》的译稿,却不幸毁于淞沪战争的战火中。而40年代他的成果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作品外,还包括《司帖彭奇阔伏村》,可惜未曾定稿。作为学者型的翻译家,耿济之文风一贯严谨,“总是力求忠实于原作,又使文句贴切流畅,便于我国广大读者阅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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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明书店曾经这样称赞他:“创作难,翻译尤难,万策风行,难事惟君称信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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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由于俄文功底深厚,耿济之的译文很忠实于原着,基本上把原书的风貌呈现出来,可称“信达”俱全,唯“雅”深藏。
从译本的来源来看,基本上是由英译本转译的。其中,康斯坦斯?嘎纳特的版本最受中国译者推崇。康斯坦斯?嘎纳特是英国着名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翻译家,她的俄国文学译着向以忠实原着、文笔流畅着称,其陀氏译作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郑振铎在为国人推荐的《英译的俄国重要作品》中,就开列出她所译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作品集》;韦丛芜在《罪与罚?八版序》中甚至希望“再花三年工夫,根据ConstanceGarnett的公认最佳的英译本,把陀氏小说全集译完”[4]
(7);其他诸如伍光建、李霁野、徐懋庸、张友松、邵荃麟、文颖、胡仲持等一大批翻译者也都是以此为蓝本的。
由于不是从原文翻译,而是借助英文转译,不可避免地存在韦丛芜、李霁野等人所谓的“做得很草率”[4](30
7)和“译本很粗糙”的“憾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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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也有一些译者由于自己的英文水平和文学素养较高,兼选用了嘎纳特的优秀译本为参照,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使译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比如文颖的《少年》、邵荃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经过后来的俄文校订后,都成为国内较为权威的译本。
纵览陀氏的现代中译本,不难看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能赢得译者的共鸣,邵荃麟就曾感言自己所以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原因,“恰是作品中所反映的客观生活的真实———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贵族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和他们的残酷、被迫害的人民的那种无可忍受又无路可走的悲痛、作品的形象中间所充满着的对压迫者的仇恨和抗议精神,读者从这部作品中首先被感动的,也正是生活中那些真实的东西,这些东西激起了我们对侮辱人和损害人的那种社会制度的仇恨”[7](60
8),这道出了大多数译介者的共同心态,尽管它们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主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类主题与艺术特点复杂的作品,它们则受到了冷遇,比如更能体现陀氏主体创作风格的《二重人格》、《群魔》等都未能进入现代中国翻译界的法眼中,由此可见国人传统审美心理、时代诉求等因素对陀氏译介选择的影响。同时苏联国内的文艺观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比如《陀思妥夫斯基选集?编者序》中解释了未收入《群魔》的原因正是由于苏联认为“《魔鬼》一书有些偏差”[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现代陀氏作品的译介工作起始于零零散散、东鳞西爪的“游击”状态,但依然可以从其灰蛇引线的自然情态中看出“潜龙在田”的恢弘气势。尽管整体的翻译质量还不尽如人意,比如存在译文中的删节较多、因不熟悉俄国文化和外文语法习惯所产生的偏误等。但历史应该承认的是,中国陀氏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在原始资料、工具书极其缺乏的简陋条件下,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基本上把作家作品的那种敢于直面人生残酷的“悲剧美”呈现给了中国读者,并且深刻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理情结与文学表达,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汗水充实了中国文艺的血和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