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落幕当天，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气候协议项目负责人罗伯特?斯塔文斯教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阐述他对仓促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的评价。在做了长篇深入分析后，斯塔文斯教授总结说：“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谈判不是一场短跑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角逐。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唇枪舌剑、明争暗斗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各方斡旋和妥协下出台。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都表达了希望立即行动的愿望，但各国利益诉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气候变化，已从20世纪80年代发端的一个较为纯粹的科学议题，转变为当今世界重大的政治、外交议题。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出现的新动向2009年以来，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新的动向：
一、美国调整其国内政策，表现出重视气候变化，积极参加国际谈判，国际压力相对减轻，矛盾指向有所变化。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与美国能源与重工业利益集团比较疏离、在政治上倾向于推进环保和节能减排。
奥巴马上任后，除了将科学界强力支持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人物纳入内阁和白宫决策团队之外，还领导行政当局加强与国会沟通，积极推进《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已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如参议院也通过并由总统签署完成立法程序，其中有关征收“碳关税”的条款将严重打击中国高能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二、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提出到2020年的绝对减排目标，同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承担可量化的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设置不同标准，以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排放国为由头，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类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要求以及减排时间表。
这一策略分化了发展中国家的阵营，中国自身的发展合理需求，在小岛屿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中失去支持。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金砖四国”之间由于利益诉求各异，也导致在对待减排问题上全球力量平衡频繁发生变化。
三、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大、经济总量大、发展水平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也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国际上要求我国承担更多责任，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明确要求“经济上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任务。
美国、欧洲政客变换手法，找到新的借口，行一贯压制之实，推行“气候外交”已成为现实。
四、中国政府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局势和外交举动，实为我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2009年年底时作出的一些重要表态，许多内容被西方主流媒体严重曲解，在这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安全议题上，西方主流媒体与西方政府已形成事实上的“共谋”，按照它们的设想和战略目标，向国际社会任意解读(甚至故意误会)中国政府试图传递的信息。
上述新动向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报道，尤其是对外新闻报道上，全力维护国家利益，服从服务于我国的环境和气候外交工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舆论争夺日趋激烈在国际气候谈判紧锣密鼓的态势下，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舆论争夺也日趋激烈。
我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领先的中国设定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减排目标。这一结构性冲突已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
我国坚持发达国家应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用于减排的资金、技术和其他手段，而发达国家强调应由自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资金、技术等资源分配(实际是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来垄断先进环保技术并以提供技术再度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针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一段时期以来国际气候外交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有必要系统、全面、深入、恰当地设计、组织、报道有关气候变化的新闻。
首先是要及时、准确地表达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这些机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环保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
表达的重点是：中国和谐社会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对节能减排的重要影响、外交方面与小岛屿国家和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