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全球贸易处于低迷的形势下，中国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高达8512.1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37.1%。其中，出口4383.7亿美元，同比增长 34.6%，居世界第三位； 进口4128.4亿美元，同比增长39.9%，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
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地位的改变，中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需要认真面对、深入研究，并适时转变观念，调整对外贸易的发展思路和政策。 新形势与新要求 第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
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东亚地区尤其引人注目；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天然秉赋，更取决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制度等要素的动态变化；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的规则日益强化，以往推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的政策措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迫使各国转向更加开放的竞争战略. 第二，区域一体化迅速推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示范与刺激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方兴未艾。
到 2002年底，世界贸易组织累计收到 250个区域贸易协议的通报，预计到2005年，世界上将有300个区域贸易协议。区域贸易协议具有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双重效应，有利于成员国企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区域内贸易将由此增加。
尽管参加区域贸易协议会对国内部分原有产业造成冲击，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区域贸易协议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第三，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本国的出口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由于国外投资的大量进入，国内外贸体制改革和竞争压力的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大大提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但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逐年增加，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经贸环境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提升出口竞争力，而是要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通过开放市场让贸易伙伴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机遇，努力创造一个共赢的新局面。
上述形势变化的特点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贸易政策都应该在国际新形势、新要求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经济潮流，更好地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政策取向发生重大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WTO)现有的决策机制框架是“每一成员一票、全体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的表决方式。
在任何问题上要达成一致都相当困难。因此，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颇高。
这也是为何WTO成立以后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区域化多边贸易协议的原因。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取向也顺应了这种变化趋势，在积极参与 WTO事务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性的金融、贸易和经济合作。
第一，中国积极参与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
3)的合作机制。目前虽然还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但它为东亚各国之间的沟通，一些具体合作项目的落实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
在“10+3”之后，中国又加强了与东盟的合作，形成了“10+3”的合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11月与东盟签订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使中国与东盟之间在10年内建立一个包括17亿消费者、约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以及1.23万亿美元贸易的大自由贸易区。 第二，2003年，中国内地先后与香港和澳门特区签订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协议。
由于香港和澳门都是自由港，这种安排也就表明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内地的决心与诚意。 第三，2003年，中国领导人还在不同场合表示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组成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意向，并努力争取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
第四，中国还努力在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推进经济和贸易合作。这一组织范围内的经济部长级会议机制已经建立。
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合作关系也在不断发展。 中国政府调整政策取向，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区域内的贸易经济合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东亚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据2003年前 10个月的统计，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已达到 49.4%，其中出口为44.5%，进口为54.4%。
日本、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湾以及韩国都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中国也已经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
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相互间的贸易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制成品是差异性产品，因此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使得各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互补性的产业间贸易，也可以利用规模经济进行相似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这使得中国加强区域内的合作有了更广阔的基础。 对外贸易格局明显改变 多年来，我国已习惯于外贸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出口增长速度快于进口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和对外贸易格局。
2002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分别为21.2%和22.3%，出口只稍快于进口，就已经改变了前几年出口增长明显快于进口的态势；2003年进出口增长更快，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39.9%和 34.6%；出现了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的变化。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出口需求已成为实现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增长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主要进口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并且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进口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因此，进口的增长提高了中国的供给能力和出口能力，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全球生产结构的调整和转移，全球的贸易格局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中国正是这个变化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由于世界主要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国正在将其生产向中国转移，它们的制成品出口相对减少，而中国不断增加。
2003年初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以2002年为基础，到2020年，中国总的实际GDP仍小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将接近美国，大大高于日本。大约到2005年，中国会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2010年成为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和欧洲，而超过一半的进口将来自东亚，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东盟国家。因此，如果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东亚、欧美，那么一个贸易大三角就会出现。
这个大三角在2002年的特点是，中国以及东亚都对欧美有贸易顺差，而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既有顺差又有逆差。但总的趋势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会出现越来越大的逆差，而中国与欧美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与欧美可能转为逆差。
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流向已经显示，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全面逆差，说明这一趋势开始变得明朗。 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这样一个趋势对中国隐含着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和强烈地显示出来。
