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例外主义”和冷战思维让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大打折扣。新兴力量的崛起进一步松动了战后秩序的根基。
●各国应共同探寻更加有效的国家和全球治理方略，共筑权责共担、各尽所长、公平正义、全面持久的全球秩序新框架。
●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根基，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战略布局。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中，各国携手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70年后，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恪守各国对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承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中国作为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积极维护者，一方面与其他国家一道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另一方面还担负着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的历史责任。
战后秩序为何难以为继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确立的，其突出标志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对国际事务的长期管理。历经70年沧桑，支撑这一国际秩序的若干核心原则仍在持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一是“主权独立”原则。《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明确规定“不干涉内政”，为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提供了规范，构筑了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面貌。二是“各国平等”原则。《宪章》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提供重要的法理依据。三是“集体安全”原则。《宪章》对使用武力的条件做出明确限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系列危机事件的升级恶化。四是“大国协商”原则。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被赋予引领责任，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力争兼顾公平与效率。五是“发展”与“安全”并重原则。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千年发展议程”等具体规划的制定旨在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困。
由上述原则所支撑起的战后秩序，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不仅维护了世界总体和平，而且为各国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构成战后秩序的这些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打了折扣。例如，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各国平等”原则的实现一直有很大局限性等。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战后秩序仍有不完备的特征，并包含一些干扰性因素。不完备，是指这种所谓的战后秩序其实并非真正的全球秩序。正如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中所言，战后秩序脱胎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很强的西方色彩，而除此以外，世界上还同时存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区域性秩序。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干扰性因素。一是美国的“例外主义”。美国虽是战后秩序的重要缔造者，但美国只是将其当做霸权工具，按照自身好恶对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随意做出解释和滥用，并绕开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我行我素。可以说，战后秩序的衰落与美国的“任性”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因素则是始终难除的冷战痕迹。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极大地削弱大国之间的合作氛围;冷战结束后，美国同欧洲、日本等国的安全同盟不仅没有解体，反而不断强化，矛头暗中对准中俄，始终给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与此同时，新兴力量的崛起，也在不断冲刷着战后秩序的根基，使这一秩序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群体崛起，造成传统权力结构失衡，各方围绕权力重新分配的战略博弈明显升级。经济全球化让各国之间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仅使传统的国家主权变得模糊，还带来了金融安全、移民问题、气候变化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全球性非传统议题，战后秩序明显应对乏力。文化多样化则使国际社会的价值判断和战略选择更难统一，西方文化、亚洲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冲突融合，正悄然改变着战后秩序的话语氛围和法理基础。时至今日，虽然战后秩序总体框架仍在，但基础已明显松动。
战后秩序带来哪些深刻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战后秩序的松动进一步加剧，并带来深刻的战略影响。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国关系失和，战后几十年来大国稳定格局面临考验。大格局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拉拢盟友对中国实施封堵，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上升;围绕乌克兰局势俄罗斯与西方展开激烈博弈，美欧对俄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双方关系跌至冰点，一些人预言欧亚即将上演“新冷战”;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龃龉不断，日本加紧修宪、备战，令人担心“一战”或将在百年后的东亚再度上演。
热点问题失控，凸显战后管理机构的能力赤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甚大，表明管理国际金融秩序的相关机构已难以确保全球经济有序运行。近年来，涉病、涉恐、涉网等多领域挑战更是层出不穷：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防控机制的薄弱;全球恐怖主义再度回潮，“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南亚、非洲恐怖组织遥相呼应，国际社会迄今缺乏良策;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乏善可陈;网络无序状况也异常突出，社交媒体成为恐怖极端组织的舆论阵地和招募平台，各国激烈争夺网空规则主导权。
经济增长失速，全球发展难题更加突出。由于长期以来全球发展高度失衡，安全困境对各国发展的制约日趋明显，以及新一轮全球经济谈判的分散性和竞争性，全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始终不足，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饱受经济萎靡困扰，并在苦苦寻找新增长点和新型发展模式。
