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将暴力与美学相结合产生的‘暴力美学’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一个从形式感出发的批评术语。[1]女作家迟子建的暴力叙事同余华、莫言作品中对血腥暴力的暴力大相径庭，她是在柔婉、细腻、温情之中来书写暴力的，是为美好、和平作衬托，引起人们的思考，惊醒世人，创造和谐。这种对于暴力的美学处理与考量，同日本漫画家宫崎骏有异曲同工之妙，核心是表现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平主义及女权思想的深度思考与探究。
迟子建作品的暴力画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间的暴力关系
人与自然间的暴力关系在迟子建小说中主要围绕着生存展开，因此这种暴力是指人们为了生存，遵循自然法则而进行的一种暴力行为，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主要表现在狩猎方面，即猎杀。《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为了生存猎杀熊的场景描写：“枪响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跟着蹦了出来，堪达罕的鲜血已把湖心染成黑夜的颜色”[2]对自然生存索取的敬畏感，使狩猎“堪达罕”的活动呈现出一种宗教仪式色彩。暴力在这次猎杀活动中不可或缺但却并未被过分渲染，而是以一种类似英雄死亡的悲剧色彩加以体现。无论是自然崇拜还是人定胜天，都是对于主客体间关系的一次认识，也将直接决定一位作家自身的认知能力与人文精神。
在自然疾病面前人们表现出了自身的弱势姿态，这种弱势表现在无辜的人们并未对自然采取任何行动，却遭到了自然无情的伤害。相反对于自然的贪欲索取同样会遭到自然疯狂的报复，但报复的对象往往是处于生存状态的底层群体，真正以来自然获取奢侈生活的人仍会超脱于自然之外，比如人们无限开发自然，自然也必将反作用于人类，矿难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案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通过矿难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自然暴力。作者不是直接描写矿难的惨相，而是通过对矿难及其原因的揭示，挖掘了矿难的社会原因和人们道德底线的失守，对矿工妻子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将暴力的场景消淡在道德的追问与反思中。
二、男权话语下的暴力叙事
在男权社会中，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对女性拥有着绝对的权威，甚至于对女性违反法律前提下的伤害在民间话语中也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从而使女性往往承受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伤害。作为女性作家的迟子建发现了，即使在现代中国，这种男权性话语权力依旧牢固地存在于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受到暴力行为成为了一种普遍而极其正常的现象，同时她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于是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还会看到女性反暴力男性的情节。如《野炊图》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强奸的描写极具典范性，因为这其中的男权话语与政治权力相结合。
然而迟子建对暴力描写的贡献就在于，她不只是以一味的述说女性的悲惨来换取读者的怜悯和施舍，相反，她还通过讲述故事来描写女性的奋起和抗争，以及受男权文化浸染女性自身的暴力。在《第三地晚餐》中陈师母冷静的讲述自己为捍卫权益而杀了丈夫和他情妇的过程。
北方女性的泼辣、大胆、敢作敢为、嫉恶如仇、不计后果的特点在陈师母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种性格是和南方妇女的温婉、贤淑、胆小不同的。同早期东北女作家一样，迟子建的小说中对能体现东北女性暴力的描写也很多，正如萧红笔下的王婆一样，陈师母身上突出地显露出东北的地域色彩，透露了东北女性对暴力行为的热衷。
三、战争背景下的暴力美学
战争暴力是暴力美学的重要组成，战争屠杀的场面往往使人感到人性的冷酷和残忍。同时战争又是考验一个民族承受力与宽容度的特殊景观，战争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往往以视觉的感官刺激为主要表现形式，无论我们如何美化、升华战争本身的意义，它带给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永远是抹不掉的伤痛与痛苦记忆。迟子建的战争景观与其他作家相类似，仍然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人性的光辉几乎被抹杀殆尽。但迟子建的独特之处也恰在于此，同样描写战争，她却能通过精妙的叙述和细致的描写，在向读者展示战争血腥，批判冷血暴力的同时，也向人们透露出呼唤美好和平的信息。迟子建的小说，最能代表其战争暴力的是《伪满洲国》，其中有大篇幅的屠杀惨景。
迟子建是一个爱憎清楚、是非分明的作家，她写暴力，绝不是为了故事的需要而像余华、莫言热衷暴力描写一样，她写“暴力”是对“非暴力”的一种追求，是对美好人性、人类和平的一种执着向往。迟子建前期小说中这种暴力倾向不是很明显，自2003年以后作者将这种暴力直接表达出来，或许这正是作者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渴望，希望那种安详、宁静、平安要永久的存在于人间。作者作为一个反暴力主义者的倾向作家，写暴力却希望暴力消失，写杀戮却盼望和平，迟子建对暴力的描写以及暴力美学的矛盾态度，表明了女作家具有的善良本性和崇高的人格。
参考文献：