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更大。第二，中国的经济贸易必然会与东亚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由于中国与欧美可能会有较长期的贸易顺差，因此与欧美，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会不断产生。 新贸易壁垒影响愈益严重 加入WTO以来，以技术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愈加趋向严重。
从目前趋势看，我国受限制的产品品种越来越多，设置壁垒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广，因而新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障碍。新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准入和竞争力两个方面：
(一)对市场准入的影响。新贸易壁垒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国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
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四：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企业无法承担，不得不退出市场；四是由于进口国为限制进口而实行双重标准，限制了我国产品。
(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新贸易壁垒对企业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一是技术、环保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的投入使成本增加，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二是国内缺乏先进的测试设备，进口大量设备增加了出口企业成本；三是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NextPage] 新贸易壁垒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主流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新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冲击将更大，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对新贸易壁垒，关键在于企业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加强环境管理和职业安全管理，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综合能力上缩短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
同时，由于新贸易壁垒涉及到技术、法律以及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政府须发挥主导作用，帮助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突破新贸易壁垒。 中国已进入贸易磨擦高发期 目前，我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3年的8.95%。
外贸依存度提高成为近来中美贸易摩擦频率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2003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国的彩电、纺织品、家具等商品展开一系列反倾销调查，并指责中国人为控制汇率向美国输入廉价商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磨擦的高发期。
贸易磨擦高发期的到来，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我国出口迅猛增加，但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且多为最终产品，在进口国的零售市场上中国产品随处可见，给进口国直接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二是我国对外贸易区域不平衡，在总体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情况下，对美国等个别贸易伙伴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三是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中的底部地位，真正称得上丰裕的资源只有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比较优势，这种格局不仅使我国在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中只能控制生产中的低附加值加工环节，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诉讼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低成本的竞争摩擦，摆脱底部依赖，向上层产业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加工贸易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
因此，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压力，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都将面对的，这也是任何一个新崛起的贸易大国都无法回避的。 为此，我国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慎重应对贸易磨擦高发期。
如，提升出口产品结构；规范出口秩序；加强对企业的指导与协调，积极应对各种贸易纠纷；加大对外投资力度；采取政治、经济多种手段，处理好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关系，维护稳定的经济贸易环境；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完善原产地规则，加强出口产品原产地证管理，消除由于统计原因造成的贸易不平衡。
追求贸易顺差的观念亟待改变 传统贸易观念认为，出口就是为了创汇，因而，顺差是好事，逆差是坏事。这一观念长期主导着我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
2011年1月— 4月，我国外贸经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异常现象：在进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累计高达10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一时间，要求关注贸易逆差的呼声不绝于耳。
5月份当月出现了21亿美元的顺差，立即被认为是扭转了贸易逆差的局面，是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取得的重要成效之一。其实，顺差和逆差都很正常，一国的对外贸易应追求长期的进出口基本平衡，而不是长期的贸易顺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首先，近年来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争端不断涌现，我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其次，贸易顺差赚回来的是美元，虽然增加了外汇储备，但从资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是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第三，持续高额顺差导致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进而又导致了资本净流入增加，资本净流入增加又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四，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会转化为货币大量投放的压力，成为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相反，贸易逆差的结果也并非都是坏处。第一，适当逆差有利于缓解短期贸易纠纷，有助于贸易长期稳定增长；第二，逆差实际上等于投资购买生产性的设备，只要投资项目选择得当，比存在银行里所带来的效益更高，这样既可以补充国内一些短缺的原材料，还可以很快地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以及增加经济总量；第三，逆差还能减少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缓资本净流入的速度，从现实情况看，2011年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已较上年下半年有所减轻；第四，短期的贸易逆差还有助于缓解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因此，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不仅应当彻底转变观念，放弃出口创汇、追求顺差为目标的传统观念和做法，确立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政策，综合权衡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而且要加快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质量和结构提升的轨道。
应当说当前有一点逆差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 中国外贸战略期待转向 很多人都认为，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经验。
因为不仅中国，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也都是依靠外向出口型经济而逐步起家的。由于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我国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口导向战略也是中国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再加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有8年的逆差，甚至出现了外汇储备危机，这就使得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出口导向贸易政策取向在我国逐步固化。
另外，长期的计划经济基础，也使人们在观念上始终认为高进口对于经济发展更具负面作用，如侵占国内市场、冲击国内企业等，导致在发展对外贸易时更关注出口。这种“重出口轻进口”的政策导向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实取得了成功，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实际上，仔细分析过去10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将发现不单纯是出口，而是出口与进口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出口带来了需求；另一方面，进口推动了技术引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甚至比出口还大。
如进口石油、铁矿石、钢材、机电设备等，作为初始投入的一部分从供给层面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特别需要国外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2011年前4个月累计 108亿美元的高额逆差是大进大出条件下产生的逆差，而且是国内旺盛的经济增长需求所带动的进口增长，弥补了国内资源、设备短缺，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属于健康的增长。
当然，从长期趋势来看，国家利益的实现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平衡。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等各方面因素，一个基本平衡的贸易差额也应该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
因此，我国外经贸战略应由传统的出口导向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出口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的贸易导向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