各国治理失据，无形中削弱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内根基。在美国，继“占领华尔街”的青年运动后，种族矛盾严重激化，已爆发多次大规模社会抗议;欧洲多国负债累累，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外来移民不满情绪上升，欧盟信誉饱受考验;中东“阿拉伯之春”造成各国长期动荡、民生凋敝。201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前100名的国家中，有30多个国家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各种各样的国内困扰迫使各国政府更加“内向”，忙于独善其身，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明显减弱。 凡此表明，延续70年的战后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秩序已越发难以为继，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转型过渡期。
未来的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
这种将出未出的新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儿？对此，恐怕还一时难以给出明确答案，因为历史不会线性发展，未来国际秩序将主要取决于各方的战略选择。综合目前各种因素，我们仍可大致勾勒出未来国际秩序的几种可能前景。
首先是“大融合”的世界前景，即各国在经济领域合作共赢、政治领域包容互鉴、安全领域和平共处、社会领域国民相亲、思想领域多元统一的光明前景。虽然这种状态有些理想化，但也并非空中楼阁，战后秩序已为这一前景提供了总体框架，各国经过几十年磨合也初步形成合作的习惯和共存的机制，这也正是当前大国关系始终斗而未破的原因所在。只要各国心存善念、积极作为，这一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与之相对的则是“大分裂”的世界前景，即主要大国分化重组成彼此对立的集团，并发生难以逆转的战略对抗，世界再度陷入冷战式的两极对峙格局。由于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难以根除，冷战期间所遗留的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对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如果各国任由低烈度摩擦冲突不断升级发酵，最终导致分裂和对抗并彻底摧毁世界和平，也并非不可想象。
同样也不排除出现“大混乱”的世界前景。金融、网络空间、疾病等全球难题给各国的安全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全球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各国又各怀心思、拧不成一股绳，可能迫使各国制定自私自利、转嫁危机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各国合作应对全球危机的彻底失败，战后秩序进一步瓦解。眼下的中东已露出这样的苗头，亚洲和非洲也都有一些可能引发地区混乱的“突出问题”或“问题国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治理方略，这些难题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当前，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的战略选择将决定未来的世界能否延续和平与繁荣。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国家愿意退回到大国对抗的时代，重演一战和二战的颠覆性错误;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对当前的全球危机始终无动于衷，导致所有国家都沦为输家。在当前这个各国休戚与共的时代里，每个国家都必须着眼于本国人民的根本福祉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做出审慎、理性的战略选择，共同探寻更加有效的国家和全球治理方略，进一步协调合作、共谋发展、包容互鉴、互尊互信，共同构筑权责共担、各尽所长、公平正义、全面持久的全球秩序新框架。
中国如何布局对外战略
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秩序变革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是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积极维护者，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坚决反对任何否认、歪曲、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担负着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的历史责任。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根基，以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原则为基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等理念为指导，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战略布局。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主要大国的战略合作与对话进一步拓展。中国提议与美国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庄园会晤”和“瀛台夜话”两次“习奥会”深化战略互信，力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签署两军规避冲突谅解备忘录。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高水平推进，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及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确立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发表10年来第二份对欧政策文件，规划未来5-10年中欧合作蓝图，全面推进务实合作迈向创新合作;同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中国则力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加强战略合作。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亚洲理念引领地区发展，以亚洲智慧化解安全难题;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构想，强化与周边各国互联互通和合作共赢，沿线多国群起响应;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亚洲经济进一步腾飞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中非方面，中国提出推动“七大合作工程”、共建“三大交通网络”等倡议，双方在铁路、矿业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拉方面，举行首次中拉领导人会晤，宣布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应对各类全球热点问题。核问题上，中国明确阐述自己的“核安全观”，强调发展和安全、统筹和差异、自主和协作、治标和治本“四个并重”。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每年拿出2000万美元支持南南气候合作，并承诺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网络空间问题上，中国主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建立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所有这些举措和主张，都是在国际秩序深刻转型、中国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做出的长远部署，是对各国平等、大国协商、集体安全、共同发展等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维护和推进，更是在履行中国作为新时期“负责任大国”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