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冷战时期作出的具有全局性的对外战略决策，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中苏结盟与朝鲜战争，第二次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第三次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第一次，中国在与苏联结盟后不久即出兵朝鲜;第三次，中国与美国建交后不久即出兵越南，显示出中国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某种关联。
中苏同盟与出兵朝鲜
1947年春夏，在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的时刻，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斯大林这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确切动机，也没有考虑过中共掌权后双方建立何种性质和程度的关系。直到1948年春季，斯大林才开始关注中共的发展，并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他的态度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军队在内战中正取得主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欧洲紧张局势加剧。
目前公布的档案证明，是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首先提出与苏联缔结条约的，但斯大林未对签约问题作任何回应。
中苏结盟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困难和麻烦，其中最复杂的是与盟国苏联的关系。双方需要协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即中国是否出兵及中国出兵后苏联承担何种义务。
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中苏必须协调一致，而且，苏联有必要也有义务提供援助。
1950年10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决定出兵的第二天，毛泽东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认为中国军队装备很差，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莫斯科，告诉斯大林中国这边的“全部打算”。
中国当时需要的援助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向参战的中国军队提供充足的军事装备和各种物资援助;中国购买的军用物资由苏联提供贷款支付，以免影响中国经济而导致国内民众不满;尤为重要的是向中国提供空军支持，包括向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中国的本土重要目标提供空中保护，以及增加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和人员训练，以便中国空军能尽早参战。
周恩来和林彪找到正在休养的斯大林。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军队参战需要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还需要很多种武器装备和弹药。斯大林表示，完全可以满足中国对武器装备的需要，而空军则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因为需要时间作准备。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曾向中国领导人承诺，一旦中国出兵，苏联将提供空中掩护。而后，他在此问题上大步后退，在中国决策层造成震动，毛泽东立即要求已到东北的彭德怀赶回北京，重新讨论基本的战略问题，包括无法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是否还要参战，以及如果坚持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10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立即出兵。当晚，毛泽东会见罗申，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同时强调，苏联空军参战“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10月14日前后，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最后的战略计划和作战目标。10月19日，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从那时起的三年多时间，中国与美国展开了大规模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朝鲜半岛基本恢复到战争以前的状态。
朝鲜战争导致冷战在东亚大规模蔓延，把新中国推到了东亚冷战的前沿，中美之间的敌对固定下来，并长期持续，中国与苏联的同盟被强化和扩展。
中美建交与对越作战
仅仅从时间的顺序看，就能推断中美建交与中国对越作战决定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完成中美建交谈判，以及邓小平随后访美，都同他们对全球和印度支那地区的战略形势的认知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决定对越作战与决定中美建交，看似在两条并无交集的轨道上向前延伸，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就是当时的决策者邓小平。实际上，争取美国支持中国对越作战，的确成为邓小平随后访美的重要使命之一。
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卡特时就说过，中美现在没必要结盟，但没有同盟这种形式，并不妨碍双方展开密切的战略合作，共同对付苏联扩张。
2月15日，中国决策层作出开战的最后决定，邓小平第二天通报美方，中方将对越南展开速战速决式的军事打击，这将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
中国开战后，卡特政府随即向苏联发出了不得军事介入的明确信息，并进行了威慑苏联的军事调动，而且，美国还向中国提供了有关苏军部署的战略情报。
中美战略合作从中国对越作战开始，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布局也因此固定下来。在随后的十年里，中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
中美建立战略关系和中国对越作战，导致东亚地区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的战略决策彻底杜绝了苏联模式在东亚扩展的可能，使东亚地区得以整体性地进入世界体系，并终于成为今天与北美、欧洲鼎足而立的第三个世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